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原因很多，既有宏观经济本身的影响，也有医疗服务需求方需求增加而引起的上涨，但是更多的是与我国医疗体制不合理、改革滞后相关。下面我们简要分析其中的一些主要因素。
1人口老龄化与老年慢性疾病成为导致医疗卫生支出增加的重要因素
老年人的身体素质较差，60岁以上老年人的患病率是年轻人的65倍，这必然会加重社会的负担，带来医疗费用的高速增长。据调查，在过去10年中我国门诊和住院费用由1993年的1363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5838亿元，其中，老年人门诊和住院的医疗费用由164亿元增加到1487亿元，占总费用的比重由12%上升到2547%。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时期。老龄化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标志着人类寿命的延长、生活质量的提升，但由此带来的医疗费用上涨也是客观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难以控制的。
2居民收入和消费档次的提升带来的医疗消费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居民的卫生开支会表现出相应的差别。在经济水平比较低的时期，人们最大的需求是解决温饱问题，其卫生需求是低层次的。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老百姓的求医需求逐步增大，医疗消费弹性逐步增大，求医倾向已经从“看上病”转而要求“看好病”，人们看病往往信赖大医院，著名专家，希望用好药，用贵重仪器检查，而不在乎花钱多少。因此，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档次的提升，必然会促进医疗费用的增加，但是这种增加是理性消费者理性选择下合理的要求，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医疗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将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客观现实。
3疾病谱的变化成为医疗费用上涨的重要因素
在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中,人类最先克服的是传染性疾病问题。传染性疾病是由于病毒、病菌、寄生虫等引起的，如痢疾、肝炎等。但对于因生活方式、环境影响等引起的非传染性疾病则还没有找到十分有效的办法。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及其他慢性疾病在疾病谱中所占的比例增大，形成了巨大威胁。据统计，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死亡占我国全部死亡数的2/3，如表2-5所示，1993年我国慢性病病例为19080万人次，到了2003年增长为21811万人次，增长率为143%。而一般来讲，慢性疾病所需要花费的医疗费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些疾病诊断复杂、治疗艰难、治疗期也比一般疾病长。另外，很多疾病还需要配合各种贵重药品，尤其是很多患者要进行器官移植并需要血液制品，而且在诊疗期间必须用先进的医疗设备。例如，做CT检查平均每人次需150元，做核磁共振平均每人次需800元，等等。
表2-5全国主要疾病病例数及其变化单位：万人次，%1993年2003年变化率慢性病合计1908021811143其中：糖尿病24710003049高血压149241221763脑血管病49610201056损伤和中毒153270765恶性肿瘤11518460心脏病16392285394泌尿生殖疾病9981120122骨骼运动疾病3079315324慢性呼吸疾病21041571-253慢性胃肠炎19191320-312资料来源：卫生部：《2004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4医学科技进步促进了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
当今社会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高新设备与技术不断涌现。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医疗费用不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据统计，我国目前医院拥有的心电图机、超声机、B超、伽玛刀等医疗设备比10年前都有大幅度增加。1990～2004年，全国卫生服务的需求规模在缩小，表现在总诊疗人次、门诊人次、人均门诊次数等方面都在下降；而同时卫生服务的供给量却在扩张，表现在卫生机构床位数、每千人口医生数、每千人口拥有病床数等都在上升，这样医疗服务的供需之间出现矛盾。从经济学角度看，为了实现供求之间的均衡，只有降低供给量和拉动需求两种方法。但是在医疗服务的供给量不变的条件下，只有依靠拉动需求来实现均衡，而拉动需求只能依靠提高单位服务的技术含量，比如尽可能多地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设备的使用频率、增加门诊住院病人的药品量和检查量等，这必然会导致个人医疗费用的迅速增长。
5经济的持续增长、物价上涨、医院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疗费用的上涨
经济增长必然会带动医疗卫生产业的发展，使医疗产品及器械不断更新换代，改变人们的消费倾向，促进医疗需求的增长。并且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为居民医疗需求的增长创造可能性。同时，物价上涨带动医疗费用的上涨。医疗费用等于医疗服务数量与医疗服务价格的乘积，在目前医疗服务数量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医疗费用的过快上涨主要是由医疗服务价格的增长所导致的。现代经济增长一般伴随着持续的物价上涨过程。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则是由于物价指数引起的，全社会物价的一致上涨必然会导致医疗价格上升。医务人员工资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医疗费用增加。就医院劳动力的成本而言，1978年我国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为615元，卫生行业职工为573元；到1990年全体职工的平均工资为2140元，卫生行业职工增长到2209元；到2002年，全体职工的平均工资为12422元，而卫生行业的职工为14795元，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医务人员工资的增长，必然会导致医疗支出增加，成为医疗费用上涨的重要因素。
