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现代意义的经济科学创立之初，就已提出了劳动价值学说，确立了人的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性地位。威廉·配第在1662年发表的《赋税论》中就提出了劳动决定财富的观点，并且明确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之后，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进一步阐明了人是劳动的主体，自然资源是劳动的客体，资本资源则是联结主体和客体的媒介，并且是劳动主体的延伸，是人对自然控制的表现。劳动价值学说的创立、继承和发展，开辟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先河，为以后对该领域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和基础。
长期以来，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多集中于人力资本对财富创造、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影响。比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费里德里希、李斯特等许多经济学大师在其理论中都涉及人力的问题，都看到了人力及其素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到，一个国家全体居民的所有后天获得的有用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获得能力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所以它可以被看做是在每个人身上固定的已实现的资本。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把人力资源看成是一种资本，只是把人与土地、资本并列为生产要素。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条件的发展以及其他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使得人力资源在生产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在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分析中，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来说，相同的实物资本投入量却带来了差别悬殊的收益增长，从而使得人们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对人力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理论的研究。
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人力资本并非与生俱来的，要靠后天投资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问题。本文通过研究与开发活动（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下文简称：R＆D）支出对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以及国家R＆D支出对人才发展效应的分析研究，试图为国家将R＆D支出作为贯彻实施人才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提供理论支持。
二 研究和开发活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
基础和重要途径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归纳起来主要包括：教育投资、在职培训、卫生保健投资、人员迁移和流动、干中学等。沈利生、朱运法：《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舒尔茨通过深入分析R＆D与人力资本的关系，提出如下见解：R＆D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研究和开发（R＆D）是指为增加知识的总量（其中包括增加人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工作。按活动类型，可以把研究与开发活动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在技术经济领域，R＆D活动通常被结合起来统称为“研究和开发”，其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被统称为研究，试验发展被简称为开发。其基本特征是：具有创造性、具有新颖性、运用科学方法、产生新的知识或创造新的应用。
研究是一种专业活动，这种活动要求利用特殊技艺和设备，去发现和发展某种特殊类型的新信息，这种新信息实际上具有经济信息的性质。各种形式的研究所提供的一切信息，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知识。没有一定的知识存量，各种形式的教育与培训都将无从谈起，劳动大军中技术人员的日益增多，证明了科学进步是新技艺的源泉，知识存量的增长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源泉。因此，广义地看，研究活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基础，研究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而且是最基础的形式。
研究为开发奠定了基础，开发就是“将研究提供的部分信息转变为从居民、企业和政府机构对之需求中获得的经济价值的成本”的过程。发明、专利、诀窍、工艺与技术等都是R＆D的成果。这些成果要么表现为物化的形式，要么表现为非物化的形式。若这些成果以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研究者的知识产权资本；若这些成果未以非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研究者的人力资本。胡永远：《中国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研究与开发提供信息的过程也就表现为知识的积累过程和人类知识存量增加的过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发展水平完全取决于其知识的进展水平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国家之间的竞争实力首先表现在该国的科技竞争力方面，而科技竞争力又表现为该国所拥有的知识存量。知识存量的增长和技术创新力的提高唯有通过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因此，R＆D又带动和促进了知识存量的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R＆D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高级形式。这种关系的存在，奠定了进一步探究国家R＆D支出的人才战略效应的理论基础，使得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可以考虑采用简化了的计量经济学结构性建模方式。
三 国家R＆D投入，拉动了对人才的需求
国家R＆D支出是指一国对R＆D的投入。从市场的角度来说，R＆D直接推动科学创新和技术进步，科学创新和技术进步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社会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引发一系列的人才发展效应。
1国家R＆D支出对从事R＆D活动的科研人员具有需求拉动效应
国家R＆D支出与科技人才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随着我国国家R＆D支出的持续增加，从事R＆D活动的科技人才也保持了快速和持续的增长。根据有关统计数据，笔者发现，从2001~2005年五年间，我国的R＆D支出总数从1042.5亿元增长到2449.97亿元，增幅达到135.01%；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上翻了一番。与此同时，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的总数逐年上升，2005年比2001年增长33.61%；R＆D人员大幅攀升，从2001年的95.65万人增长到2005年的136.48万人，增幅达到42.69%；科学家和工程师（S＆E）人数，增长非常迅猛，从2001年的10.2万人到2005年的14万人，增幅达37.25％。
