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一书是战国末秦相吕不韦召集众门客所编撰的一部政论书。战国时期七国争霸、变法图强的社会环境，使得士人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求人》所说：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所以，各国都在招贤纳士，延揽人才。秦相吕不韦也非常重视人才，曾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学习“战国四公子”，也广招门客，数量达三千人，其中李斯、甘罗等人，就是吕不韦从底层提拔、任用的杰出代表。吕不韦这样做的目的，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就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一 论士的篇章与类型

 

　　战国诸子著作，多有论士文字，《吕氏春秋》号为“杂家”，其著作，可谓集先秦诸子之大成，其中论士方面的内容丰富，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察贤》、《期贤》、《下贤》、《论人》、《求人》、《知士》、《爱士》、《举难》、《士节》、《士容》、《忠廉》、《介立》、《诚廉》、《直谏》、《报更》等39篇，几乎占全书160篇的四分之一。

 

　　《吕氏春秋》是一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士论、人才论。该书论士较多地具有儒学特色，在中国士文化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对后世具有较大的积极影响，对今天仍有较大的借鉴与启迪意义。

 

　　士是中国文明的创始者，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在文化传播、教育普及、文学创作、科技进步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钱穆说，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马克斯·韦伯说，中国的士人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之前，其论士带有战国时代的特点，由于它是为即将统一的秦帝国谋划治国方略，所以其论士也带有某种程度的理想色彩。

 

　　《吕氏春秋》一书中所涉及的士人类型较多，有“有道之士”、“国士”、“士民”、“秀士”、“名士”、“豪士”、“天下之士”、“三军之士”、“贤士”、“直士”、“布衣之士”、“智士”、“廉士”、“卿士”、“士大夫”、“自耕之士”、“野士”、“文学之士”、工商之士、“魁士”、“学士”、“列士”、“仁士”、“通士”、“达士”、“巧士”、“精士”、“辩士”、“论士”、“察士”、“女甚士”、“瞑士”、“死士”、“哀士”、“诸侯之士”、“士尉”、“兵士”、“理义之士”、“卒士”、“强识之士”、“葆力之士”、“极言之士”、“大夫士”、“古之士”、“东夷之士”、“善谀之士”、“诬悖之士”等众多类型，可谓是“济济多士”，不过，从士文化史的角度看，这时期的士基本上属于游士。

 

　　二 对贤士作用的认识

 

　　《吕氏春秋》一书中对贤士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对其在治国安邦的作用有比较多的论述。如《期贤》说：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谨听》说：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国不虚存，必有贤者。《本味》说：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知度》说：任人，则贤者毕力……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贤士的作用有如此之大，但其主要功能只有两点：一是辅佐。天下之大，事务至繁，以君主一人之智力、精力，是管不了、也管不好的，这就需要选贤举能，授权管理。二是进谏。《吕氏春秋》一书中将臣士谏议对社稷安危存亡的重要性提得很高，《似顺》说：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先识》说：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直谏》说：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孰肯犯危……无贤则不闻极言，不闻极言，则奸人比周，百邪悉起。《达郁》说：故圣王之贵豪士於忠臣也，为其敢直言而决郁塞也。而进谏又是“忠臣廉士”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恃君》说：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关于进谏的功能与理论，刘泽华在《先秦士人与社会》一书中的“为社稷论”、即以《吕氏春秋》一书中的《贵公》为例，“疏导论”以《达郁》、《开塞》为例，“补短论”以《用众》、《自知》为例，“以臣为镜说”以《达郁》为例，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第81~86页。这就说明《吕氏春秋》一书中不但重视进谏，而且有一套比较成熟的进谏理论。

 

　　有人可能会说，《吕氏春秋》一书中如此强调贤人治国，是不是一种过于夸大个人作用的英雄史观呢？我认为不尽然。第一，《吕氏春秋》一书中这种观点，是战国时代那种“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重士思想的反映。《文心雕龙·论说》。第二，《吕氏春秋》一书中强调君臣分工，主张君“无为”臣“有为”，所谓“贤主劳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吕氏春秋·士节》。第三，《吕氏春秋》一书中在崇尚贤人治国的同时，也强调依靠众人的力量，如《用众》说：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所以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故以众勇无畏乎猛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人多力量大，善于利用众人的力量是“三皇五帝”成就功名的原因所在。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依靠众人的智力，就会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吕氏春秋》一书中对贤士地位与作用的定位与评价进行准确，如《先识》说：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贤士是有德有才之人，常常受到民众的爱戴与支持，《务本》说：“宗庙之本在民”。即认为民为邦本，而争取民心最好的方法就是求贤、得贤，所以，《察贤》说：“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贤。”

