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的若干分析
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的总体评价
领导干部对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的总体评价是：5.4%的人认为“非常好”，67.9%的人认为“比较好”，20.5%的人认为“一般”，5.4%的人认为“不太好”，另外有0.9%的人表示“说不清”。认为“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合计占73.3%，这一比例与2000年和2002年基本持平，但明显高于2004年，低于2005年的79%。
对2006年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与前一年相比，8.9%的人认为“上升很多”，这一比例是近几年调查中最高的；52.7%的人认为“略有上升”；31.3%的人认为“基本持平”；2.7%的人认为“略有下降”。“上升很多”和“略有上升”两项合计为61.6%，2001年、2003年和2004年均超过70%，只有2002年仅达到53.4%。
2006年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工作的进展情况
与往年的调查一样，2006年的调查仍然分“显著”、“不太显著”和“很不显著”三个等级，由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当年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价。同往年不同的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所列工作做了一定的调整，即取消了“打击走私”、“实施住房制度改革”、“实施科教体制改革”三项，增加了“促进教育公平”、“解决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问题”等两项内容，并把“推进医疗制度改革”置换为“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
根据给予工作进展“显著”评价的人所占比例分析，所列17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是不平衡的，有些工作的进展比较显著，有些工作的进展则不那么显著。
得到60%以上领导干部进展“显著”评价的工作共有两项：一是“保持经济增长势头”，二是“处理国际事务”，分别为68.8%和67.9%。这说明，领导干部对上述两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是充分肯定的，与这两项工作的实际进展情况也是完全吻合的。从近几年的调查结果看，领导干部每年对这几项工作进展的评价都是相当高的。与往年不同的是，“扩大对外开放”得到“显著”评价的比例下降到60%以下，但仍居第三位。
得到40%～60％领导干部进展“显著”评价的工作共有五项，分别是：“扩大对外开放”（59.8%）、“处理台湾问题”（57.1%）、“减轻农民负担”（46.4%）、“推进理论创新”（46.4%）和“惩治腐败”（45.5%）。同往年相比，“惩治腐败”、“处理台湾问题”得到“显著”评价的比例有很大幅度的上升；“推进理论创新”、“减轻农民负担”得到“显著”评价的比例也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2006年这几项工作得到了比较大的改进或加强，也得到领导干部的认同。
得到30%～40％领导干部进展“显著”评价的工作只有一项，就是“建设精神文明”（32.1%）。
除上述8项工作外，其他9项工作得到进展“显著”评价的比例均低于30%。尤其是“调整收入分配”、“解决失业下岗问题”、“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促进教育公平”等4项工作，得到进展“显著”评价的比例均低于10%。
从进展“很不显著”的比例看，有6项工作超过20%，分别是“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45.5%）、“促进教育公平”（36.6%）、“改革社会保障制度”（27.7%）、“解决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问题”（25.9%）、“调整收入分配”（22.3%）和“解决失业下岗问题”（21.4%）。这几项工作，也恰恰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做好的重点工作。
2006年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领导干部对2006年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判断情况。
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调查问卷中增加了三个选项，即“地域歧视”，“看病难、看病贵”，“教育不公平问题”，与此同时，取消了“拖欠离退休人员工资”和“法轮功现象”等两个选项。
在所列16个问题中，根据选中的人数所占比例，前三位最严重的问题依次是：“社会治安”（36.6%）、“居民收入差距”（23.2%）、“腐败”（8.0%）。其他依次是：“社会风气”（7.1%），“失业”（6.3%），“地区发展差距”（5.4%），“看病难、看病贵”（5.4%），“农民负担”（2.7%），“教育不公平问题”（1.8%）。
从限选四项合计的结果看，2006年列前几位的严重社会问题依次是：“社会治安”（54.5%），“居民收入差距”（52.8%），“看病难、看病贵”（52.7%）。这同最严重社会问题的排序基本上是一致的，尤其是前两者。超过30%的人认为是严重社会问题的还有“腐败”（48.2%）、“失业”（36.6%）、“社会风气”（33.8%）和“教育不公平问题”（32.0%）。
从上述情况来看，领导干部对2006年存在的最严重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集中在“社会治安”和“居民收入差距”等几个问题上。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社会治安”今年首次成为最严重社会问题的首位，取代了多年来一直居首位的“居民收入差距”。
二、对2006年改革的总体评价及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若干判断
（一）对2006年改革的总体评价
领导干部对2006年我国改革进展的总体评价见表5。68.8%的人认为“进展正常”，80%的人认为“进展太快”，21.4%的人认为“进展太慢”，1.8%的人认为“没有进展”。
与前几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认为“进展正常”的人所占比例是近几年来最高的；认为“进展太快”的人所占比例也是近几年来最高的。相应的变化是，认为“进展太慢”和“没有进展”的人所占比例是近几年来最低的。可见，领导干部对2006年改革的进展情况总体上是肯定的。
（二）对2006年改革的关注焦点
领导干部对2007年体制改革的关注情况见表6。问卷要求被调查者从各项体制改革中选择三项自己关注的改革，并依重要性排序。调查结果显示，在领导干部最关注的改革中，列第一位的是机构人事制度改革，34.8%的领导干部将其视为自己最关注的改革；第二位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13.4%的领导干部将其视为自己最关注的改革。与2004年不同的是，“住房”和“医疗”列第三位，分别有11.6%的领导干部视其为自己最关注的改革，而2004年列第三位的国有企业改革，仅有1.8%的领导干部视其为自己最关注的改革。
从三项选择合计的结果来看，收入分配改革和机构人事改革仍然是领导干部
（三）今后一段时期顺利推进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问卷提供了10个封闭式选项和1个开放式选项（其他），要求被调查者选择出3项决定性因素并依重要性排序，以了解在领导干部心目中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顺利推进将取决于哪些重要因素。
