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留学人才安全”可以理解为，在不威胁、不损害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下，留学人员适度跨国流动。与此相关联，“留学人才安全问题”则是指，在人才国际化过程中因留学人才大规模跨国流动而对流出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的不良影响及其防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留学人才安全的制度建设和政策配置方面陆续建立起一些行之有效的保障体系。但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人才国际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无论是从我国留学人才的现状来看，还是就保障机制的状态而言，都存在着一些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 全球化规则失衡危及发展中国家留学人才安全
从经济全球化的演变中可以看到，其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不断突破国界的过程。这种全球化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客观要求，推动了人才的跨国流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趋势，已经并仍在深刻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留学人才的跨国流动及其规模、方向和流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留学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人才国际化的加速使留学人才的流动成为一种最庞大、最便捷、最优化、最具活力的人力资本流动。
长期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则体系中，全球化就是别国要服从发达的国家意志和制度安排，要依从他们所设定好的秩序和模式。这是一种利己的、非均衡的全球化。正是由于全球化规则的这种“非均衡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留学人才流失严重，加剧了国际化人才流向的失衡，并且危及着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与经济的安全。
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着人才资源的短缺。如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1996年美国的科技人才缺口为5万人，2000年上升到45万人，2006年则达到65万人；另据有关资料显示，欧洲各国仅因信息人才短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上千亿欧元。在严格控制发展中国家一般劳动力流入、以保护本国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原则下，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持续修改着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其宗旨就是要在最小人力资本投资规模的前提下，争取最大限度地增加本国人力资本的有效存量。
发展中国家留学人才大量流失的引致因素虽然有许多，但以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工作条件、研究设施和生存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是其最关键原因。正是凭借于此，发达国家实际完全控制着国际学生和留学人才流动的主动权。
面对人才的日益短缺，在改革教育、加大投入、培养本土人才的同时，世界各发达国家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十分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留学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使用。其典型做法主要有：（1）设立各种大型基金并提供高额奖学金和充足科研经费，吸引优秀留学生；（2）利用高薪体制，延揽留学人才；（3）修改移民法规、法案，在减少留学人才准入障碍的同时，限制低层次人员的进入；（4）跨国公司实行人才本土化，猎取已回国的留学人才。
如果由于某种因素制约，使得国家经济在某一时期尚处于发展缓慢或停滞阶段，那么留学人才的大量流出而流失可能还无关紧要；而当国家在经济崛起时期，在特别需要高端人才却储量不足的状态下，发生留学人才流出、流失量明显大于回流量的现象时，则必然会削弱国内经济发展的动力基础，甚至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考虑到流出的留学人才会通过各种途径对母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若在国际化形势下采取严格限制人才外流政策可能会引发的负面作用时，如果发展中国家留学人才的净流出、流失量不大，则对国家的经济的和社会影响尚不至造成明显损失。据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分析，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若人才流失率不高于10%，留学人员回归率不低于70%，则该国或地区的留学人才尚属于安全状态；相反，则处于留学人才的非安全或亚安全状态。
因此，面对全球化和国际化，发展中国家需要审时度势、规避风险，把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并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否则，久而久之损失的就不再只是国家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危及的将可能会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安全。
二 中国留学人才安全的现状及其面临的威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和学者们就已开始密切关注留学人才流失问题，并着手采取种种措施控制外流局面、抑制外流事态、争取回流形势。面对人才流出量快速增加、人才安全遭遇威胁和挑战的复杂形势，我国政府于2002年又进一步提出了“人才安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发展速度的明显加快，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领域、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处在深刻的历史变革之中。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的出国留学事业与相应的留学活动所面临的国际状况和政策环境就显得越来越复杂与多变。尤其是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主要国家中还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原因之一就是尖子人才匮乏，缺乏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科学大师和国际级的科技领军人物，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把握重大发展方向。
