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定阶段，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长总是会推动文化需求的上升，因而刺激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的生成，以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合理方式，缓解供给不足的状况。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速度快，文化需求也在觉醒之中，但是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却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使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缺乏与供给方有效的互动与链接：一方面是巨大的潜在需求不能实现，另一方面是大量无效的产品供给，以及更加巨大的文化资源不能产业化。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市场体制和机制的持续合理化构建，来缓解这一矛盾。
（一）尽管文化消费热点迭出，但是总量过低，基本面仍然比较沉寂，多种原因制约了文化消费需求的释放
在前面的年度形势分析中，我们做出了消费“平稳增长”的判断，这是在时间向度上的结论。从横向比较的意义上说，特别是将目前消费的总体水平和经济普查后调高的人均GDP相比，我国目前文化消费相对比重下降、总量过低的状况还是比较突出，增长速度也远不能令人满意。就文化消费的基本面而言，多年来所预测的巨大的、带有结构升级特征的增长还没有出现，消费热点还仅仅是局部的现象。
2006年我国文化消费总量约为4685亿元左右。一个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以上的13亿人口的大国，文化消费总量在4000亿~5000亿元之间，这不是一个合理的数字。根据国际经验，一定的GDP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以及一定的文化消费支出有相关性。在2003年《文化产业蓝皮书》的总报告中，我们曾经根据这一理论数值计算，当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恩格尔系数应该是44%，文化消费应该在个人消费中占到18％，总量应该是10900亿元；如果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恩格尔系数应为33%，文化消费在个人消费中应占20％，实际消费总量应为20100亿元。根据这一算法，2005年我国人均GDP就已超过了1700美元，文化消费总量却只有4150亿元左右，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000亿元以上。换句话说，我国居民的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仅仅不到1/4。
我国目前文化消费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消费面看，首先是我国城乡之间特别是不同阶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目前我国中低收入阶层达到115亿人左右，是基本的消费群体，居民收入扣除衣食住行、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准备等支出后，可用于文化消费的收入其实很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其次是目前我国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时期，原来由国家统包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逐步改革为由国家与个人共同负担，导致居民收入预期越来越不确定，居民谨慎消费，消费倾向不断下降。最后是目前文化消费主体素质不高、消费意识淡薄、消费观念落后，抑制了娱乐性文化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
从供给面看，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效供给不足了。我国文化市场开放程度过低，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管理不规范，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尚未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最终导致有效供给短缺，真正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尤其缺乏，使得潜在需求得不到开发，已形成的有效需求也不能满足。
无论用什么原因来解释，如此大的供需差距都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现实。而反过来看，这的确又是一个存在巨大潜在投资机会的领域，关键是如何转变资源配置机制，构建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使潜在的投资机会变为现实。
（二）经济普查凸显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不足的“战略性短缺”，市场开放不足使得文化体制改革成果难以检验，产业发展步伐不快
我国经济普查后的数字尽管有一定缺陷，但不能否认的是，我国文化产业“战略性短缺”的形势还是十分严重，亟须以改革促进产业的迅速发展予以缓解。现在的问题是，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与文化市场开放的步骤不协调，市场开放不足使改革后的文化机构没有伸展的空间，无法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中迅速成熟，因而令改革的效果打了折扣。
2003年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提出了“新文化发展观”，结束了多年来“双轨制”的历史，改变了一线文化机构与国家的关系，使之开始向市场主体转变，但是现在看来，令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还有待时日。目前我国的文化市场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也没有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关系，参与改革的国有文化机构难以在真正的市场环境中学会生存之道，因而也就难以通过市场检验改革的成效。与经济的发展相比，文化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还是太低；与已经大致成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文化领域的行政干预色彩还是过浓；与已经开始步入正轨的国企改革相比，国有文化企业还是显得不伦不类，无法按照规范的现代企业方式运作。
出版业在产品层面上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而企业化和股份化依然步履蹒跚，文化资本市场缺乏开放竞争是重要原因。从表面上看，仍然由政府主管部门控制着的、由500多家出版社构成的出版环节，实行着自负盈亏的企业化运行体制，但实际上，40％的畅销书的策划出版功能已经转向了总数达到近4000家的民营工作室参见本书“行业报告”篇。，50％左右的发行渠道实际上已经是民营发行机构的天下，其中一些颇具规模的民营发行商实际上已将出版社变成了自己的编辑部。近年来，国有出版机构依旧在行政性垄断的特权保护下运营，越来越“有名无实”，民营书业在市场中发展壮大，却又不能“名正言顺”。这种格局已经造成了国有文化资本的流失。本书中关于出版业的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出版机构库存逐年上升，其增长速度高于销售额的增长速度，2005年库存与年销售额之比已经达到100％，说明相当部分的国有出版企业已经资不抵债，成为空壳。
广电业市场化程度更低。虽然确立了“剥离转制”的改革做法，已经形成了由国有和民营制作机构共同构成的内容生产商群体，但是由于制作机构和播出机构的体制不同，难以形成正常的市场交易关系，致使内容制作机构备受煎熬，经营活动难以为继。本书中关于动漫产业的研究报告显示，在进口动画片的低价冲击下，我国电视台的播出费极低，相对于动画片的制作成本几乎达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电视台播出费只有制作成本的1/10）。如此低的回报率只能让动画片制作企业停止迈向市场的步伐，转而寻求政府的支持，因而出现了市场机制不断萎缩、播出机构在政府推动下不断增加、节目需求飞速攀升的不良局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已经形成平分天下的局面，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在数量上已经不占优势，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从监管角度看，必须考虑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反垄断”问题了。如果已经“企业化”了的国有文化机构仍然要求特殊的产业政策保护，甚至攫取市场垄断利益，将对整个产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战略雷同，可能落入产业发展的陷阱
