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新闻事业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传媒实务，还是人才培养，都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模式。本文试从中国台湾新闻人才发展的历史、新闻教育设置和人才现状与问题三个方面对中国台湾的人才状况做一分析。
一 中国台湾新闻人才发展历史
（一） 早期发展阶段（1949年前）
1 甲午战争前的发展状况
中国台湾和大陆只有一水之隔，但其新闻事业起步却比祖国大陆晚得多。1884年以前，中国台湾还没有报馆，当地读者主要通过往来于海峡两岸的船只获得大陆的报纸。当时在广州出版的《述报》就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设有办事处，并由代购通讯员负责代销报纸。1885年以后，中国台湾才开始有当地出版的报纸。其中：属于官方的，是刘铭传任中国台湾巡抚时期根据北京出版的《京报》翻印的《邸抄》；属于民间的，是1885年创刊的《台湾府教会报》。后者是由在中国台湾从事传教活动的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其中，刘铭传任中国台湾巡抚期间，在中国台湾增设府县、巩固海防、兴办新式企业、提倡新式教育，铺设铁路和海底电缆，经营电讯通讯，令地区面貌为之一新，为中国台湾新闻事业的创办准备了人才和技术基础。
2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发展状况
甲午战败后，日本侵占中国台湾，占领初期，禁止中国台湾人民办报。早期在中国台湾出版的《台湾新闻》、《台湾日报》等，都是日本人主办的。《台湾新闻》1896年创刊于台北，是日本人设在中国台湾的总督府的机关报，也是日本人在中国台湾创办的第一家报纸。日本统治者为了宣扬其帝国主义政治文化，推行其殖民政策，冲淡中国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对于新闻、言论的控制和管理极为残酷。他们在中国台湾建立了一套十分严密的特殊警察制度，遍布中国台湾各地的警察机构对当地人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其所谓“高等警察”，专门负责管理人民的“思想”，有权检阅一切出版物，禁止书刊发行，“临监”或解散人民的集会。人民稍有不满，他们就动辄以“行为可疑”、“违反命令”等罪名，予以拘捕监禁、处以罚金或施以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台湾新闻事业起步艰难，毫无新闻自由可言。
总督府对中国台湾当地新闻事业进行严厉管理。从日本到中国台湾办报的人多数是总督的亲信或好友，能够比较好地贯彻总督的旨意，而其他办报人员，若触怒总督政府，就要遭到取缔。在严酷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台胞自办的报纸仅《台湾新民报》一家。
1916年以后到抗日战争前夕，个别中国台湾进步知识分子和进步文化团体主办的中文《台湾民报》、《台湾百年》等报刊，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加强了在中国台湾实行的皇民化政策，禁止用中文办报，并限制报纸出版。到1944年春，当地只剩下了《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湾日报》、《东台湾新报》、《高雄新报》、《兴南新闻》六家报纸。其中，中国人办的只有《兴南新闻》一家。1944年4月1日，总督府又强迫《台湾新闻》等五家日报并人《台湾日日新报》，改名《台湾新报》，独家出版。通讯社始终只有日本侵略者办的同盟社一家。以此实现了对新闻事业的彻底垄断。这一状况一直维持到日本战败投降。
3抗战胜利初期的发展状况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25日，中国台湾回归祖国。光复后，国民党台湾当局对报业采取了“创刊不需许可，言论不受检查”制度，那时中国台湾报纸的内容可说是比较自由的。虽然在这段时间创刊的报纸相当多，但是总的来说，这段时间是中国台湾新闻事业的拓荒期，报业经营困难重重，无论公营还是民营报纸，都存在着人手短缺的困难。日本侵占中国台湾50年间，强行推行“皇民化运动”，实行文化侵略。在学校推行日语教育，中文报纸也于1936年被取消。因此光复初期，一般读者能读懂中文的不多。这样也给编辑造成了困难，采访、编辑要用两种语言的报道，使得人手更显紧张。
（二）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
