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着专制集权主义的特点。从中国古代的历史来看，黄河、长江、淮河经常洪水泛滥，所以治水从古代到现代都是重大任务。有的学者说，因为中国古代洪水经常泛滥需要治水，而治水必须有高度集权的政府，所以就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得清楚的。
中国古代的专制集权主义，其突出的表现形式是，朝廷的事情由皇帝说了算，地方的事情由督抚说了算，基层的事情由县官说了算，层层控制。决策机制的形成，给当时的百姓造成极大的灾难。这种不良的习气，直到今天，仍有余毒，在某些地方都还有一定的影响，危害极大。
下面，笔者仅就历史事例，略举数端，以求教于方家。
一 决策失误的具体表现
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也曾断言：“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这一定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长期以来，专制集权主义的机制，导致中国历史上形成了数不胜数的案例，充分显示出其固有的陋习及危害。
在长达四五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决策失误，所造成的灾难，真是触目惊心。
1丢掉国家和政权
中英鸦片战争的关键时期，被道光皇帝委以重任的“扬威将军”奕经，不在战场上做充分的抗敌准备，却迷信至极。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做梦，梦见英军纷纷上船，逃出大洋，他便坚信战胜英军，自有天助，决心锐意进兵。但是，进兵的具体日期定在何时才好呢，自然也有神灵指点。他听说西湖有座关帝庙，该庙预卜吉凶极为灵验，遂前往占卜，得到一支卦签，上写“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三天后，奉调赴浙江参战的大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率众到达，这支土军都戴虎皮帽，正应了卦签上的“虎头人”一话，奕经喜不自禁，下令重赏这支虎头土军，认虎为吉。于是，在确定最后反攻日期时，则以虎为准，非虎不取，按照中国传统的十二属相来说，寅属虎，虎为寅。道光二十二年，恰是壬寅年；一月，为壬寅月；二十九日系戊寅日；四更时分乃甲寅时辰。这样，就凑成了以虎为准的“四寅期”，即道光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四更时分。但“高人”指点，此次进兵，应以“五虎制敌”，原来的“四寅朗”只有四虎，还缺一虎，遍询军中，得知大将中有安义总兵段永福生于寅年，属虎，于是，对段永福委以重任，执掌西路军兵，攻打宁波，这样，五虎就算齐全了。但是，本年冬季浙江大雪，深达数尺，入春以后又连降淫雨，地面泥泞，空气潮湿，不仅行军困难，就连清军供以取胜的引火之物也不易燃着，根本不适宜打仗。奕经凭一支卦签，就贸然发动战争，结果导致大败，清廷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整个社会性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中华民族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时段。
2造成重大灾难
明朝中期的总兵官（相当于现在地市一级的司令员）仇鸾，本是有罪被废之人，然与权臣交结后，便立即官运亨通起来，成为驻守方面的宣大总兵。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领军队进犯大同。面对俺答的进犯，仇鸾惊慌失措，不敢抵抗，只好偷偷派出自己的亲信去面见俺答，贿以重金，求他不要进犯自己的防地而转犯他处，且许与之通市。俺答收了仇鸾的重金，果然引兵东去，攻打古北口（在今北京密云县东北，为长城口）。古北口守兵一败涂地，俺答率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掳掠，直奔北京。古北口一失，京师震动，朝廷慌忙集合京城各营加强防守。而仇鸾见俺答引兵东去，估计会深入内地危及京师，为了乘机邀功和讨取朝廷的欢心，便上疏请求进京勤王，结果被朝廷嘉奖为“忠勇”，任命他为平虏将军，节制诸路勤王兵马。但仇鸾虽被委以重任，却按兵不动，不敢与敌军接战。俺答率军直逼北京城下，大肆抢掠，焚烧庐舍，奸淫妇女，洗劫了通州、涿州等地和北京四郊。俺答率军在京郊抢劫一番之后，便押运着大批男女、骡畜和金银财宝，志满意得地引兵退去。仇鸾率领十几万军队眼看着俺答的兵退远了，才尾随其后，佯作追击。不料俺答原计划从白羊口出塞，因遇到驻守在那儿的明将的阻扼，又折了回来。仇鸾事出意外，急忙奔逃，军队大乱，俺答斩杀明军千余人，然后率军从古北口从容退去。仇鸾收集溃军，沿途斩杀了七八十名百姓，谎称是斩杀的俺答部的首级，居然又冒功领赏。因为嘉靖二十九年是庚戌年，所以这次事变在历史上被称为“庚戌之变”。因仇鸾的失误，给明朝造成重大损失。
3错失发展良机
整个社会的发展机遇，并不是很多的，有时甚至是稍纵即逝，作为政策的决断者，如果不能认清形势，肩负重任，就会错失发展良机。