为了验证国家R＆D支出与从事R＆D活动的科技人员（R＆D PEWSON）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如下结构模型：
Y=α+βX+ε式中：Y代表国家R&D支出；X代表从事R&D活动的科技人员。
采用表1的数据进行拟合，发现1998年以后，国家R＆D支出与从事R＆D活动的科研人员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比较明显。
笔者认为R＆D支出对从事R＆D活动的科技人才，存在很强的需求拉动作用。在R＆D活动中，实质上就是推动新的科技成果和新知识的发展，任何科学和技术都是由人创造的。正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员被称为“研究与开发”能力。R＆D能力正是人力资本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据统计，美国每100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都在2000名或3000名以上。在R＆D这种知识生产活动中，除了对物质资本产生大量的需求，同时对人的要素产生大量的需求，而且，对于R＆D活动而言，从事R＆D活动的科技人才是必不可少的。R＆D的过程，就是研究和开发人员综合利用各种既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和其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R＆D支出增加，除了增加R＆D活动的物质投入之外，还会形成对研究和开发人员的需求扩大，从而形成对科技人力资源的需求拉动。
当然，各地R＆D支出的差异性导致我国科研人员区域分布不平衡。
我国R＆D支出对人才的区域分布的影响是明显的，考察我国R＆D支出的科研人才需求的区域效应，可以继续采用前面分析中类似的结构模型。但是，需要采用反映区域国家R＆D支出情况的截面数据。我们采用了2005年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内的截面数据。
一方面，国家R＆D支出与人才需求表现出了在区域间显著的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国家R＆D支出对人才需求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国家R＆D支出的地区分布不平衡所导致。R＆D支出超过50亿元的省市有：北京、辽宁、上海、江苏、山东、广东、四川、陕西等。这些地区中：一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科研院所比较集中的地区，比如陕西、辽宁；另一部分则是市场经济发展得比较快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研究开发活动多为企业主导型，更多的关注于应用研究、试验开发，较好地处理了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与市场的关系，采用市场导向的战略，充分发挥了R＆D支出的人才需求拉动效应，如上海、广东。
2国家R＆D支出拉动了对各类人才的整体需求
以积累人力资本为主要目的的R＆D支出，不仅对直接从事科研活动的科技人才产生需求，而且拉动了对各种人才的整体需求。R＆D活动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导致中国正逐步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型，而社会的转型、制度的变迁，必然要求大量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参与其中，不仅要求大量的科技人员，而且要求有足够的管理人才、各类专业人才。从劳动力结构来看，知识经济的劳动是以脑力劳动为特征，从事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的高素质、高技能的知识型劳动者成为劳动主体，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与工业经济社会相比已发生了质的飞跃。由于各个经济部门都变成了以知识为基础、以知识增长为驱动力，因此，出现了社会生产投入要素的转换，即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中，体力劳动与物质资源的投入相对减少，而脑力劳动和科技为代表的无形资产的投入相对增多，与之相适应，知识劳动者人数不断增加，作用日益提高。从而使接受高层次教育和培训，具有高素质与高技能的劳动力成为知识经济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劳动力供求结构发生转变。
高等教育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高级通用性、专业性和专有性的人力资本。国家R＆D支出增加，推动了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和相关R＆D活动的发展，也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有关数据的显示（见表3、图1），R＆D支出推动的技术进步引发了劳动力供求结构的转换。各种类型的高层次人才培养逐年增加，适应了对劳动力需求高级化的趋势。国家R＆D支出对我国人才的整体需求拉动效应非常明显。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发展，高校发明专利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3国家R＆D支出的人才乘数扩张效应
进一步对表1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国家R＆D支出不仅导致了参加R＆D活动数量的增加，而且这种人数的增加表现为乘数的扩张，不仅导致了直接从事R＆D活动的科技人员人数的增加，而且带动了间接为R＆D活动提供服务的人员和下游科技人员数量的增加，R＆D活动与专业技术人员之比为1∶3667；不仅导致了人才数量乘数的扩张，而且表现为加速的扩张。
首先，人力资本是其必要条件。技术扩散的主要形式是专业训练和技术培训。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存量越大，技术扩散的范围就越广，扩散的速度就越快。技术扩散对人力资本有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是推动技术扩散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培训者，如教师和工程师）。其二是接受和学习新技术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受训者的知识和能力）。在技术扩散的过程中，这两个方面的人力资本条件缺一不可。其三是任何科学技术要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都必须被实际应用到经济部门或生产领域，要完成这个环节则必须要具备相应的人力资本条件。换言之，新技术的应用和人力资本也是互补的，没有相应的人力资本条件，任何技术都将不能应用或不能有效地应用。
其次，从R＆D活动的非线形特征来看R＆D活动通常被细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在创新系统中不再是一个线性的流程，而是一个循环周流。即从技术开发可以产生许多应用研究课题，以至直接产生许多基础研究课题；从基础研究可以直接进入技术开发。因此，当R＆D支出被投入到这三个阶段的任何特定阶段的科研活动中，都会使R＆D活动表现为乘数的增加，与此相适应，R＆D支出的人才需求也必然乘数的扩大。从全国科技论文发表数及国家科技论文数可反映出。
再次，从R＆D活动与对科学技术的社会需求的关系来看。社会需求的外延和种类不断扩张，反映在社会产品和服务的种类与范围的扩张速度也在加快，以及社会产品和服务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由于R＆D活动与对科学技术的社会需求的相互作用，R＆D活动内部矛盾运动状况和社会需求内部矛盾运动状况，对R＆D活动的影响具有乘数效应。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需求关系不断紧密，科学技术和对科学技术的社会需求的发展动力会不断加大。而科学技术和社会需求关系的不断紧密可以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不断增大中得到证实。
事实上，作为R＆D活动主体，企业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地位正在不断增强。许多企业都有自己的研发机构，R＆D费用的支出也越来越大，并且企业与大学、专门研究机构的联系强度不断增大，明显缩小了R＆D活动、科技发展和社会需要之间的联系环节。企业与社会需求的关系越密切，R＆D活动的规模越大，对人才需求的数量也越大，频率也更加快。