如据2007年1月召开的中国科协七届二次会议透露，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有4000万人，居世界前列。而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我国的技术引进却是又创新高：合同总金额达到2202亿美元，较2005年同比增长156%；其中的技术费为1476亿美元，占合同总金额的67%。因此，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28年来已约有275万留学人员回国工作”这一成绩的同时，还是要保持清醒认识，即在科技和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国高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仍然严重不足，严重制约着当前乃至未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由于各国高科技后备人才紧缺的危机引发并波及全球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我国留学人才、特别是高端留学人才始终是西方发达国家猎取的重要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才流失过度，必然危及我国人力资本安全，从而危及国家和民族的经济与社会安全。为此，人事部在2006年11月制定的《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要在5年内“使留学回国人员新增数达到15~20万人，争取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服务20万人次”的目标，以应对我国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严重不足。
1我国高层次人才严重短缺
根据《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统计，至2000年时，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46%，相当于1970年前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差约50年左右，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还要滞后约10年。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1987~1997年间，每10万人口R&D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中国只有454人；而日本为4904人；美国为3676人；俄罗斯为3587人；韩国为2193人。中国与上述国家相差5~10倍。
根据科技部的数字显示，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总量约是3200万人，研发人员的总数约有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但据中科院院士王天然透露，我国的科技成果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无奈与尴尬：至少有八成左右的成果没有转化。另据教育部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高校目前虽然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在6000~8000项之间，但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1/10。
据财政部有关专家在2006年7月间表示，由于高端人才的短缺，目前，在国际会计界：中国的注册会计师几乎没有发言权；在相关的国际性杂志上，也看不到中国注册会计师的名字；在与国际会计准则并轨的过程中，中国因不掌握话语权而只能被动地趋同于别人；国际投资者根本就不认同国内事务所的报告，要想在海外上市必须找国外的事务所完成报告。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在改革开放至2006年底长达28年的时间里，陆续回国工作的留学人员总数约有275万人。但有关学者和研究人员在根据各种资料、信息和数据对上述留学回国人员的结构状况加以分析和评估后认为，虽号称275万名留学回国大军，且不说其在我国庞大人口总量中的比例是多么微小，即便是在科技人员总量中的比例也是微乎其微。其整体的结构状况大致如下：（1）其中已经或快要退休的人员约占15%；（2）其中的各层次访问学者（即未获得国外学位者）约占50%；（3）其中的文科类人员约占25%。
2我国留学人才的流动、流向、回流与流失
人才流失是指在人才的跨国流动中，一国的人才流出量大于流入量的现象。既包括高级人才的跨国流动，又包括一般技术人才的跨国流动；既表现为人才移居国外或身体在国内头脑在国外，又可指人才流向本国外企的现象。由于人才涵盖的范围宽而不易确定，加之数据统计方面的技术难度，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多是以“留学人员回归率”或高层次人才的移民总量作为衡量和判断人才流失程度的指标。尽管因有“延期回国”或“为国服务”等现象的存在，尚不能轻率地将“未回归率”等同于“流失率”；但又不得不承认，在我国高层次人才紧缺的情况下，留学人员无论长期或短期滞留他国而不归，毕竟意味着国家实际损失了大量的留学人才，或可表述为损失可观的人力资本。
据教育部官员透露，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到2006年底的28年间，中国大陆已有超过106.7万名留学人员通过国家公派、单位公派或自费留学三条渠道，前往108个国家或地区留学；留学攻读的专业几乎涵盖了全部现有的学科门类，留学目的国主要集中在各个发达国家。2006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3.4万人，比2005年增长12.9％，其中自费出国留学12.1万人，比上年增长13.4％（参见2007年3月6日
新华网）。教育部官员还表示，中国政府将从2007年开始持续加大公派留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派遣，并将继续支持和激励自费出国留学，以掀起又一次“出国留学高潮”。曹国兴：《掀起“第二次留学高潮”》，《神州学人》2007年第1期。这种非常规性地加大派遣高层次人员出国攻读学位的做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其必要性、迫切性和战略性是不言而喻的。28年以来，如此大的出国留学规模和政策强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前所未有的。
另据教育部对外公布的统计数据，2006年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约4.2万人，比2005年增长21.3％，其中：自费留学回国人数约3.3万人，比2005年增长22.9％；国家与单位公派留学回国人数近9000人，比2005年增长15.5％。自1978年到2006年底，学成后回国工作的留学人员约有27.5万余人，仍在外的留学人员约有79.2万人，其中58.3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参见2007年3月6日
新华网），还有20余万人在国外工作并已获外国永久居留权或已加入外国国籍；另外还有因配偶、子女探亲或移民等事由出境并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在当地工作的约30多万人。
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留学人员出国前的状态（年龄、学历、经费来源、学业目标、人生价值取向、有无回国服务法定义务等）各不相同，同时还要考虑到人力资本升值预期和实际留学后成才年限的不确定性，以及留学接受国的政策各异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如果把每一年度内的出国留学人数与当年学成回国人数之比作为“回归率”来考量，既不严谨，也欠科学的。而若以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来作为计算“回归率”的背景因素，则可能更接近事实本身。基于这一观点，有学者认为，把1978~2006年底的留学人员总量与回国总量之比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回归率”来讨论、研究和使用，相对而言可能会更接近客观的真实性并具有研究价值。那么是否可以说，据计算出我国28年间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归率约为25.77%，即略高于1/4。
3我国留学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分析