 

　　三 访贤与得贤

 

　　既然臣士在治国安邦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访贤、得贤呢？其实，欲得贤士首先须有识人的慧眼，须真心爱士、尊士，有礼贤下士的胸襟与气度。吕不韦是真心“好士”、养士、提拔士人的，所以，书中有不少尊士、礼士的感人事例，其中以《下贤》篇较为典型，该文开头提出论点：……贤主则不然。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接下来举了帝尧拜见平民善绻、齐桓公拜见小臣稷、魏文侯拜见段干木几个感人故事加以论证，说明贤士尽管有才能、有个性，但君主只要不求全责备，能礼贤下士，贤士就一如百川归海般投入其怀抱。不仅如此，《吕氏春秋》仍有先秦时期道高于势、君主为迎贤“拥彗先驱”、“侧行撇席”的遗风，表现在君主对贤士或以师友相待，或平等相待，敬重礼遇有加，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期贤》写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其仆从不理解，魏文侯说：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骄之？《尊师》列举了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十圣人、六贤者未有不尊师者也”的事实，说明了其兴旺强大的原因。《举难》说魏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上德》引墨家巨子孟胜的话说：“吾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师也。”由于贤士与君主是师友关系，而不仅仅是君臣关系，所以“士为知己者死”，多能尽智竭力，《观世》说：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智能可尽也。针对有人认为“国小养不起贤士”的观点，《报更》说：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可见物质待遇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真诚的爱心与谦恭的态度。

 

　　有了真诚的爱心与宽广的胸襟，识人的慧眼就有可能提高，但要寻访、得到真正所需贤士，就像在乱石中采玉一样，委实不易。《任数》通过孔子错怪自己所钟爱的弟子颜回，而感慨“知人固不易矣”，《士容》又通过“狗乃取鼠”的寓言故事，对压抑人才的社会现象进行嘲讽。由于能委以治国重任的“有道之士”特别少，如《观世》说：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又非常急需，所以君主选才识才的视野一定要宽广，要不辞辛苦地到全国各地，甚至到偏僻边远的地方去访求、挖掘贤士，以广揽贤才。《本味》说：贤主之求有道之士，无不以也。“以”，意为用，即只要能访求到有道之士，可用一切办法争取。《求人》说：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极卑极贱，极远极劳。《慎人》说：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务博也。《观世》说：故欲求有道之士，则于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於得之矣。君主有爱才之心，有礼贤下士的态度，有识才的慧眼，从极为广博的范围内不辞辛苦地搜求，贤士就有可能为我所用。

 

　　四 不拘一格选贤士

 

　　《赞能》说：“功无大乎进贤。”《吕氏春秋》一书中还主张不拘一格的荐贤举士，特别要求具有公正无私的态度，《贵公》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尧、舜不任人唯亲，唯贤士是举，天下才得以大治。《吕氏春秋》一书中特别推出“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的举才观。《简选》说商汤攻克夏朝后，“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贤良，顺民所喜，远近归之”，周武王率大军在牧野捉住纣王、灭商后，“显贤者之位，进殷之遗老”，都注意选拔敌国的贤良为我所用，这种举贤的力度和气魄是很大的，以致《去私》赞扬说：“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

 

　　从臣士方面说，公正无私的推举贤才也是其义务之一，《去私》记载说：晋平公问於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雠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雠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祁黄羊不避亲疏，唯才是举，受到孔子的高度称赞，为后世臣子举才树立了榜样。至于实事求是、秉公荐才的事例，还见于《赞能》篇鲍叔向齐桓公推荐管仲代己为相，而甘居其下；沈尹茎向荆王推荐才能比自己强的孙叔敖为令尹。《贵公》篇记载管仲病笃，桓公问他谁可继任，鲍叔行吗？被鲍叔推荐的管仲，则明确指出鲍叔不行及其原因，不得已推荐了隰朋。这些都是荐才史上的佳话。

 

　　《吕氏春秋》一书中还主张选拔、任用士人，不能求全责备，要予以充分相信与大胆使用。《举难》说：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王適。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择务而贵取一也。并举齐桓公任用宁戚为例：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春秋时期，世卿世禄制仍在盛行。齐桓公一遇到“饭牛”寒士宁戚，便发觉他是个奇才，于是不听左右要求对其考察的忠告，破格提拔他为大夫，这种用人所长、不拘小节又深信不疑的作风，实在令人敬佩！难怪文章最后赞美说：且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当举也。桓公得之矣。

 

　　五 “八观六验”、“六戚四隐”识才法

 