在第一选择中，“保持社会稳定”高居榜首，67.9%的领导干部认为这是今后一段时期顺利推进改革的第一位决定性因素。综合前几年的调查数据，自1999年以来，选择“保持社会稳定”为顺利推进改革的第一位决定性因素的人所占比例，稳定地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三项选择合计结果的排序，与第一选择因素的排序基本一致。其中，第1～3位分别是：“保持社会稳定”（82.2%）、“缓解一些突出的矛盾”（63.4%）、“强化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32.2%）。这同往年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这三个因素对顺利推进改革的重要性以及领导干部的高度认同。
（四）今后一段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
问卷列出了10个封闭式选项和1个开放式选项（其他），要求被调查者从中选择出自己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并按重要性排序。
首先，从限选两项合计的排序看，前三位仍然是“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49.1%）、“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35.8%）、“处理好党政关系”（22.3%）。但与2004年调查相比，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动。在第一选择中，原来列第1位的“处理好党政关系”下降到第3位，选择这一因素的人数从2004年的29.0%下降为2006年的12.5%；“扩大党内民主”从原来的第3位下降到了第5位；与这两者位次下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从原来的第2位上升到了第1位；“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从原来的第5位上升到了第2位。这说明，在领导干部心目中，“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和“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两个因素，对政治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作用比以往大大增加了。
（五）改革对领导干部个人利益的影响
我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与改革初期的改革措施具有普惠性不同，现在深化改革往往触及深层次的利益调整，有利于这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措施可能会不利于甚至有损于另一部分社会成员，这对领导干部群体自然也不例外。
问卷列出了10个方面改革，除“国有企业改革”(21.4%)一项外，均有超过30%的领导干部认为对自己“会有好处”，其中79.5%的人认为“工资改革”对自己会有好处，居第1位。这一比例同2004年高度一致。超过50%的人认为对自己会有好处的改革还有“社会养老改革”（67.0%），这同2002年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
三、社会稳定的标志和今后一段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
（一）判断社会稳定与否的主要标志同往年一样，问卷仍然是提供8个判断标准，由被调查者选择出自己判断社会是否稳定的两个主要标准，并依重要性排序。
在第一选择中，“经济持续稳定发展”(34.8%)列第1位，第2位是“政治稳定”（24.1%），第3位是“治安秩序稳定”（14.3%），第4位是“人心稳定”（12.5%）。两项选择合计结果的前几位依次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56.2%）、“政治稳定”（40.2%）、“治安秩序稳定”（30.4%）、“生活水平稳定”(26.8%)、“人心稳定”（25.0%）和“就业稳定”（10.8%）。这次调查结果再次说明，一个社会是否稳定，至少要体现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政治稳定和治安秩序稳定等方面，尤其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二）今后一段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条件
问卷列出了13个选项，由被调查的领导干部从中选出保持社会稳定的三个主要条件，并依重要性排序。
从三项选择合计结果看，前三位仍然是：“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66.0%）、“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65.2%）、“调节收入差距”（34.8%），只是这三者的位次同在第一选择中的位次稍有不同而已。
四、若干政策建议
（一）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2006年4月的调查中，我们列出了14个社会问题，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判断，从中选择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的3个社会问题，并依重要性排序。
从2006年10月调查限选4项的合计结果看，有6个问题的选中率很低，选择这几个问题的人均在10人以下，因而这几个问题不具有显著性。根据选择每一问题的人数所占比例，其他12个社会问题则相对明显地区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近60%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所列全部社会问题中，超过五成的人所选择的社会问题，只有“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它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重点解决的头号社会问题。在2006年4月的调查中,51%的领导干部认为“社会保障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所列14个问题中也只有选择这一问题的人超过五成。10月的调查则发现，在社会保障问题中，当前最迫切也是问题最严重的实际还是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没有社会稳定的物质条件，就没有改革和发展的牢固基础。对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时期的我国而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意义尤其重大。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50多年的建设、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个覆盖人口最多的、世界上最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是，这一体系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明显滞后等。这么多的被调查者把“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列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必须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层次是超过40%的被调查者选择的社会问题，共有两个，分别是“腐败问题”（45.6%）和“居民收入差距问题”（41.9%）。这几个问题在2006年4月的调查中也居前几位，特别是“腐败问题”同样居第2位，但“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排序出现了比较大的前移，从第5位上升到了第3位。在半年时间里对同一群体的问卷调查结果出现这样大的变动，可能同当前社会越来越关注收入分配问题的宏观背景有关。