在人才流动和流向的基础理论研究中，一些学者和专家相继以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许多颇具价值的理论观点，针对中国人才外流问题和“滞留不归”原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引起了学术界、政策层面和留学人员关注。但由于这些研究多发生在1990年之前，调查的对象也多是改革开放初期离开中国大陆的人员，因此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倾向把“滞留不归”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国内的“政治因素”，这一结论恐怕未免有些偏颇。陈昌贵于1992年开始在美国和加拿大开展了比较深入、且更为细化的调查访问和分析研究。对我国留学人才外流的原因分别进行了个人层面、社会层面、政策层面以及外交层面的立体分析；主要论证了“对个人发展前途的考虑”是影响中国留学人员决策“外流或回归”众多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原因。陈学飞于2002年归纳了影响中国留学生流动的六大理论，即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开放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推拉理论。
有关人才理论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拥有者是理性的，他们在选择是否外流、滞留时是以人力资本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而能够影响这一目标的因素是多种类、多元化的，所以，导致中国留学人才流失的原因也必定是多方面的。它既涉及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文化、政策等社会因素，又关联到当事人个人与家庭的生存状况、心理预期、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等个人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他们是相互交织、影响、作用、制约和渗透的，并且在不同时期各自作用力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
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理论和观点，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人才流动、流向以及流失的各种因素。可以说，我国留学人才的流动规律、流向特点和流失原因与这些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根据研究分析我国留学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并归纳为以下几个具体的方面。经济因素：工作环境、就业选择、晋升机会、薪酬收入、预期收入和竞争压力等。生存因素：居住状况、生活条件、生态环境、舒适程度、服务设施、户籍制度和迁徙自由等。家庭因素：子女的教育与成长环境、配偶与前辈的态度等。学术因素：科研氛围、学术水平、创新条件、经费支持、预期成果和学术氛围等。政策因素：外交战略、国家安全、留学生事务、侨务方针、少数民族政策、移民及出入境制度等。政治因素：民主决策、社会和谐、用人制度、公共管理、教育体制、教育公平、教育收费、官员作风、办事效率等。
4我国留学人才安全面临的威胁
有关研究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2/3留学生归国工作，1/3留学生在国外工作和沟通信息，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在2∶1是较合理和有利的，而目前我国却呈现1∶3的倒差比现象。这个数据从一个侧面表明，当前我国留学人才外流的状况已经对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不良影响，在留学人才安全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和隐患。其主要表现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人力资源结构失调；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缺失；国际竞争力受损；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受到制约；政府的投资收益失衡；国有企业多层面受损等。
三保障中国留学人才安全的对策研究
中国留学人才参与国际流动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在全球化规则的非均衡状态下，如何才能减少留学人才的流失，使我国的留学人才在国际流动中既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又能增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需要经常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根据各国与国内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既不能因留学人才流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试图阻止其流动，因噎废食；又不能因其所具有的正面效果而忽视其不利影响，任其自由发展。我们在保障中国留学人才安全方面能够、也必须有所作为。
1牢固树立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本的观念
人力资源丰富而人才稀缺是当前乃至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其根本出路只有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树立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本的观念。当前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而人力资本作为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和创造者，正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所具有的物质资本所无法超越的属性，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显现出来，并已形成广泛共识：人力资本开发是其他一切资源开发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人力资本具有自我增殖的潜力；人力资本开发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基础；人力资本的开发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牢固树立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本的观念，充分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的作用，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最基本观点。因此必须把人力资本作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全社会形成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努力造就高素质劳动者、各类专门人才和拔尖人才，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把人力资源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本强国，在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
2尽快构建留学人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