清朝为收复新疆，安定边境，从康熙朝起，就一直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经营，经过百余年的努力，到道光前期，新疆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民族融合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料此时，清廷派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斌静，却不能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繁荣当地经济，促进社会发展，反而酿成大祸。他统领回疆八城事务，肩负着朝廷的重托，但任职以后，他却纵容家人狐假虎威，和回族贵族结拜弟兄，勒索回民，凌辱回民头目。自己也荒浮无耻，为非作歹，婪索百端，奸宿回妇。广大回民慑于官府威势，敢怒而不敢言。更有甚者，斌静竟长期霸占浩罕商人萨赖占的女儿。萨赖占因女儿被斌静奸污，差愤已极，遂把女儿杀死，割下头颅，抛入参赞衙门院内，借以泄愤。一时众议哗然，民怨鼎沸，激化了回疆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正在境外窥伺动向的张格尔抓住时机，兴兵作乱，导致一时间，天山南北狼烟峰起，版图皆非大清王朝所有。事后，道光帝不得不派重兵前往新疆平叛，十余年内，劳师动众，造成重大损失，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又陷入困顿境地。
4败坏风气，百姓遭殃
公元前五世纪时期，魏国的邺县县令，长期以来和当地的土豪劣绅相勾结，利用迷信手段来欺压百姓，榨取钱财，即所谓的“河神娶媳妇”。原来，邺地紧邻黄河，当地民间有个传说，黄河里住着河神，如果不给河神娶媳妇，黄河就会发大水，淹死全城的百姓。很久以来，当地的县官及土豪劣绅们都很热心地操办这件事，并借此征收额外的捐税，以便私分。每年到了一定时候，就会有老巫婆出来巡查，见到女孩子模样长得漂亮一些的就说：“这个应该给河神做夫人”，如不能出钱贿赂，就由官府出面，强行把女孩子带走。等河神娶媳妇的日子到了，就把一张席子当作床，叫女孩子坐在上面，然后抬着席子放在河里。起初女孩还浮在水面上，渐渐地席子跟人就沉到水底去了。巫婆们便举行仪式，表示河神已经娶到了满意的媳妇。其实，这些官员及土豪劣绅们心中很清楚，所谓的河神娶媳妇根本就不存在，自己无非是借此机会，恐吓平民百姓，搜刮钱财而已。后来经著名的官员西门豹治理，这一闹剧才绝迹。
5横行霸道，搜刮百姓
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混战，吏治腐败，地方官则任意敲诈勒索，横行霸道。比如后晋末年，宋州节度使赵在礼横征暴敛，调职时，百姓高兴地说：“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赵在礼听到后，大怒，奏准留任一年，公然勒索州内百姓每户每年上交“拔钉钱”一千文，当年刮钱一百万文，全部据为私有。吴国的庐州观察使张崇以苛敛出名，当他入朝时，人民相互庆贺，说渠伊（张崇）一定不回来了！不久，张崇迁官庐州，向人民计口征收“渠伊钱”。后来他再次入朝，人民不敢交谈，就以目相视，彼此捋须庆贺。张崇复职后，竟又征收“捋须钱”。下属及百姓连话都不敢说，民主制度还从何谈起？
二 决策失误的原因分析
1淡漠百姓利益
清代通过运河向北京运送粮食，称为漕运。为确保漕运畅通，获得仕途上的通畅，地方官员一碰到紧急情况，就不顾老百姓死活，水小则闭闸蓄水，点滴不给灌溉，民田自有之水利也须供给运河，“农事益不可问”；水大则开闸放水，听任农田蓄洪，冲毁房屋，伤毙人口。有时为保堤而开减水坝，即使妇孺横卧坝头哀呼求援，官府也仍会于深夜之时偷偷开挖泄洪，“而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即以淮河流域为例，洪风过境，诸坝全部打开，田园全部被淹，千里汪洋，数月不退，“惟有泣对洪波，束手待毙而已”。又如山东微山湖、独山湖，皆为著名的济漕水柜，每届河运，须由泇河厅相度水势，开闸下注。结果当地的决策者们，唯恐漕运有误，湖内蓄水总是超过定例，一旦遇上春夏雨水连绵，环湖数百里悉为泽国。天旱水浅之年，又把周围的泉源全部切断，以济漕运，“更无涓滴之水润及农业田”。这样根本不顾及百姓死活来做决策，结果可想而知。
2谋求个人私利
晚清轰动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即系由当时的浙江余杭县知县刘锡彤一手造成。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浙江省余杭县所在地余杭镇发生一起命案，豆腐店伙计葛品连暴病身亡。知县刘锡彤素与本县举人杨乃武有隙，闻告后，怀疑杨乃武与毕秀姑谋毒，亲率衙役，前往验尸。当时正值午刻，死者皮色淡青，肚腹有浮皮疹疱，刘锡彤遂认定为服毒致死。刘锡彤将毕秀姑带回县署审问，毕秀姑供不知情。次日，刘锡彤用刑逼供，一连三拶（挟手指的刑具），毕秀姑受刑不过，诬称自己与杨乃武私通，初五日授予砒霜，谋杀亲夫。此后，刘锡彤又据此对杨乃武重刑逼供，断结为“谋夫夺妇”罪，上报杭州府衙和浙江省署。杭州知府陈鲁听信刘锡彤之言，仍然对杨乃武滥施酷刑。杨乃武再次被迫画押，说自己以毒鼠为名，购买砒霜毒杀了葛品连。此后，浙江省衙审也照原拟断结，上报刑部批复执行。后经杨乃武之姐杨淑英两次上京控诉，惊动朝廷中一批主持正义的官员，联名上诉，到光绪二年十二月，朝廷下旨，由刑部开棺验尸，才真相大白，蒙冤三年多的案件终于水落石出。现在看来，整个案情并不复杂，只是由于刘锡彤这个做一审判决的“决策者”心存持隙报复的念头，而此后又官官相护，才造成这一惊天冤案。
