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未来走势息息相关。
（一）呼唤中国的“贝弗里奇报告”，明确我国的社会保障建设的基本理念60年前，英国正处于“最残酷、最全面、最关键”的战争期间，贝弗里奇爵士为英国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蓝图。“贝弗里奇报告”拉开了福利国家建设的序幕，对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结构重建、政府职能转变影响深远。尽管，“贝弗里奇报告”中许多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在后来的实践中作了很大改变，但是它清晰的发展理念，永远闪烁着建立公平和谐社会的智慧、勇气和悲悯之心。
20多年前，深受贫困之苦的中国选择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但是经济增长的成就并没有及时带动社会的进步。表现在医疗卫生领域，就是医疗费用的高投入，并没有带来卫生系统绩效的改善。深受各种社会矛盾困扰的中国，同样也需要一份“贝弗里奇报告”，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发展提出全面的清晰的蓝图。“贝弗里奇报告”中提出的以下几点重要理念，对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目标是确保每一个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陷入生活困境
贝弗里奇在测算基本生活需求标准的时候，始终坚持“让最困难的人过上正常的生活”这一条标准。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领导人反复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要通过公共服务，让先富起来的人帮助贫困的人过上正常的生活，在制定有关社会保障政策的时候，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为他们提供社会安全网。
2经济和财政困难并不是推迟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由
“贝弗里奇报告”出台后，许多人以国家财政困难为理由，无限期推迟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贝弗里奇以三条理由进行反驳：①社会保障制度是以缴费为前提的，并不是来自政府的“免费午餐”，因此对国家财政的压力有限。②社会保障主要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方法，以便先满足最紧迫的需要，以便尽可能合理地利用资源。因此，从总体上看，即使资源不足以保持满意的生活标准，社会保障也是物有所值。③社会保障制度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把人们从基本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窘境中解脱出来，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激励人们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3尽量扩大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减少社会救济的范围
社会保险制度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加入社会保险是以缴费为条件，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只跟风险事件是否发生有关，而跟参保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关系。社会救济可能鼓励滋长不劳而获的思想，经济调查增加了管理成本，并且有损社会救济接受者的自尊。社会救济的财政约束较软，政府有可能为了减少财政支出而缩小救济范围，降低救济水平，最后导致社会救济制度破绽百出。而社会保险具有明确的社会契约关系，其待遇具有刚性，基金独立运行，能够保证制度的正常运行。
4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新规划需要一个跨部门的协调委员会来完成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牵涉到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和政府各部门的利益。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更是需要一个超越各级政府各级部门的协调委员会来协调各方的关系，这样才能客观地评价现实情况，设计合理的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工业社会衍生的硕果，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不管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都在经济起飞阶段逐步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尽管，我国要建立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还面临种种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面临困难就放弃这个理想。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起飞阶段，着手建立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成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指标，成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内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目的。
（二）以筹资模式的转变为突破口，推动管理、服务和就医模式的转变，促进全民健康加大公共投入，建立公共筹资机制是医疗卫生改革的突破口。公共筹资机制在卫生保健体系中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一种风险共担机制，把疾病的成本在人群中平均分配；二是一种再分配机制，让健康人群为体弱人群承担一部分医疗费用，让富裕人群为贫困人群承担一部分费用；三是卫生服务公共性的体现，有助于对购买卫生服务内容、数量、质量和价格形成公共决策。在我国目前卫生公共筹资机制很不完善，筹资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应该注重第三方面的意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为增加公共投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公共筹资与公共支出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探讨素材，为科学决策、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以及医疗保险经办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制度奠定了制度基础，探索出基本的发展框架。
加大公共投入，建立公共筹资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增加财政投入，在“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社会焦点问题的今天，增加对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已经具有很高的优先权；二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把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扩大到城镇居民，在农村发展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中国百姓无力抵抗疾病风险的严峻现实，要求我们加快制度建设，当前，要在保证职工应保尽保的基础之上，研究解决职工家属参保问题，疾病风险是以家庭为单位承担风险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经实现了以家庭为受益单位的机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要在职工家属参保方面有所创新。
公共筹资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公共决策的形成，解决医疗服务外部性问题，提高医疗服务利用的合理和公平性。公共筹资机制的建立增强了政府医疗保障管理部门的财力，它代表公众购买医疗服务的时候具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具有更大的监督权。因此，公共筹资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卫生管理模式从单纯的行政管理向以法律为依据，以经济为杠杆的管理转变。在公共筹资机制基础上形成的公共决策能够更好地决定人群购买哪些服务，购买多少服务，从而促进服务模式的转变，使得医疗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跟人群的需求相匹配，解决基本卫生服务提供不足的问题，扭转各级医疗机构以资源扩张为主的服务发展趋势，遏制因费施治服务动机，实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事业发展方针。公共筹资机制的建立，能够引导公众以更理性的方式利用医疗资源，促进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就医模式。公共筹资机制管理机构的目的就是在现有的资源约束下，达到最佳的健康产出，从而使得维护人群健康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增加公共投入不等于增加对公立机构的直接投入，并不是强调由公立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国际经验表明，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服务性质不在于医疗服务提供机构姓“公”还是姓“私”，而是在于筹资的公共性，在于公共筹资基础上形成的购买和消费公共服务的决策的公共性。在关于中国医疗改革成败的讨论中，许多人认为把“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归咎为“商业化、市场化”倾向。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即使在德国、加拿大这样实行了全民医疗保障的国家，其卫生服务主要还是由私人部门根据市场原则来提供的。我们对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的卫生费用和卫生绩效的分析表明，公共的卫生支出占医疗总支出的比例是影响卫生公平和效率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才是GDP和卫生总费用。公共支出所占的比例越高，卫生绩效越佳。而医疗服务提供机构中，公立和私立的相对比例却几乎不影响卫生系统的绩效。因此，卫生事业的公共性应该体现在公共筹资、公共购买，而不一定由公立机构提供。
同时，我们并不否认公立医疗机构的责任。由于全民社会医疗保险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功，为了解决威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大病风险，我们建议：建立医疗实物救助制度，公立医疗机构责无旁贷。公立医疗机构之所以姓“公”，是因为其承担了公共医疗服务的最终责任。在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公立医疗机构进行医疗“实物救助”，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权宜之计，在将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扩大的时候，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救助范围可以逐步缩小。公立医疗机构为无力承受巨额医疗费用的病人提供统一的最低标准的免费医疗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避免由于巨额医疗费用导致的种种社会悲剧。当然，医疗救助的成本应该由税收承担。即使在经济状况最困难的情况下，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提供最低标准的免费医疗服务也是物有所值，因为毕竟把钱花到了最需要的人身上。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必然要面临与其他医疗保障制度板块衔接的问题。当前要特别注意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衔接，与商业医疗保险的衔接，与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等。只有完成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与其他制度安排之间的衔接问题，才能够完成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才能为全体城乡居民提供可以相互转换的医疗保障，使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不再因为生病而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