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根据各国经验和有关学者的“人口流动阶段论”，该时期正是人力资本流失频繁的时期。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人才大战，我国在不断加大支持出国留学力度、规划5年内使留学回国人员新增人数达到15~20万人的同时，也已经制定并不断完善吸引留学人才的政策体系，即实际着手构筑留学人才安全体系。当代中国留学史的经验和教训又严肃地告诫我们，要完整地建立这一体制的当务之急，就要尽快建立留学人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即对留学人才安全体制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性评价，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期性评估，及时掌握和发现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问题，为国家准确采取危机防范措施，为避免可能遭遇的风险提供前瞻性的政策依据。留学人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大致应该包括以下五个子系统：留学人才安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留学人才安全信息统计调查体系、留学人才安全监测预警模型、留学人才安全应急预案和留学人才安全监测预警的常设机构。
3不断创新留学人才安全的管理制度
构筑留学人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是应对留学人才安全问题的必要措施，但并不是治本之举。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学人才流失导致的安全威胁，必须不间断地对我国的留学人才使用制度进行改革与创新。当前，除了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留学人才合理流动、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以外，还要注意建立留学人才的国家储备制度并完善留学人才的统计体系。留学人才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的战略资源，留学人才储备与石油和粮食储备同样急迫和重要，过度流失必然会危及国家安全。而加强留学人才管理和储备，同样需要完善统计监测体系这项十分急需的基础性工作。统计活动的职能和规定性，决定了统计工作对于留学政策参考的重要意义。因此，从多方位、多层面、多角度、多渠道入手，扎实、细致地做好针对留学人员的统计工作，纠正某些部门在留学人员统计工作中的不作为、不会作为或乱作为，是做好出国留学政策研究、留学人员使用和留学人才安全工作的重要基础。没有这种基本数据的积累，很难准确掌握、系统观察、全面了解和客观评估留学人才状况的全貌和动态。所以有必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留学人才统计体系，在分析研究中改变只注重定性分析而缺乏定量和结构分析，以及预测跟踪分析的落后状况。为此，需要在“党管人才”原则的指导下，在中央的统一规划下，不断加强政府各相关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重新科学地构建留学人才指标体系以及统计监测体系的制度框架。
4稳步建立留学人才可持续良性流动的国际协调机制
国际政治较量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构筑留学人才安全体系必须有良好的国际环境的支撑与配合。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的基本方面,如国际总体格局、国际组织作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矛盾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如各国政策取向更加趋于务实和内向，视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为首要使命，大国关系中武力因素趋于淡化，意识形态在国家之间的地位和作用逐渐下降。人才国际化本应在一定的秩序下展开和发展，即应有一个有序和平等的流动与竞争环境。但当今的国际规则体系却是一架“倾斜的天平”，在更大程度上是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国家利益。这种国际规则的不对称在留学人才国际流动领域表现为：一方面，由于贫富差距加速了留学人才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掌握着留学人才流动的主动权，在对留学人才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吸引的同时，对一般劳动力进行种种限制。可见，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一个非对称、非均衡的制度安排，是发达国家出于利己动机而要竭力维护的约束性规则。短期来看，这种失衡的运行规则有利于发达国家得到留学人才，而中国却不得不遭受人才流失的痛苦。但从长远来看，我国正以更加成熟和不断壮大的利益相关者的姿态与发达国家合作与协商，以共同制订出适应“双赢局面”的长效机制。
5大力落实各项吸引在外优秀留学人员的政策措施
留学回国政策历来是中国政府和广大留学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鼓励和吸引留学人员、特别是优秀留学人才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在全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相关政策、规定和措施，并启动了许多具有示范作用的重大项目。2006年11月，人事部在其制定的《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大对高层次留学人才引进工作的力度，要在“十一五”期间，使留学回国人员新增人数达到15万~20万人，另争取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服务20万人次；并向全国各人事管理部门提出了“拓宽留学渠道、吸引人才回国、支持创新创业、鼓励为国服务”的工作要求。根据该规划，中国将在“十一五”期间实施高层次留学人才集聚计划、留学人才创业计划和智力报国计划，并进一步完善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的政策措施，打造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的绿色通道。该规划提出，要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重点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特殊需要，下大力气引进３类人才：一是掌握核心技术、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学术技术领军人才。鼓励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带头人以及其他高级科研岗位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集中力量重点引进一批世界一流的科技领军人物和战略科学家。同时，结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创新项目，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和科研团队；结合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围绕能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环境、农业等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和生物技术、新材料、先进制造等前沿技术，重点引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好发展潜力的创新人才。二是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国际运作能力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抓住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结合我国利用外资和产业结构升级需要，积极引进一大批金融、法律、贸易等领域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三是具有特定专业技能、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紧缺的专门人才。