第三层次是超过30%的被调查者所选择的社会问题，共有4个，依次是：“社会治安问题”（38.3%）、“失业问题”（36.6%）、“城乡差距问题”（33.9%）和“城镇社会保障问题”（32.1%）。在2006年4月的调查中，只有9.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社会治安问题”,且在限选三项合计结果的排序中相当靠后，这次位列第四，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城乡差距问题”排序比较靠前，所占比重又如此之高，这可能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有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领导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依然很大，有些方面还呈扩大之势，突出地表现为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和面貌、财政支出、信贷、投资等方面存在“六个巨大反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第四层次是介于10%~30%的被调查者所选择的社会问题，共有4个，依次是：“贫困问题”（26.0%）、“社会风气问题”（24.2%）、“教育不公平问题”（23.3%）、“地区发展差距问题”（16.2%）。
两次调查结果都说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必须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社会保障问题，尤其是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腐败问题、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其中特别是城乡差距问题）等等。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着力点和突破口。
（二）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应特别注意防范的风险
21世纪前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前所未有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机遇同挑战总是同时并存的。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和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综合分析，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可能是一个高风险期。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做过几次相关问卷调查，都列出了一个共同问题，即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可能面临和必须注意防范的风险。
在2006年4月的调查结果中，60.8%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富悬殊”是应特别注意防范的风险，超过六成的被调查者选择的风险只有这一个。573%的被调查者选择“社会信任度下降”，认为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应特别注意防范的风险，居第2位。这可能既与社会诚信方面出现的问题有关，又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有关，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的社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必然比过去更加重视诚信和社会信任。列第3位的是“金融危机”（51.0%）。除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选择的前三位风险外，还有两个风险的选中率超过40%，分别是“出现大的社会动荡”（43.0%）和“高失业率”（42.3%），分别居第4位和第5位；有4个风险的选中率超过20%，分别是“大规模生态灾难”（29.4%）、“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21.7%）、“台海危机”（20.6%）和“农村中的不安定因素”（20.2%）。
在2006年10月的调查结果中，第1位的风险仍然是“贫富悬殊”（43.7%），第2位是“社会信任度下降”（42.0%），选择这两项的人所占比例均超过了40%。“出现大的社会动荡”（33.0%）位置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前移,上升为第3位。“金融危机”（11.6%）的排序则大大后移了，下降到第6位。“高失业率”（17.0%）和“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13.4%）分别居第4位和第5位。
因为限选项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百分比来比较两次调查的结果。但是，两次调查的结果中，“贫富悬殊”和“社会信任度下降”都是位列第一和第二的风险。
（三）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内主要因素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内主要因素，也是我们多年调查中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今年的两次调查，都列出了14个选项（限选4项）。
从2006年4月的调查结果看，超过60%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只有一项，即“‘三农’问题仍然严重”（60.1%）；50%以上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也只有一项，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52.1%）；40%以上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有两项，分别是“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46.5%）和“法制还不健全”（40.9%）；30%以上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有三项，分别是“科技创新水平低”（33.2%）、“生态环境恶化”（32.2%）和“腐败问题”（31.1%）。此外，还有5个因素被10%～20%的被调查者认定为主要影响因素。
从2006年10月的调查结果看，超过60%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也只有一项，即“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62.6%）；50%以上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有两项，分别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55.3%）和“法制还不健全”（51.0%）；40%以上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也有两项，分别是“‘三农’问题仍然严重”（49.1%）和“腐败问题”（41.1%）。
比较这两次调查结果，我们不难发现，“‘三农’问题仍然严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和“法制还不健全”，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内主要因素。(中央党校 青连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