　　知人固不易，识贤士尤难。因为一个人是否可以称之为“贤士”，不能依其一时、一地、一事的表现，不能凭印象的好坏或传闻加以猜测，而要掌握一套识别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科学地考察。只有正确地识人，才能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善任”。为此，《论人》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外兼察的“八观六验”和“六戚四隐”识人法。所谓“八观六验”，是贤主考察贤士的办法，其内容是：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通“仁”），苦之以验其志。如果说“八观”是根据一个人在显达、尊贵、富有、听言、赋闲、学习、困窘、贫贱等不同境遇中的行为表现，来了解其心理品质的观察法，那么，“六验”在某种性质说则是实验法，它是通过一定的方法，诱导出相应的喜、乐、怒、惧、哀、苦情感，并观察一个人在这些情感支配下的种种行为，以鉴别其节操、邪念、气度、品行、仁爱、意志等人格特征。

 

　　除了“八观六验”法外，《论人》还推出“六戚四隐”法：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门客、亲信)。意思是说从处理与父母、兄弟、妻子、子女的关系上，考察其能否遵守伦理规范；从处理与熟人、老乡、亲信的关系上，考察其能否贵公去私。《吕氏春秋》一书中的识人法是通过内外两个方面，对观察对象的相貌表情、言谈举止、心理品质、主要社会关系等进行全方位地考察与了解，由于这种识人法系统全面、较为科学，实施效果很好。

 

　　此外，《吕氏春秋》一书中还要求，在任用士人之前，还要对其进行一番识别、调查的研究工作，《疑似》说：入于泽而问牧童，入于水而问渔师，奚故也？其知之审也。这样才能知晓人才的真伪高下，以免在委以重任时出现麻烦和问题。

 

　　六 士的教育与培养

 

　　《劝学》、《尊师》、《诬徒》、《善学》等篇有不少关于对士的教育、培养方面的内容。《吕氏春秋》一书中认为，治国、平天下，离不开圣人、贤士，而圣人、贤士的才识并不是天生的，相反，是“疾学”的结果。《劝学》说：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圣人尚且发愤学习，一般人就更应当努力了，因为《劝学》说：“不知义理，生于不学”，不学习就不懂义理，不能养成道德品性，不能获得知识才能。《吕氏春秋》一书指出，自觉地学习、接受教育，对个人与社会都具有巨大作用，它能改变人一生的命运，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尊师》举例说：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於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於乡曲，学於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孔子弟子子张、颜涿聚，子夏弟子段干木，墨子弟子高何、县子石，禽滑黎弟子索卢参这六个“刑戮死辱之人”，经过向名师学习，成为“天下名士显人”的典型事例，有力地说明了教育、学习在保存人的本性，避免其沦丧，在开发人的潜能，造就栋梁之材方面的贡献与作用，正如《尊师》所说：成身莫大于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榜样的力量使无穷的，通过典型事例，《吕氏春秋》一书向人们展示了只有教育、学习，才是培养、造就士人的正确途径。

 

　　《吕氏春秋》一书中不但强调了学习的必要性，呼吁人们“疾学”，而且提倡“善学”，《用众》说：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也，必食其跖数千而后足……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既然人各有长短，为学之道就是虚心广泛地学习，博采众长，以弥补自己的不足，那么士人欲有所作为，须“转益多师”，向众人学习。这种学习方法，如果能融会贯通，达到质的飞跃，其效果就像世上无粹白之狐却产生了粹白之裘一样，也是一种创造，别具一番境界。

 

　　关于具体的学习方法，《尊师》说：凡学，必务进业，心则无营；疾讽诵，谨司闻；观欢愉，问书意；顺耳目，不逆志，退思虑，求所谓；时辩说，以论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无矜，失之无惭，必反其本。看来，要想使学业大有长进，除了顺从老师，恭听其教诲，专心致志学习、经常朗读背诵外，经常“辩说”、“论道”，是启迪思维、获得真知的好方法。人们常说，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审己》强调“知故”，就是要求凡事求其所以然的；而“知化”就是用推理的方法洞察未知，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并采取相应对策的认知方法，总之，这些具体的学习方法，表现了《吕氏春秋》一书对士人学习、培养问题的理性思考。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吕氏春秋》一书中在士的培养方面，有不少道德教育的内容，如“尚德”、“高义”、“壹行”、“不苟”、“至忠”、“诚廉”、“尊师”、“爱类”、“贵公”、“去私”、“贵信”、“贵直”、“务大”、“博志”、“直谏”等，这些内容是由培养对象——臣士的特殊性决定的。为此，《吕氏春秋》一书中给予教育和教师以崇高的地位，《尊师》说：故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利人莫大于教。《劝学》说：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贵贫富，而争于道。师尊之因在于胜理行义，重道、传道；身教大于言传，教师坚持道义，弘扬道义以身作则，弟子入仕才能修身持节，以道事君，直而不阿。