1949年，国民党败退中国台湾，对新闻界从经济上压制，一度停止新闻纸的配合，强行裁并，或勒令改组，或强迫停刊。与此同时，广大新闻业人士进行了不屈不挠地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但是新闻界的低迷却没有影响人才培养，这一时期的中国台湾产生了很多新兴的新闻人才培养机构。1951年7月成立的政工干部学校，是中国台湾最早开设新闻专业的学校。1954年10月，在中国台湾复校的政治大学复办新闻研究所，并招收第一届研究生；第二年，该校又恢复大学部。此外，台湾师范大学和世界新闻职业学校也在20世纪50年代开设新闻专业。60年代以来，由于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速，报业也有了新发展，发行量增加。60年代的10年间，报纸发行量倍增。由此也带来了报业的激烈竞争。这一时期，各报逐渐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对于吸收从业人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较成功地提高了从业人员的学识水平。一般来说，报业机构采取三种方式吸收人才：（1）利用各大专院校科系应届毕业生到报社实习的机会，从中择优录取；（2）举办招收从业人员的专门考试，限定报考的资格、年龄和性别，以招收合适人才；（3）从岛外或岛内其他机构选聘人才。陈扬明、陈飞宝、吴永长：《台湾新闻事业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这一时期是中国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成长时期。中国台湾新闻与传播教育的框架基本上形成。先后有文化大学、辅仁大学、铭传商业专科学校等开办新闻与传播教育专业。这些院校在系科专业的设置上与政治大学等早期开办的学校不同。他们开设了广播电视、传播学、印刷学等一些新的系科专业。70年代，中国台湾31家报纸的总发行量又比60年代增加一倍左右。
（三）解禁后的中国台湾报业
自从1988年“报禁”解除后，中国台湾报界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报纸数量急剧增加，版面也扩大不少。虽然新报如雨后春笋般浮现，但执牛耳者仍为《联合报》报系和《中国时报》报系。而其他报社为了生存，挖空心思取悦读者，都想要取得惊世骇俗的独家新闻，进而进行大肆炒作。同时，各报还对硬件设施积极投资，在20世纪的80年代，台湾就已经普遍应用激光印刷、电传技术和电子通讯等办报手段，以提高印刷效率。与此同时，各大报也并未放松人才的竞争。起初由于“报禁”解除，各报纷纷招揽记者，并互挖墙脚。几家老报系，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办，到“报禁”解除时期，老一辈发行人都年事已高，或已作古，社会转型，其经营理念已不适应当地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报界出现结构性改变，报业第二代“精英”纷纷接班。这些有决策权的主管们年龄较轻，多受过良好教育，学历普遍较高，总编、主笔也多聘用新闻高学历者，甚至留学硕士、博士。这也使得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当地新闻传播教育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在这一时期中，与新闻传播相关的高校系所明显增多，招生规模显著扩张，办学层次也不断提升。据统计，仅1991~2000年的十年中，就有49个与新闻传播相关的新系所诞生，占1954年以来成立系所的七成。除政治大学在1954年成立的新闻研究所外，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文化大学、淡江大学、交通大学等，都纷纷建立新闻学或传播学研究所，招收硕士研究生。另外，政治大学于1983年8月开设博士班，使中国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形成了从专科生到博士生的完整体系。
现在中国台湾当局对报业的控制虽然有所减轻，但并非听之任之，在基本立场方面还是非常坚定的。中国台湾报纸追逐利润的企业性质，使当地新闻业的规范困难重重。如何加强自律，是当地报界的一个现实而重大的课题。
二 中国台湾新闻人才培养现状
（一）教学模式——“整合传播”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台湾公立和私立的新闻系所只不过屈指可数的几家。1988年元月报禁开放以来，中国台湾传媒生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新闻传播教育的办学规模显著扩张，学术研究能力不断提升，师资素质、课程改革、实习设备等方面都有快速发展。各大院校的新闻传播系所在培养新闻传播人才、开展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