上面我们主要分析了引起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一些正常因素。除此之外，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一些特殊的政策、体制因素和行业垄断特征，也使我国医疗费用上涨中包含着诸多不合理、不正常的因素。下面我们简要分析其中一些主要的不合理因素。
第一，医疗、药品市场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医疗机构的优势地位，医生开大处方、重复检查现象严重。医疗服务市场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市场难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医疗服务市场中，供需双方即医患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患者在医院看病时，由于其对药品的疗效以及用药了解很少，因此只能委托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医生来代理患者本人决定治疗方案及用药的种类和数量，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使得患者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作为代理人的医生和医院很可能出于自身利益利用其自身的信息优势尽可能地向患者多开药，催促患者多做检查，或者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等，这样患者就会承担额外的交易费用，从而导致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和卫生资源的浪费。同时，医疗产品是一种缺乏需求弹性的商品，其需求不会因为价格的变化而有明显变化。因为医疗产品的消费属于一种维持生命权的产品，故价格变动对于药品等医疗产品需求调节不灵敏，患者对于医疗产品价格的变动，其需求的变动会很小。因而当医药产品的价格上升时，患者也不会因此而不去看病吃药。医疗市场作为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竞争环境弱，并带有一定的垄断性质。医疗、药品市场被各大医院所垄断，买方（患者）很难与其抗争，而且这些医院之间倾向于避免竞争，以维持其较高的利润，他们往往受到自身利益的影响，产生诱导需求，促使医疗费用持续上涨。
第二，政府定价的药品在成本核算时虚高，自主定价药品存在垄断攀升现象，新药、特药、合资企业自主定价药品价格攀升速度过快。我国的药品定价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定价药品，这些药品仅限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药品以及其他特殊药品，纳入政府定价的药品大约只有16000种，不足药品总数的10%。庄小琴：《平价药房引发的经济学思考》，《当代财经》2003年第12期。由于药品生产过程比较复杂，技术性较强，政府主管部门难以了解各种药品确切的成本消耗，对其价格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管，使得一些药品定价虚高。同时，即使政府实行了药品降价，很多医生也会转向非政府定价的替代药品，将其开给患者。另一种是企业自主定价药品，这大概有2万多种，都实行市场调节价。因此一些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都希望维持高价，他们往往将药品的出厂价大幅提高，再将这部分附加值弥补推销过程中的回扣，让利于经销商。近年来，国内药厂如雨后春笋，新药层出不穷，各种进口药、合资药、特效药更是多如牛毛，而且政府对这些药都有优惠政策，因此同一种药，产地不同、名称不同，价格就相差好几倍。很多生产企业利用这种优惠政策，通过改用新的名称、新的包装大幅提高药品价格，很多基本药物改头换面就上涨了好几倍。药品价格的上涨，最后必然会由患者来买单，致使很多人陷入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境地。药品定价太高，新药、特效药价格更是一路攀升，这必然会导致居民的医疗支出上升。
第三，医疗机构投入的过度市场化和行为的过度商业化。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中，我国虽然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但是医疗服务并非是免费的，其支付方式是以政府总体预算为主，群众按服务项目付费为辅。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卫生体制改革，当时主导的理论倾向是将医疗服务机构逐渐转变成为市场经济的经营主体，逐步实行卫生服务领域的产业化和市场化。1989年，卫生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联合发文，提出医疗改革的新政策：全面实施医疗机构承包制，医疗机构实行自主管理、自主经营、自主支配财务；允许医疗卫生人员和医疗机构从事各种有偿服务等，至此医疗机构开始转变为以提供服务来换取收入的组织，其收入来源越来越倚重于其经营业绩。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一些地方对卫生院实行产权改革，套用国有企业的改革模式，采用租赁、股份制等方式改革医院体制，允许和鼓励民间资本及外资进入医疗机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医疗机构市场化的倾向。