结合国家研究实施战略性顶尖人才的专项引进计划，采取特殊办法，特事特办，积极引进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顶尖人才。随着我国“科教兴国”和人才战略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在外优秀留学人员开始关注国内的发展机会。鉴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转换，目前正是我国加强工作力度，吸引大批在外优秀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良好时机。而“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从根本上解决“政策落实难”的问题，是目前在外留学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因而是当前吸引在外优秀留学人员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使在外优秀留学人员的报国之心得以实现，并有所贡献、有所作为、有所收益的根本措施。因此要加快我国留学工作体制的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当务之急首先就是要加大力度、切实落实业已出台的各项吸引在外优秀留学人才的政策措施。
6持续深化人事分配体制的改革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始终致力于消除体制因素对人才的制约，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人事腐败和传统势力的影响等诸多原因。目前，我国尚未完全建立真正适合高端人才培养和发挥作用的体制以及公平竞争的机制，距“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当前权力期权化、权力寻租经常化”和“需要人才的地方不需要人（没有编制）”的现象十分普遍；培养、吸引、留住和使用人才的能力都还十分有限，在全球性的人才争夺战中明显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和不平等的地位。一些传统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以及高等院校的人事管理体制严重滞后，人事制度没有跟上时代的进步；一些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和人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事腐败”制造了温床；对国家公务员的业绩考核缺乏科学、公正的评价手段，并由于监督机制的严重缺失，使得能者不上、庸者不下，清官难上、贪官难下的现象比较普遍（注：新华社北京2006年12月25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25日召开会议，听取中纪委汇报分析反腐败形势、部署反腐败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认为，反腐败工作取得较好效果。同时也要看到，当前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反腐倡廉任务仍然艰巨）；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热衷于浮夸、浮躁的形式主义活动，和弄虚作假、夸夸其谈的表面文章，对留学实践活动中大量存在着的政策研究、基础建设和宏观协调等涉及留学政策的重大工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麻木不仁。上述种种现象严重制约着人才的脱颖而出，并使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优秀人才严重流失。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注重留学人才科技创新能力的先进性，就必须形成一个鼓励务实的用人导向，不断趋同于“以贡献定取舍、凭实绩论功过”的价值取向；突出留学人才专业领域广泛的社会性，就需要具有广阔、扎实和宽松的人才工作视野，不断扩大国家建设的人才资源和人才基础；关注留学人才出国回归增长的持久性，就应当做到留学人员群体中的存量人才和增量人才并重、体制内和体制外人才并重、优秀人才和准优秀人才并重、已回国人才与尚未回国的人才并重、党内人才与党外人才并重、“显人才”与“潜人才”并重，以实现留学人才对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覆盖。另外，在招聘、引进和使用留学人才的活动中，一些单位为本部门或某些领导者个人的短期目标所驱动，缺乏战略规划地盲目引进留学人才，其结果往往是人才的闲置、浪费或再度流动，造成“人才泡沫”。因此，在留学人才引进、使用和留学人才项目的管理工作中，也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注重求真务实之风；刹住“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亮点工程”、“政绩工程”等屡禁不止的歪风。
7正确评价留学人才的能力和业绩
被吸收或引进的留学人才绩效不佳的因素有很多，但评价和激励机制欠科学、不健全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国家的决策机构和吸引、使用留学人才的各个部门，要注重研究成功留学人才的素质结构和知识结构，并借鉴现代科学方法，努力做好对留学人才的考试、考核，和测评的科学化、定量化、具体化、制度化，并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要在人事制度的改革中特别突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人才建设，彻底改革传统的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和薪金分配制度，加快、加大各级行政部门权力下放的速度和力度；要大胆启用德才兼备却可能会有争议的优秀中青年留学人才，努力创造一种宽松的人才环境，为他们施展才华搭建舞台；要有一种硬性的制度用以保证人事和人才管理部门能够真正做到“用事业、用感情、用适当的待遇”吸引和留住留学人才。
8加快实施对国家公派留学选派工作的政策创新
配合国家人才战略的实施，结合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继续扩大出国留学教育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公派留学政策的创新和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改革，在公派留学的结构、层次、质量和规模上实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即要以实施人才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为契机，以为国家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为特定目标，以国内一流的青年科教工作者和研究生为主要选派对象，以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为合作伙伴，以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为指导教师；不断提高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攻读学位和参加科技项目合作研究的比例，着眼于培养新一代科技领军人物和学术带头人，并争取在派出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在积极争取国家财政支持的同时，不断拓宽筹集资金的思路和渠道，增强“国家留学基金”吸纳社会资金的能力和社会认知度；在现有中外联合培养博士以上高层次人才项目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和拓展新的合作渠道；在现有资助标准基础上，不断调整对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资助水平。（逄丹 杨晓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