1系所设置多样化
到了2001年，中国台湾共有70个与新闻传播相关的系所，其中公立26个、私立44个，分布在24所学校中。这些系所名称林林总总，主要包括：传播、新闻、大众传播、广电、电影、音像记录、视听传播、影像传播、广告、公共传播、口语传播、传播管理、传播科技、电讯传播、资讯传播、平面传播技术、印刷（艺术）、图文传播教育、视觉传达设计等。由此不难发现，“教学与研究机制正好像不断因应新媒介与更细致分工的趋势前进”。
除了量的增长，中国台湾新闻教育的发展还表现在研究机构的渐趋完备。除政治大学早在1954年即先行成立新闻研究所，其余如辅仁大学、文化大学、世界新闻传播学院（现世新大学）、台湾大学等院校也在1983年前后，成立各自的新闻或传播研究单位，开办新闻传播硕士学位的教育，而政治大学新闻所则设有博士班。这些研究所培养的人才，已成为当地新闻教育、科研所及新闻媒体的骨干力量。
广播电视教学课程于1962年由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现世新大学）创办。次年，国立艺专成立“广播电视科”。其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等高校，为了配合广电及电影事业的发展，也陆续开设相关课程或成立“广播电视组”。随着新闻传播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媒体经营者开始步向企业管理的经营方式；与此同时，着重于传播企业人力资源、资讯、采编、行销、广告及组织的合理化规划与管理的传播管理教育也随之兴起，世新大学、铭传大学和中山大学等相继成立了传播管理系或研究所。此外，新闻与传播院系十分重视广告和公关教育，原先没有的陆续开办相关专业，原先有的则不断强化。最近几年，交通大学和元智大学等还办起了传播科技教育。
新闻教育已发展成为涵盖新闻、传播、广电、传播科技、广告、公关、出版物资讯、信息管理、多媒体应用等复合型专业门类，兼具文理工管的多重特色。传统的新闻类专业课程占全部课程的比例有所下降，有的学校仅为25%左右，而新兴课程中除广电、广告、公关等已成为独立系科外，有关印刷、平面设计、出版等专业也已成为一些院校新闻院所的独立科系了。此外，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提升资讯检索水平的研究，也成为现代新闻教育的重要课题。有关大众传播媒体、新闻事业的管理科学等原先被认为属于管理科学范畴的课程已逐渐成为新闻传播教育中的一个分支，有些院校已成立传播事业管理学系科。以铭传大学为例，其传播学院以“入学不分系方式，突破传统以学系为主的教学架构，让学生依据个人兴趣和能力，选择符合个人发展的专业课程。学生在一二年级时不分系学，修习本院各学程的传播专业核心课程。三年级起学生再依前二年之修课状况及个人兴趣，选择新闻学系、广播电视学系、广告学系或数位传播学系之一就读。”来源于铭传大学网站，wwwmcuedutw。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学生选择课程的自由度，让他们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专长更加合理地选择未来。
2重视研究方法，鼓励学生“在做中学”
现在中国台湾的新闻教育，更重视研究方法的使用，如政治大学新闻所有关研究方法的课程，包括方法论、理论建构、量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方法、高等统计等。所以目前的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已由新闻技术与新闻史的研究，进入对传播行为、传播媒介的影响，以及对传播政策的系统研究。与此同时，由于多媒体技术和电脑应用等新兴传播科技在新闻传播事业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对传播系统以及媒体技术、艺术的整合研究的开展。利用先进的电脑硬件对传播系统软件的开发研究，也是台湾新闻教育中的一项重大突破。而各校在教学中普遍重视“在做中学”，注重向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与实践场所，学校一般均办有报刊、广播等，有的还设有印刷厂，供学生边学边做，边做边学，提高了学生的专业兴趣。其中以世新大学的广播电台做得最为有声有色。世新广播电台是中国台湾成立最早由学校附设供学生实习研究的广播电台，也是目前唯一同时拥有AM调幅、FM调频与网路广播的学校电台。节目内容丰富多彩——AM729定位为读书人的频道，为听众提供各类读书、进修资讯；FM881定位为流行音乐网，为听众提供优质的音乐聆赏与信息。