四 国家R＆D支出，优化了人才结构
研究表明，在技术进步更大和正在扩张的产业中，部门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的利用程度也更大。新技术的创造和使用都需要以充足的具有较高技能的劳动力为前提。当代技术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掌握新技术的适应能力。R＆D活动是技术创新和使用新技术的活动，对R＆D活动的支出，不仅转化为各种研究和开发的物质要素，而且必然吸引大批素质较高的科研工作者和人才。人才结构优化调整诱导效应，是通过人才需求拉动效应和人才流动效应实现的。人才需求拉动效应和人才流动效应在本文其他部分均有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人才结构的优化从根本上是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集中体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是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化的推进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根据国民经济在一定的时期内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目标，在综合考虑本国（或本地区）的其他条件以及国际（或区域）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对产业加以调整，以实现产业和客观经济环境、产业和产业间的相互协调与有序发展。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是动态的调整过程，其中包括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产业结构是否协调、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及产业发展的效率高低。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R＆D导致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改变了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产业结构将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就业结构也会相应变化。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正面影响，使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正在急剧下降，该理论认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关键就是加速城市化，发展第三产业。
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R＆D支出（经费）和各地产业结构比例的数据，具有对人才结构优化效应。
国家R＆D支出越多的地区，其三次产业的结构趋合理、比例关系越协调、发展水平和发展的效益越高。如表7中数据所示，北京、江苏、广东等地，第一产业明显较低，而第二产业与R＆D支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第三产业的增长与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基本适应，实现了资源在三次产业间的优化配置；总支出中，用于人力资本开发和技术进步的R＆D支出所占份额较大，第二产业的现代化程度较高，而第二、第三产业在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和发展素质方面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关系，产业间的发展速度和比例相互适应，相互协调；伴随着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产业建立的基础转变为对新兴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产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涌现了更多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主导型的经济部门。
技术进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了对更高层次的人才的需求扩大。这种扩大效应在产业内各种学历或职称层次的就业人数数据中得以直观地体现。在人才资源数量既定时，高、中、低各层次人才的比例必然发生变化，即资源向高层次人才流动，优化人才结构；反过来，人才结构的优化又会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构筑对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强力支撑，两者是彼此互动，相辅相成的。
五 国家R＆D支出的人才流动加速效应
首先，国家R＆D支出增加可以提高中国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的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才国际流动比以往更加自由和方便，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因此，国际的人才资源争夺与竞争更加激烈，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在科技领域，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科技人才的国际竞争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利用其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加强了对全球科技人才的争夺；信息技术缩短了全球科技人才争夺的距离，改变了人才竞争的方式；移民制度在全球科技人才的竞争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人才竞争从应用领域延伸到了教育领域，教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吸引世界各国优秀人才的重要方式。
国家R＆D支出对人才存在需求效应。因此，在人才流动的制度障碍逐渐消失的情况下，R＆D支出推动的人才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增加国家R＆D支出，对保持中国在世界人才流动中的有利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国家R＆D支出增加可以提高一国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能力。从长远来看，能够提高中国科技人力资本存量。科技人才的国际流动具有其积极作用。第一，这种流动将大大促进中外科技学术交流，使得国内学术界能及时了解世界科技前沿信息，有利于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第二，前往国外留学的人员，不仅接受了先进的知识、技术、管理和经贸等方面的教育，还可以通过在国外的学习生活实践，积累丰富的先进工作经验，大大增加了人力资本存量。R＆D活动绝不可能在一种闭关锁国的条件下顺利开展。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和扩散外溢的特征，便利了R＆D活动中的交流和合作。
从1978~2005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9334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2329万人。2005年度与2004年度相比较，出国留学人数略有增长，留学回国人数持续大幅增长。200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突破了14万人，比2005年的1185万人增长了215万人。数据来自于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学成者中，已有近一半人员回国工作。我国应该增加国家R＆D支出，一方面为参与国际科学技术交流创造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能够使中国的科技环境更具吸引力，最终使人才的流动形成一个有出有进、进出平衡的良性循环。(方虹 王玮 沈东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