研究显示，与我国经济发展东、中、西部不平衡的发展形势相一致，文化产业发展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态势，在整体发展不足的形势下，出现了文化资本的局部过剩。本书基于经济普查后公布的文化产业统计数据，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形势进行了专业分析，发现文化产业诸多指标均显示东部地区好于中西部，但是投资收益数据却显示出西部省份高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我国文化产业总体上发展不足，但是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更为突出。东部发达地区高于平均水平，已经开始出现产业单位过于集中、产业能力过剩、资产收益下降的情况；中西部地区则产业发展不足，资产收益大大高于东部发达地区，大有可为。这也说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文化资本过于集中，逐步成为文化资本输出地区，而西部的投资机会则好于东部地区，成为吸纳投资的最佳区域。
区域发展不平衡本身是正常现象，关键问题在于是否有合适的发展战略，以实现良性的发展。目前，全国许多省市都完成了“十一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尽管都力图在盘点地方文化资源基础上制定发展战略，但是仍然有发展思路单一、产业结构雷同的问题，区域特色不够明显。近年来，全国各地发展文化产业的热情高涨，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发展动漫游戏产业的趋势，超出了自身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条件，必将陷入经营困境，成为不久就会到来的新一轮“洗牌”中的牺牲品。能否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别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四）发展冲动巨大，新兴文化产业发展迅猛，但是政策供给不足，监管手段滞后，发展环境不顺
近年来我们在蓝皮书的“总报告”中一再强调了一个观点，即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较快，文化产业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又存在“战略性短缺”，于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冲动很大，造成改革和发展处在一种“紧平衡”状态。目前看来，由于各方面发展文化产业的热情空前高涨，高压态势仍在继续，但是全国统一市场还没有形成，行业、区域壁垒所导致的条块分割问题依然严重，发展环境依然不顺。为了追求发展的短期利益而重新启动传统体制和机制的情况，以及因改革滞后、政策供给不足而拖发展后腿的情况都有出现。
比如说，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各种“产业基地”、“产业园区”不断涌现；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文化节庆活动不断举办，动辄就投入大笔资金，开展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以行政命令指挥企业上阵，令一些企业疲于奔命。热闹过后，企业却发现，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产业发展环境并无改善，于是继续向政府要政策、要资源。而政府也发现，在财政资金支持下营造出来的发展氛围，还需要财政资金的后续投入才能维系。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持续博弈的过程抑制了市场机制的形成。
在东部发达地区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之后，出现了文化部门与科技部门携手，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宣传文化部门、科技教育部门连同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积极合作的有利局面。不同部门都开始在资金上向文化创意产业倾斜，有关文件也明确规定要以“产业基金”和“专项资金”等手段促进产业的发展。但是，究竟如何为各类产业资金设计出安全、高效的使用方案，以至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又成为新的问题。
并且，对新兴产业如何实施有效的政府监管也正在成为亟须创新的领域。如前所述，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开辟出新的产业发展空间，但是也凸显了新的监管难题。“网络博客”的超常增长如疾风迅雨般袭来，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全民DIY”在落实了平等文化权利的同时，缺乏个人自律，道德责任缺失的状况也颇为明显。
从传统体制下发展文化事业到改革体制以发展文化产业，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文化创意产业的强势崛起，又出现了新的政策创新要求，我们所面临的局面是复杂而紧迫的。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并且已经超越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初期动员阶段，应该以一种从容的心态面对挑战。我们既不能不加思考地盲目追赶，也不必由于可能出现未曾预料的发展形势而盲目焦虑。不择手段地推动产业的发展，与害怕“管不住”而抑制发展的要求，都是有害的。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将文化笼统地作为意识形态来管理的国家，消极防御和盲目赶超是典型的旧传统文化心态，现在应该有所改变了。
（五）文化产业发展高潮的兴起与理论研究的落后形成落差，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机制落后于发展现实需要的状况日益突出
文化产业须借助于现代科技的推动，并以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利用为基础，是一个特别依赖于人力资源的现代知识产业，但是我国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极为落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机制远远落后于现实需要。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为滞后。近20年来，文化产业相关理论已经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新的热点，并日益显示出当代学术研究的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的特点，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独特品格，已经在政策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发展趋势迄今为止尚未在我国产生应有的反响。本应是主角的经济学家们由于研究文化产业机会成本过高而无暇顾及，文化学家则局限于文本研究的学科传统而难以进行规范的产业分析，传媒学对于文化产业的核心领域的研究比较专业，但是仍然有视野狭窄的问题。近年来，有关部门举办了大量的与“文化产业”有关的论坛，但它们大多具有浓重的“造势”与“做秀”的色彩；成立了大量以“文化产业”为名的研究机构，但实际研究能力有限；撰写了无数“专著”和“论文”，但篇幅的浩大往往不能掩饰内容的贫乏。在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巨大需求与建设性成果的有限供给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落差。
教育机构则是另一番情景。随着文化产业发展被列入国家发展战略，我国各高等院校积极开辟新专业，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增长速度极快，特别是动漫游戏等热门专业已经形成了相当可观的规模，但是，在师资力量、教材准备、学科建设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明显不足。这一状况令人担忧。近年来，对于教育领域中的问题各方面批评不绝于耳，文化产业的教育又是一个例证。国家有关部门对教育发展缺乏规划，对教育质量忽视控制，致使教育机构为了增加收入而盲目开办热门专业，是目前乱局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对文化产业学科定位不清，政策指导和支持不够，则是直接的诱因。
理论研究给予文化产业发展以智力支持，教育机构奠定文化产业长远发展的人才基础，我国文化产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