（二）教学目标
从教学目标来看，中国台湾的新闻传播院系普遍强调理论研究与实务人才培养并重，旨在培养理论与实务兼备之人才，大学部以实务为基础，研究所以理论为架构。“即如政大新闻研究所博士班也不例外，其教育目标定为：（1）培养教学与研究人才；（2）培养媒介管理者”来源于政治大学新闻系网站，http://www.jour.nccuedu.tw/。这种“学”、“术”兼顾的教育目标，有助于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理论和实务课程的发展。
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新闻学系“素以新闻传播学术领航者自居，但犹不敢以此画地自限，经常反省如何持续加强对社会国家之贡献”，“本系培养学子未来仍将以‘社会责任’为重，提醒在校学生‘尊重生命、关怀社会’，除求取广博知识之建立，亦多方反思‘通大视野’之整体健全发展”；政治大学新闻系2005年宣传册。世新大学传播学院的新闻系所坚称自己的一贯目标是“和新闻专业技术能力及世新传统的自由民主精神，培养关怀社会、具备独立思考、浓厚人文素养的优秀新闻工作者”；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5年宣传册。铭传大学新闻学系“目的在提供学生专业的理论与实务训练，使学生具有新闻学理的素养及从事新闻工作的实务能力，并传授学生人文与科技结合的技能，为社会大众提供优质的新闻报道。秉持‘理论与实务结合’的教育理念，追求‘人文与科技对话’的教育精神，推展‘传播知识产业化’和‘传播产业知识化’的教育目标”。来源于铭传大学网站，www.mcu.edu.tw。各个新闻院系的培养目标差别不大，都较为强调实务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中国台湾新闻教育的共同追求。
（三）课程设置——整合传播理念的实现
在传播教育发达的西方国家中，由传播相关学系组成一个单独的学院相当风行，但是在中国台湾则经过漫长的时间，在1989年8月才成为事实。1989年，政治大学和文化大学分别创立传播学院和新闻暨传播学院，此后，号称学院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与传播或新闻相关的新增学系和研究所更是不计其数。可见，扩展和整合是中国台湾新闻传播教育最近十多年来引人注目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促成了层次多彩的教学和研究体系。
1课程设置
中国台湾新闻院系的教师大多数在美国接受过新闻传播教育，其课程也深受美国的影响。一般来说，中国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课程分三大类别：一是人文通识课程；二是传播学的理论课程；三是专业实务课程。中国台湾新闻传播的课程发展经历和美国很像，也是由报学开始扩及传播学、多媒体课程以及学术研究课程。无论是教学或研究，都愈来愈强调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剖析新闻、传播行为与现象。事实上，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建立的系所多以“新闻”、“大众传播”命名，其后则以“传播科技”、“传播管理”、“视觉传播”等为名，反映出科技的冲击和业界的需求。
2特色学程
近年来，有些学者觉得以媒介性质区分的课程已不适用于媒介整合的信息时代，应加强通识教育，启发学生独立发展能力，也有学者认为解决之道是向学生提供“问题导向”和“情境应变”的知识，进而训练他们分析环境和探索问题的能力。所以，中国台湾一些新闻传播院系为了加强通识、人文与资讯传播教育，也开始推行新课程制度，以学程取代学系。
这些院校规定每个学程包括一定数量的相关类型课程，学生可根据个人能力和兴趣，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要求数目的课程即可，剩余学分可任选其他院系的课程来修满。各个学校的学程设置也略有不同。政治大学从1999年8月1日起实施前段不分系的新课程制度，将三系整合建构，以学程取代学系，做知识、资源之整合，以其提供多元学制，增进教育的弹性及有效性。其新闻系的学士班要求学生仅需于本系主管之三学程中任选一学程并修毕最低下限学分数（24分），即完成本系规定，其余学分可选本院、他院、本校开设之各项课程。铭传大学则设立了15个学程，一二年级只修习核心课程，三年级选系之后再根据各院要求选修学程，此外也提供了很多选修课程。世新大学也在全校共同必修课程之外，安排了21个学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课程设置也具特点。它们并规定学生至少修毕一个本系及一个外系、跨系或跨院学程始得毕业。