 

　　七 对理想之士的描绘

 

　　《士容》、《下贤》、《知分》、《离俗》、《谕大》等篇，对理想中的士人形象进行了描绘，这种描绘，既有一贯的儒家特点，又较多地带有道家的色彩，给士人树立了一种法度、风范与奋斗目标：如《士容》说：士不偏不党，柔而坚，虚而实。其状朖然不儇，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属于大，似无勇而未可恐狼，执固横敢而不可辱害，临患涉难而处义不越，南面称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节物甚高而细利弗赖，耳目遗俗而可与定世，富贵弗就而贫贱弗朅，德行尊理而羞用巧卫，宽裕不訾而中心甚厉，难动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国士之容也。

 

　　故君子之容，纯乎其若锺山之玉，橘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谨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悦而心甚素朴。《下贤》说：贵为天子而不骄倨，富有天下而不骋夸，卑为布衣而不瘁摄，贫无衣食而不忧慑……以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师。《谕大》说：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汤欲继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汤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继三王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于世而不成，既足以成显名矣。夫大义之不成，既有成矣已。……故务在事，事在大。通观以上论述，理想中的士人首先要具备一般士人的特点：

 

　　（1）有节义之德。如《士节》说：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不苟》说：贤者之事也，虽贵不苟为，虽听不自阿，必中理然后动，必当义然后举。此忠臣之行也。（2）有王佐之才。如伊尹、吕望、管仲等“说义以听，方术以行，能令主上至于王，下至于霸”。

 

　　（3）有忠直的品性。主要表现为直言谏诤，如《忠廉》说：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应同》甚至说：故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臣子认为道高于势，以道事君，在道义与君势发生矛盾时，从道不从君，《贵直》中葆申甚至可以承先王之令鞭笞君主，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也足以说明君主不是最尊贵的。这种情况，正反映了战国士人的特点。

 

　　以上三个特点，如果具备其一，就算贤士了；但《吕氏春秋》一书中理想士人除具备一般特点外，还有以下几个要求：

 

　　（1）以天下为己任，高瞻远瞩，心胸开阔，见识高远，志向远大，争当“三王之佐”那样的人物。《吕氏春秋》一书鼓励士人立大志、干大事，致力于为国建功立业，心系社稷天下，而不能像燕雀那样只求个人的安逸，《士容》中“傲小物而志属于大”、“骥骜之气，鸿鹄之志”，《下贤》中“贵为天子而不骄倨，富有天下而不骋夸”、“志气之远”，《务大》与《谕大》让人致力于国家大事，追求远大目标，得乎中必取乎上，都表现出这一特点。

 

　　（2）列举了理想之士的仪容举止，品格风范，诸多美德。如其仪容风范“纯乎其若锺山之玉，橘乎其若陵上之木”（《士容》），品格美德有“以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下贤》），谦虚谨慎，忠厚淳朴，胸襟宽广，光明磊落，思想深邃，重义贵德，恪守礼义，严于取舍，公正无私，高节厉行，坚忍不拔，刚毅果敢，无所畏惧，外柔内刚，超世脱俗，不汲汲于势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折腰于权威，不巧谋谲诈，不骄纵恣睢，不自以为是……对理想士人的这种品格风范，文章褒奖有加，赞不绝口。

 

　　（3）在《士容》等篇中，理想士人通达生死、富贵、荣辱，具有“荣辱不惊”、“柔而坚”、“虚而实”、“若失其一”、“不以侈大”、“羞用巧卫”、“难动以物”、“心甚素朴”、“物莫之害”、“不漫于利”、“不牵于埶”、“羞居浊世”等道家特点，让人景仰与赞叹的同时，也深感高不可及。以《知分》为例，其所标举的“达士”，虽然只具有理想之士的某些特点，但已使人难以企及，它说：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达乎死生之分，则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所谓“达乎死生之分”，就是要求士不苟活，为义而生，为义而死，视死如归。从文中所举事例看，齐国晏婴为社稷大业着想，不死君难；楚国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忧”，像这样“不为利生而遂苟活，不为害亡而辞死”的人就是通达之士，他们是士的楷模，也只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通晓自然、社会规律，心系社稷民众，不追求一己之穷达、得失、富贵、荣辱、生死的人，才能成大事，完成时代、历史所赋予的伟大使命。达士尚如此，“有道者”、“得道之士”、“全德之人”更是一种奋斗目标，是士人的一种人格理想。《吕氏春秋》一书中仅“得道之士”就出现了13次，可见对其推崇与赞美之多。现在看来，虽然目标有些高不可攀，但其积极意义就在于：它为士人树立一个高标，激励其不断地朝这一目标奋进。所以，无论是对士的成长，还是对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八 影响与地位

