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展开的第一年，同时政府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施政思路。在政策层面之外，如果我们着眼于普通百姓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本年度与上年度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水平基本接近，其中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感受不及城市居民，显示相当部分农村政策的正面因素还在落实过程之中。值得提示的是，城镇居民社会治安安全感一直在较低水平处波动；社会保障问题首度替代就业失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核心问题的首要问题；农村业余娱乐生活也首次超过了个人经济状况成为影响农村居民生活感受的核心因素。直到目前为止，公众对于各级政府处理社会事务问题的信心仍处在较低水平，由于社会问题牵涉居民日常生活，这些方面的实际进展较小带动了居民幸福感的下滑。在高层接连提出很得人心的社会发展口号之后，居民对于政府的施政期待有所提升，但实际施政成效与施政能力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民众对于政府公共管理表现的评价水平。
（一）城市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首次超过农村居民；在个人经济状况、消费信心和社会保障满意度提升的同时，养老忧虑感加深，物价波动承受力出现较大回落，政府管理信心度微幅下降(接用5级量表的赋值方法求取均值，2006年中国居民对自己生活的总体满意度是3.47分，略高于2005年的3.4分。比较历年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2005年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农村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高于城市居民；而在2006年，城市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农村居民与上年基本持平，城市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首次超过农村居民。占48.7%，女性占51.3%；15~25岁的占14.1%，26~35岁的占23.8%，36~45岁的占26.2%，46~55岁的占21.7%，56~65岁的占14.2%；小学及以下的占15.4%，初中的占36.7%，高中/中专/技校的占32.5%，大专的占9.9%，本科及以上的占5.2%。
比较城乡居民对于各因素的评价情况发现，个人经济状况、消费信心以及社会保障满意度均较2005年有所提升，但同时养老忧虑感也在加深；对于政府管理的信心度，包括对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管理国际事务和管理社会事务的信心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物价波动承受力有较大回落，国家经济状况满意度略有下降。
（二）国家经济状况对于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力显著提升；业余娱乐生活首次成为影响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第一因素，影响力甚至超过个人经济状况因素
考察影响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各因素及其影响力大小发现，总体看，2006年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首要因素依然是“个人经济状况”，该指标已经连续五年成为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首要指标。“工作或职业状况”和“个人社会保障状况”因素位居影响力的第二和第四位。
“国家经济状况”指标对于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力在2006年有大幅提升，其影响力与“个人社会保障状况”基本持平，位居影响力第五位。“业余娱乐生活”的影响力较2005年有较大增长，显示城乡居民在追求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对于精神文明的关注。
比较影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发现，除了“个人经济状况”、“工作或职业状况”、“个人社会保障状况”等共同的影响因素之外，对于城镇居民而言，“住房状况”、“物价波动承受力”、“子女教育费用压力”等因素也会较大程度地影响他们的生活感受；而对于农村居民，“业余娱乐生活”首次成为影响他们生活满意度的首要因素，影响力甚至超过“个人经济状况”因素。另外，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是影响他们生活感受的重要因素。
（三）城乡居民幸福感有下降趋势；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代际间关系、夫妻关系、住房条件是幸福家庭的五大必要条件；比较而言，住房条件和夫妻感情对于城镇家庭的幸福，儿女出人头地、家人生活充实对于农村家庭的幸福分别有着更大的影响作用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自2004年首次将幸福感纳入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研究，2005年，在测量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同时，试图进一步深入了解他们幸福和不幸福的原因所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幸福则社会和谐稳定。2006年，在测量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同时，我们试图寻找幸福家庭的条件以及有效提升人们幸福感受的因素所在。使用5级量表赋值方法，2006年城乡居民的幸福感为3.64分，总体看来，2004~2006年三年间，城乡居民的幸福感有下降趋势（3.79分→3.72分→3.64分）。