大约40年前，在中国台湾当局、美国一些基金会或学校的补助下，中国台湾传播研究的先驱远渡重洋，负笈取经，向美国传播界的大师学习当时最先进的学说。他们返岛后即在大学开设相关的科系与课程。由于社会、科技及学科不断变化，中国台湾的新闻工作者与教育者也在思考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方向。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新闻系毕业生在校所学脱离现实，如何配合业界要求成了迫切的问题。
（四）师资力量
目前，中国台湾新闻教育机构教师中，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比例高达95%以上。其中，在美国取得的高学历的教师更是中国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主力军。虽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台湾有部分留欧学生返岛后，同时也培养了一些新闻传播博士，但是留美的教师仍然占主导地位，并以美国新闻传播理论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据1996年3月的人事统计，中国台湾新闻传播院系的专任教师总数为301人，其中博士130人、硕士160人、学士11人。在13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美国院校颁授者为104人，岛内院校颁授者仅22人，其他地区的博士4人；硕士学位构成，同样以美国院校的硕士85人占首位，岛内学校硕士占60人，其他地区15人。在专任教师之中，留美的硕士、博士人数占全部硕士、博士总数的65.75%。以政治大学和世新大学为例，政治大学新闻系的21位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中，20人拥有欧美留学背景，比例高达95.2%，其中18人在美国获得学位、2人在欧洲获得学位。世新大学在其下设的8个系所的107位教师中，最高学历为美国留学背景的人数达54人，占总人数的505%；最高学历为欧洲留学背景的有8人，占总人数的7.5%。二者总共占了全部教师的58%来源于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网站：http://cc.shu.edu.tw
大量于美国获得学位的教师在中国台湾执教，确实有利于提高岛内新闻教育的师资水平，推动知识全球化的扩散过程，但由此产生的一些副作用也不容忽视。如教师的教育背景相似导致学术分布不均，学术资源浪费，开课重叠等问题。课程内容相似或有所重复，确实是新闻传播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而这一现象的滋生，虽可从课程设置上寻找原因，但与师资自身教育背景的雷同不无关联。再者，在学术研究上容易引起视野狭窄、思路局限等问题，如在传播学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台湾学术界在很长的时间内，仅停留在翻译、介绍、比附、移植等初级阶段，这对发展独立的新闻传播学术理论研究相当不利。
（五）两岸学术交流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新闻学者间的交流，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是在第三地偶然地不期而遇；接着是中国台湾新闻学者访问大陆；随后，是在香港实现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闻学者正式学术会议的交流；最后才是大陆新闻学者访问台湾地区。
1989年7月，台湾地区院校教授访问团来到中国大陆，首次实现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新闻学者的正式学术交流。1993年以后，两岸的新闻学术交流进入较为正常的时期，不时有台湾地区新闻学者或个人或组团访问大陆，也有中国大陆新闻学者访问台湾地区。两岸新闻传播学界还就少量项目，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了合作研究。中国大陆主要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教育院系，都拥有台湾地区的新闻学术著作，台湾地区的主要新闻院系，也拥有中国大陆的新闻学术著作，订有中国大陆的主要学术期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新闻学者，开始相互在对方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互参加对方举办的学术会议。