 

　　吕不韦好士、养士，《吕氏春秋》一书中用大量篇幅论士，既是对战国士人作用的高度肯定与总结，也是为秦招徕人才，同时壮大、巩固自己的势力，当然也有讥刺、谏正秦王嬴政（秦始皇）的因素与目的，如《爱士》说：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察贤》说：故贤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医，而君人者不知疾求，岂不过哉。《期贤》说：当今之时，世暗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归之也，若蝉之走明火也。《本味》说：……人主有奋而好独者，则名号必废熄，社稷必危殆……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秦始皇“怛而不信人”（秦将王翦语），不好士，不求贤，对统一大业的影响是很大的。公元前237年，继处置了嫪毐、吕不韦事件后，又发生水工郑国事件，他终于下了“逐客令”，驱逐在秦的一切外国人才，多亏了李斯上了一道《谏逐客书》的奏章，使秦始皇翻然醒悟，收回成命，才避免了一场有可能造成重大失误的事件发生。如果说，在统一中国之前，秦始皇出于功利的目的尚能用士的话，那么，统一中国后，其“自圣贤”的专独性格凸现，《汉书·五行志》。士不仅不被尊重，没有权力，而且由于“游士律”的颁布，没有了活动、发展的空间，于是感到了巨大的失落感和不适感，进而与专制政权发生了激烈冲突，终于导致“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秦二世时，又进一步打击士，把士推向了王朝的对立面，以致汉初人们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时，还把不重士作为原因之一，如贾山《至言》认为，秦国之所以造成“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的悲惨后果，在于它不立股肱辅弼之臣，不置直言敢谏之士，为此，他建议文帝礼贤下士，广开言路，文帝采纳了其建议。“二年冬十一月”，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书·文帝纪》。此诏开了两汉皇帝下诏求贤的先河，以后“令举有道之士”，“诏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诏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等，史不绝书。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秦始皇废弃《吕氏春秋》一书所言，不重贤士，王朝短祚；汉代反思秦亡教训，《吕氏春秋》一书自然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汉代思想家、政治家终于将《吕氏春秋》一书重贤士的理论，付诸治国实践中。

 

　　在汉代，从臣子的奏章和文人的著述中，依稀可以看出《吕氏春秋》一书论士的影响。如《汉书·京房传》说：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谷永传》说：治天下者，尊贤考功则治，简贤违功则乱。《梅福传》说：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王褒《传圣主得贤臣颂》说：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王充《论衡·考绩》说：凡南面之大务，莫急于知贤。《思贤》说：何以知国之将乱也？以其不嗜贤也……乱国之官，非无贤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尊贤任能，信忠纳谏，所以为安也，而闇君恶之，以为不若奸佞阘茸谗谀之。尤其是在汉宗室刘向的著述中，《吕氏春秋》一书的影响甚为明显，如《说苑·君道》借师旷的口说：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尊贤》说：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是故游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故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贤佐者士归之。《权谋》说：臣闻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之极谏之士；国之亡也，天与之乱人与善谀者。《政理》借淳于髡之口讥刺齐宣王说：古者好士，王独不好士。这些语句的措辞与声口与《吕氏春秋》一书如出一辙。至于对汉以后的影响，如王安石说：夫才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王文公集·才论》。这句话和本文开头所引《求人》的话相比照，其渊源可见。类似例子很多，不再胪列。

 

　　《吕氏春秋》一书既反映了战国时代士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又集先秦诸子论士之大成，有些论士内容不见于其他诸子，显然有自己的发挥与创造。所以，在中国士文化史上，《吕氏春秋》一书具有相当的地位，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肇开汉以降重士、举贤的传统。有汉以来，不少臣士在论述人才重要性时每每征引《吕氏春秋》一书，贤士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选拔贤良方正、能言直言之士成为传统。

 

　　受《吕氏春秋》等书的影响，汉以降历代统治阶级在选拔士人时，多以德才兼备为标准，注意运用多种考核方法。对后代士人来说，战国时期士人的生存环境与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的机遇成为其追求的目标；士志于道、道高于君，是他们敢于进谏、勇于进取的力量之源。（王启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