当被问及一个幸福家庭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时，家人身体健康以67.2%的提及率高居榜首；家庭经济条件（58.3%）位居第二；代际间（两代人或几代人之间）关系融洽（53.4%）位居第三；夫妻感情和睦（41.9%）和住房条件（31.3%）分别位居第四和第五位。
相比较而言，城镇居民更看重夫妻感情、住房条件等因素对于家庭幸福的影响作用；农村居民更看重儿女出人头地、家人生活充实等因素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作用。在前面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业余娱乐生活首次成为影响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首要因素，影响力甚至超过经济因素。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2005年中国城乡地区公共服务指数研究》中也指出：农村居民的文体娱乐活动极其贫乏，图书馆、影剧院、体育健身场所这些基础设施、设备的缺乏与农村居民日渐增长的文体娱乐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并且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感受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
（四）城镇居民社会治安安全感多年低位徘徊；提升社会治安安全感，除了打击犯罪，加强社区和个人的防范意识、防范措施之外，治安警务人员巡逻制受到关注
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是一项反映社会稳定的重要主观感受指标，从1995年开始，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就开始关注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问题。在经历三年的下降趋势之后，2006年城乡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略有回升（3.51分→3.66分→3.62分→3.53分→3.57分）。在2002~2004年间，城镇居民治安安全感（3.44分→3.56分→3.48分）均低于农村居民（3.55分→3.71分→3.71分）。总体来看，2005~2006年，城镇居民社会治安安全感基本稳定，而农村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较2003~2004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农村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虽然仍然高于城镇居民，但两者间差距有缩小趋势。
社会治安安全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它与社会治安现状及一定时期内实际发生的犯罪数量密切关联，同时受居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不良体验、犯罪类型、媒体的传播导向以及整个社会及个人的防护措施、防护能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次研究中，向受访者询问“哪些因素可以有效提升您的社会治安安全感”，调查结果发现：除了打击犯罪现象，减少犯罪活动，加强社区和个人的防范意识、防范措施等因素之外，警务人员巡逻制开始受到公众的关注，加强警务人员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另外，见义勇为的社会风气以及新闻媒体在形成这种良好社会风气中所应该发挥的作用也被为数不少的受访者关注和提及。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规范的松动和伦理道德的混乱，导致各种诱发、刺激犯罪的因素增多。“安居才能乐业”，如何提升民众的社会治安安全感成为考验政府能力的试金石之一。
（五）“社会保障”问题取代“下岗就业”问题成为2006年城市居民关注的首要社会问题；即便是在城市和小城镇地区，社会保障覆盖率的不均衡性也明显存在
“社会保障状况”一直是影响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小的方面讲可以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从大的方面讲则是避免社会动荡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必需，是政府工作的老重点。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满意度在2002~2006年间一直在平稳增长（2.87分→3.13分→3.11分→3.12分→3.23分），表明公众对于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工作成效是肯定的，但是，2006年，“社会保障”问题取代“下岗就业”问题，成为城市居民关注的首要社会问题，而在2001~2005年间，“下岗就业”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首要焦点。
由于城乡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存在二元结构和分步建设的特点，本次调查仅考察了城镇居民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情况。我们列举了社会统筹基本医疗保险、社会统筹大病医疗保险、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失业保险、社会统筹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贫困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这八种社会保障类型，一一询问受访者目前是否享有这些类别的社会保障。调查结果表明：对于这八类社会保障项目，32.5%的受访城镇居民享受了其中的1~2项，享受了3~5项者比例为24.8%，36.2%城镇居民（城市居民27.2%，小城镇居民51.4%）表示对于这八类社会保障项目，自己目前是一无所有，一项都没有享受到。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在本次调查的15~65岁城镇居民中的覆盖率最高，达到49.6%；其次是社会统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为39.9%；再次是社会统筹大病医疗保险，为28%。各项社会保障项目在小城镇地区的覆盖率明显低于在城市地区的覆盖率。