陈力丹：《台湾新闻传播学研究与两岸学术交流》，中华传媒网。中国台湾的铭传大学还专门成立了“两岸传播研究中心”，以期推动与中国大陆的学术合作研究，与中国大陆传播媒体相关单位的实务交流，以提升两岸传播学界于实务界互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者重视了对台湾地区媒体研究，2005年厦门大学出版了一本71万字的论文集《海峡两岸文化与传播研究》，填补了大陆对台湾地区新闻传媒业研究的空白。据统计，大陆核心期刊对台湾地区新闻传播研究，1994~2004年间共发表89篇论文，其中2001年以来20余篇。从数量看，大陆比较重视对台湾地区新闻的研究。
三 中国台湾新闻人才现状与问题
（一）中国台湾新闻人才现状表2和图3显示了中国台湾新闻从业人员教育背景及性别之间的关系，这部分的发现相当有趣。在多数社会中，无论是由于家庭中重男轻女的观念或是教育制度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男性的教育程度一般比女性高。但图3显示女性从业人员的平均教育水平反而比男性高。台湾新闻从业人员中，男性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为67.1%，而女性为76%，高于男性将近10个百分点。随着社会现代化，新闻界和教育制度提供女性的机会愈来愈多。女性新闻人员涌入新闻界也是较近表2中国台湾新闻人员教育背景及其年龄的关系受过未受过大学教育34.6岁(578人)35.5岁(240人)专业教育34.9岁(422人)35.3岁(399人)注：曾受过大专教育(包括专科毕业及未毕业者)的新闻人员在本研究中被归类为未受过大学教育。表中显示的为该组别的平均年龄，以年岁为单位。括号内数字为人数。
图3台湾新闻从业人员教育背景及性别之间的关系资料来自陈韬文、罗文辉、潘忠党：《新闻传播教育对新闻人员的影响：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比较研究》。所以，女性从业人员的年龄很可能较为年轻，而由于年轻一辈的新闻人员教育水平较佳，所以女性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也可能较佳。
中国台湾记者让人钦佩的是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一般白天自己开车出去采访，采访完毕就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上打字发稿，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抢新闻。在采访中，他们的提问往往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直奔核心问题而去，目的是在快节奏的中国台湾社会生活中获取到更多的信息量。他们一旦有了理想的采访对象，往往锲而不舍，直至成功，而极少主动轻易放弃。中国台湾新闻各报对优秀稿件、独家新闻，都给予特别奖励；报社对记者每个月进行一次综合考绩，部门主管论功行赏，少则数百数千元，多则数万数十万元，这也大大激励了记者的竞争动力和工作热情。
（二）中国台湾新闻人才存在问题
院系激增，基本形成由专科到研究生的多层次新闻教育体系，但毕业生也出现相对过剩的矛盾局面。到1996年上半年，台湾地区已有近20所院校成立了新闻传播系所。其中大学、大专部的基础教育为新闻传播事业培养了大量的实务人才，成为台湾新闻事业从业人员的主力军。但在毕业生就业方面也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一方面，新闻传播学士只占同年学士毕业生总数的2.45%；另一方面，由于毕业生集中涌入城市，有限的新闻媒体尚不足以消化如此众多的毕业生，每年都有一些新闻传播学的毕业生无法进入新闻传播界。其中台湾地区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专业对口比例在六成左右，而普通学校竟在四成以下，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中国台湾新闻传播教育重视专业理论的人格培养，而新闻媒体要的是马上就能采写新闻的从业人员，双方的期望和要求不尽相同，有时甚至相去甚远，因而出现毕业生未能完全适应现实环境之情况。如何增强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仍是不少新闻传播院系努力的目标。