医疗机构投入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理论倾向使得医疗服务纯粹以营利为目的，导致20年来医疗费用持续且高速上涨，同时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在下降。由于医疗服务市场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在这里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因此不能照搬套用一般市场的改革经验。医疗机构行为的过度商业化与卫生补偿机制不合理密切相关。政府投入不足加上医药不分体制，导致医院将药品差价收入作为其收入的主渠道。长期以来，我国医疗机构的补偿渠道有三个：财政拨款、医疗服务收入以及药品差价收入。开始卫生体制改革后，最初几年中政府会为每个医院支付一个固定的预算，这个预算额取决于政府的财政能力，而非意愿的实际需要。在医疗服务价格方面，主要是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价格与其价值相背离。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承认，没有得到应有的价值补偿。这就使得医生会利用其他途径实现自身价值，比如说开大处方，收受回扣等。前两种补偿的明显不足导致药品差价收入成为维持医疗机构运营的主要渠道，即在医院药品买卖中可以有15%～40%的差价收入。因此医院销售的药品金额越大，其利润也越多。这样，“以药养医”促使药费过快增长。据卫生部统计，在医院收入中药费的比重平均约为60%以上，少数中小医院达到70%～80%。据统计，2001年卫生部门综合医院患者平均每次门诊费用为936元，其中药费为54元，所占比重为577%，而经合组织国家只占5%～20%，大部分发达国家也只占15%～40%。
第四，卫生监管不到位，商业贿赂大行其道。20多年来的改革导向是将医疗机构推向市场，但是作为市场监管者的各级卫生管理机构却没有及时调整其职能，医疗机构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现象严重，而且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这就使一些卫生机构的不规范行为未能得到有效监管，过度医疗、药品回扣等问题屡见不鲜。有资料显示，某种处方药的定价为每盒100元，那么给医生的回扣大约40元；花在药品推销员身上的成本——包括底薪和提成，最低10元；中间商——医药公司要赚10元；医药招标中的费用为15元。75元的流通费用就这样产生了，而生产上的纳税约14元，原材料、生产成本、企业管理费用、销售成本、工人工资一共才11元。作为药品流通的最终环节——医院是药品回扣、商业贿赂的最大问题所在。各药品企业为了扩展市场占有率，赢得高额利润，往往维持着庞大的营销网络，这些人员一般称为“医药代表”，他们负责亲自上门到医院推销药品，往往采取各种手段向医生行贿，其行贿手段已经不仅仅限于送现金、出国旅游，甚至是替需要评职称的医生发表论文。受利益的驱动，医生的收入往往跟其开药多少相关联，因此医生会增加药品的消费总量，开大处方，或者在处方药中增大高价药的消费比重，在消费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从高价药的消费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差价收入。
第五，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制度缺陷导致个人浪费医疗资源现象严重。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公费医疗制度和劳保医疗制度，为参加者低费甚至免费提供福利性质的医疗服务，这就出现了一个医疗卫生服务的优势群体，引发了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这部分群体有较高收入，在经济效益较好的单位工作，卫生资源的可及性比较强，而且有便利的其他费用支撑以便其就医，吴传俭、周绿林：《医疗保险费用不合理利用的原因与控制措施研究》，《中国卫生经济》2005年第5期。因此他们在就医时会利用各种手段钻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漏洞，“一人医保，全家看病”。还有些医保患者用药存在“求新、求贵、求洋”现象，这就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极度浪费。过于优待的公费医疗尤其是离休人员几乎不计成本的过高医疗补偿制度设计超越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成为导致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诱导因素。
第六，医疗保险覆盖面下降，居民预防意识差，小病往往拖成大病。目前我国的城镇医疗保险覆盖面比较窄，保障水平也很低，很多城市农民工、私营企业人员、城镇失业人员等都没有被纳入进来。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还未覆盖全部农民，且保障力度也不够。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有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完全依靠自费看病。在目前医疗费用高涨的情况下，个人自费渠道单一，无法抵御疾病风险。因此很多居民小病都不敢去看，直到拖成大病、重病才去医院花大钱治病，这样一来，医疗费用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可以说，医疗保险制度用于补偿疾病治疗而不是注重预防的保障机制，也是导致医疗费用快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医疗费用上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不少是正常因素，但也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其中医药不分体制下医药商品市场的混乱和腐败，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不合理因素。根据笔者的调查，居民认为我国医疗费用上涨的最主要原因是药品在流通领域加价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