（六）在未来如何养老具有较高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城乡居民养老忧虑感加深，城市居民超过农村居民；“养儿防老”观念开始弱化，多渠道养老受到普遍认同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加深，而完善的养老体系尚在摸索建设之际，养老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2005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首次将“养老问题”纳入“零点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并且从老年生活照料和养老金来源两个方面来考察城乡居民对于养老问题的看法。2005年的调查结果已经发现，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对于养老问题均已心存隐忧，并且这种隐忧对于总体生活满意度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本次调查结果进一步发现：2006年，城乡居民的养老忧虑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城市居民。2006年，受访城市居民中，39.6%的受访者对于自己当前或今后的养老照料问题有忧虑，38.9%的受访者表示对于自己的养老金来源有忧虑；农村居民中这两个比例也分别达到了32.2%和30.1%。结合本次调查所得到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在城乡居民（15~65岁）中的覆盖率（城市57%、小城镇36.7%、农村15%），不难理解城乡居民的养老忧虑。
关于养老金的来源问题，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开始认同家庭、社会、企业在养老问题上的共同责任，中国人的“养儿防老”传统观念开始弱化，本次受访的3780人中，仅有6.5%的受访者认为养老金应该由子女或其他晚辈完全负担，而持有这一观点者主要为农村居民。
当被问及养老金的来源渠道应该包括哪些方面时，12.1%的受访者回答的是单一渠道，65.3%的受访者回答为2~3个渠道，18.3%的受访者回答的渠道在4个甚至4个以上，另有4.3%的受访者表示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在认同养老金来源多渠道的群体中，“子女或其他晚辈”、“老人自己（年轻时积蓄或房地产等方式）”、“政府”和“社会统筹养老保险”是被提及的主要渠道。值得注意的是：“老人自己”是提及率仅略低于“子女或其他晚辈”的一个主要的养老金渠道来源，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年轻时需为年老时做准备”的观点，间接反映了城乡居民对于未来养老的不确定性认知和未雨绸缪的心态。另外，相比较而言，城镇居民对于通过社会统筹和原单位来筹措养老金有更高期望，而农村居民则更多地准备依靠子女晚辈以及自己年轻时的积蓄。
（七）社会统筹性医疗保险覆盖率较低；医院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态度得到较高肯定，但城乡居民对于医院收费标准普遍不满；因医疗费用问题而导致的放弃就医现象依然时有发生。
多年来，医疗问题一直是社会的关注焦点之一。本次研究中，我们考察了城乡居民目前所享受到的社会统筹性医疗健康保险情况、他们在过去一年（2005年9月～2006年9月）中的看病就医情况以及他们对于当前医院服务各方面的评价情况。
首先，在本次调查所覆盖的区域和所覆盖的群体中，社会统筹性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依然较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社会统筹性基本医疗保险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覆盖率分别为48.8%、24.3%和6.5%；社会统筹性大病医疗保险的覆盖率更低，三地分别为39.8%、7.2%和3.3%。
在评价当地医院的总体服务水平，医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服务态度，医院看病流程合理性以及收费标准合理性等问题时，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居民表现出共同的特点：对于当前医院的总体服务水平、医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态度，城乡居民均持较高的肯定态度，而对于医院的看病流程，特别是医院的收费标准问题，城乡居民普遍表示不满意。
一方面是社会统筹性医疗保险的缺乏，一方面是对于医院服务收费标准的普遍不满，出现“有病难就医、有病不就医”现象就不足为奇了。在本次调查的3780名城乡受访者中，有12.2%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2005年9月~2006年9月）自己或者是家人曾经因为费用问题，在需要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却没有去；另有6.5%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自己或者是家人曾经因为费用问题，在需要住院治疗的时候却没有去。在这部分因费用问题而放弃求医、放弃住院治疗的群体中，绝大多数人没有社会统筹性医疗保险。
（八）就业问题仍是关注焦点，城市居民职业状况满意度在曲折中缓慢提升；失业人群出现低龄化特点；城乡居民对于当地政府就业服务的满意度较低。