媒介环境的开放，带动了人力需求的增长，也成为中国台湾新闻传播院系不断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来说，中国台湾新闻传播系所在人才培养上，尚能顺应人力市场的增长趋势。1996年发表的、由王石番和陈世敏主持的“传播教育课程规划研究”成果报告，分析了不同年份毕业生的状况，结果表明，传播科系毕业生“学以致用”的比率达六成左右，比1982年以前的就业状况为佳。但报告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传播科系在过去十年内成倍数增长的状况可以维持下去。这项规划书研究了四个成立时间较早的大专院校传播类科系，包括政治大学新闻系、文化新闻系，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以及世新大学五专的编辑采访科，进行每隔五年的抽样调查，抽出1977年、1982年、1987年、1992年的毕业生作为调查对象，进而探讨新闻传播就业市场的变化情况。研究显示1987年和1992年的毕业生中，从事与新闻传播相关的工作的比例相对较高。这当然同传媒生态环境有关。王石番等指出，当时“报禁”即将开放或刚开放，报业处于一种蓄势待发的氛围中，各报也纷纷征求人才。虽然“报禁”开放为新闻传播院系的毕业生提供了更好的就业环境，但这并不代表学生素质能够符合新闻传播业界的期望。
虽然有学者批评，现在新闻传播课程设置实务课程偏高，但是新闻业界似乎对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的业务能力并不满意。中国台湾《联合晚报》总编辑项国宁于1996年8月3日在传播教育课程规划焦点团体讨论会上表示，新闻系所毕业的学生不能很快适应短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的压力，换句话说，学校的实务课程不能有效地“虚拟实境”，不能充分反映媒体实际的工作状况。
台湾大学林鹤龄也说，新闻教育面对的市场压力比较大，学生读新闻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新闻教育也要面对市场，重实务比较容易找工作。她说，现在中国台湾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教学的东西不是业界希望的，没有达到市场需求的效果。媒体要求毕业生尽快上手，不必在职培训。以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学生来看，总体素质还好，学生有自己的观察能力，文笔普遍还可以。当然，学生进入媒体后，能否承担工作压力，一时还不容易看出来。
中国台湾政治大学的罗文辉曾研究后指出，45岁以下的资深新闻人员比例较低，固然显示出台湾地区新闻从业人员世代交替的速度较快，但也可能显示台湾地区的新闻媒体无法留住资深干练的新闻从业人员。如果最好的人才在新闻界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和智慧以后离开新闻界，投身别的行业，将使新闻界蒙受巨大损失。研究还指出，如何使新闻媒体摆脱政治力量的控制，发展成为中立的第四权力，进而公平地报道与评论当局与各级政党政治活动，可能是当前台湾地区新闻媒体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此外，该项研究还指出，除了提高薪资待遇外，新闻媒体必须加强新闻报道的水准，并赋予新闻从业人员更高的自主权，才能留住优秀的人才。在资深记者问题上，曾任《联合报》社长的张作锦指出：(1)中国千年帝制，辛亥革命以后，政治上仍然不能够走向民主轨道，宪法不足以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记者未受到应用的尊重，影响记者对职业的忠诚和献身的热情，内在既无信仰力量支撑，外在也难以始终坚守岗位。(2)表面的、例行的新闻写多了，资深记者自然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写一些深入的甚至是批判性的文章，以求对社会各种状况发挥一点影响并促进之。可是媒体未必能够提供给他这种机会。凡此种种，都使他灰心丧气。(3)新闻事业亦犹如政府机构，多采用“科层组织”的管理方式，待遇随职位而调整。不论是多么资深的记者，薪水只能升到一定的限度，剩下的一条路就只是“升官”。而社会上约定俗成的价值标准是，一位两鬓斑白的记者如果还是记者，而不是什么主任或副总编辑，他出去跑新闻时是会受到讪笑的。
“报禁”开放以来，中国台湾的新闻水平已经有了大幅提升，虽然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它所取得的成绩更是引人注目的，相信中国台湾的新闻事业必将有更加辉煌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