在2001~2005年间，下岗就业问题一直是城市居民关注的首要问题，2006年，尽管社会保障问题取代下岗就业问题成为首要关注点，该问题的关注率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32.5%）。而2006年，“个人职业状况”对于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仅次于个人经济状况，位居影响力的第二位，而城市居民对于自身职业状况的满意度在2001~2006年间是在曲折中缓慢提升。
本次调查发现，在城镇地区，有17.5%的家庭中存在失业人口，其中18.6%家庭中存在多人同时失业现象；失业人群表现出低龄化特点，在排除对年龄表示说不清楚和拒绝回答者之后，本次调查所涉及的失业人口（包括受访家庭中的所有失业人口）中，38.1%的受访者年龄在35岁以下，36~45岁者占33.5%，46~55岁者占28.4%。在排除对学历表示说不清楚和拒绝回答者之后，本次调查所涉及的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占49%，具有高中/中专/技校学历者占465%。比较2006年和2005年两次调查所涉及的失业人口发现，两年失业人口的年龄结构基本一致（2005年同期、同题调查中所涉及的失业人口中，35%的受访者年龄在35岁以下，36~45岁者占33.9%，46~55岁者占31.1%）。
当问及对于当地政府的就业服务是否满意时，城乡居民中表示不满意者比例均高于表示满意者，分别有30.6%、38.5%和36.2%的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居民表示不满意；三地居民中表示满意者比例则分别为21%、27.4%和21.9%。在5级量表评定下，三地居民对于当地政府就业服务的满意度分值分别仅为2.83分、2.74分和2.79分。尽管就业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民众关注、政府关心的老问题，但是从影响就业的各种因素来看，就业问题的解决难以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
（九）总体看来，城乡居民政府管理信心度有微幅下降；城乡居民对于政府管理好经济事务和国际事务有较强信心，但对于政府管理好社会事务的信心明显不及经济事务和国际事务“政府管理信心度”一直是零点居民生活指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零点政府管理信心度指标由“政府管理经济事务信心度”、“政府管理国际事务信心度”和“政府管理社会事务信心度”三个次级指标组成，而“政府管理社会事务信心度”又包括对于政府搞好社会治安、增加就业机会、使干部队伍更加廉洁和改善社会风气等事务的信心情况。2006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居民对于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管理国际事务均具有较高的信心度，但对于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信心则明显不及经济事务和国际事务，特别是对于使干部队伍更加廉洁以及改善社会风气的信心明显偏低。总体看来，2006年城市居民政府管理信心度（3.8分）高于小城镇（3.75分）和农村居民（3.67分），但三地居民的信心度较2005年均有所下降（2005年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政府管理信心度分别为3.96分、4.01分和4.03分）。在国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多年来民众关注、政府关心的老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城乡居民对于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信心程度。
比较历年来针对城市居民的研究结果也可发现：城市居民对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信心一直明显不及对政府管理经济和国际事务的信心；从2004年以来，城市居民的政府管理信心度呈下降趋势。
本次调查中，我们还考察了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与政府部门的接触情况以及对于政府部门反应的评价情况。5.8%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里与政府部门有过直接接触。在这部分群体中，对于政府部门的反应表示不满意者比例（52.7%）略高于表示满意者比例（46.7%）。不同部门间互相推诿（36.8%）、工作人员办事态度不好（34.8%）、办事拖拉（27.5%）、办事程序复杂（27.9%）是居民对于政府部门反应感到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所在。其中，农村居民对于工作人员态度不好（44.6%）、小城镇居民对于办事拖拉（47.3%）、城市居民对于政府不同部门间相互推诿（44.7%）尤其不满。与政府部门接触后，有29.2%的居民表示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41.7%的居民表示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24%的居民认为问题完全没有解决。
回顾2006年，可谓新老问题并存。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下岗就业这些多年的老问题依然突出，尽管公众对于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和进步也给予了一定的认同，但由于这些问题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有效提升解决这些问题的力度和系统性便越来越成为考验政府能力的重要试金石之一。另外，民众对政府管理的信心度，特别是对于政府管理社会事务信心度的下降，更需要政府在加速落实惠民政策、机制调整、创新公共服务方式等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零点调查公司 袁岳 张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