3刚愎自用
清朝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中午，二百名天理教徒，头裹白布，手持白旗，腰缠白布，兵分两路，突然从东华门、西华门杀入紫禁城皇宫。史书称之为“禁门之变”；因为这年是癸酉年，又称为“癸酉之变”。
但是，天理教起来的筹划，并非滴水不漏。天理教徒祝现参与天理教活动的情况，早就落入其族人、在豫王府当差的祝海庆视线之内，就连天理教准备于九月十五日起事的绝密计划，也于一周前被祝海庆所掌握。祝海庆曾于初八日连夜赶赴京师，将此惊天动地的消息密告佐领善贵、参领伊精阿、护卫拜绷阿三人。拜绷阿对此将信将疑，但觉得如此非同小可的情报绝不能隐而不报，左思右想之后，于初十日将此情报告豫王裕丰。豫王爷裕丰没将此消息当作一回事儿，“漠不动念，答以俟查明再办”。然而，“俟查明再办”只是豫王的托词，这份重要情报就这样被他搁置起来。卢沟桥巡检对发生在辖区内的起事情况也有所察觉，及时报告宛平县县令。县令甚至“已有签派弓兵擒剿之札”，但事后又觉得不必太大惊小怪，既没有向上司报告，也没有动手抓人。步军统领吉伦早从营员举报中获得天理教徒可能起事的情报，可是他竟“以事干禁御，不肯讯究”。他有意摆脱干系，借口前往白涧迎接皇上，率领一队骑马侍从匆匆奔出左都门。这时，有一名左营参将上前拉住他的轿子密告：“都中情形大有叵测，尚书请留。”吉伦正襟厉色道：“近日太平乃尔，尔作此疯语耶?!”说罢，扬长而去。正是由于这些决策者们的刚愎自用，疲怠玩忽，“癸酉之变”的导火索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被掐灭的机会。到最后，嘉庆帝也不得不哀叹：“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4嫉贤妒能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嫉贤妒能的“决策者”。梁山泊最初的“决策者”王伦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由于《水浒》的广泛传播，王伦这个人物也就成为嫉贤妒能者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人们不只在评《水浒》的时候讲到他，而且在生活中遇到嫉贤妒能的人也会常常说起他，他几乎成了嫉贤妒能的代名词。王伦的目光短浅，不能容人，杨志、林冲等英雄好汉，都成为王伦一心要排挤走的对象。他处处想到的，就是谁也不能比自己才能大了，见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就心里难受。他把人才当猛兽，把英雄当对手，对英雄人士避之犹恐不及，哪里还谈得上利用人手、使用人才呢！到最后，在晁盖和吴用的参与和挑拨下，王伦班子很快土崩瓦解，被更合适的人所取代。
5贪财好利
贪财好利是“决策者”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开始的甘肃捐监冒赈案，就因贪污数量之大、延续时间之长、牵涉官员之多、惩处罪犯之严，被后人誉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具体来说，主持其事的甘肃布政使王亶望，通过朝廷批准的捐监（即允许通过交纳一定数量的银子或粮食，来获得监生的地位），获取大量的银子，然后再以甘肃省土地贫瘠，时有灾荒，经常需要政府救济的名义，虚报将银子“赈济”掉。最后统计，王亶望所说的收捐800余万石，共有捐生18万余人，以每名55两计，所收的银子应该有1000多万两，而这1000万两银子，最后全部消失在“赈灾”活动中，也就是说，全部被这帮“蛀虫”侵吞了。其贪污数量之巨，实堪称清朝入关以来之最。事后经过朝廷的严查，发现甘肃省当时共有直隶州6个、直隶厅1个、州6个、厅8个、县47个，最后被追查出来的贪官即达100余人，其中县官63人、知州5人、同知3人、通判5人、县丞2人，而且这还只是指贪污数量在1000两银子以上的人。如果细查下去，所牵涉的人员必定更多。这种上至总督，下至州县衙役，全省官员“无不染指”的大规模集体作案，在清朝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这些“决策者”们，在贪欲的支配下，又如何能做出公平正义的决策呢？造成灾难自然是在所难免。
6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
在政治生活中，人类自觉地不受权力诱惑的控制能力是很差的。摩尔说：“社会系统中缺少有效率的机构来制止官员的压榨行为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中最基本的结构性弱点之一。……受贿的诱惑使得每一个官员都尽其所能地中饱私囊，只要营私舞弊的恶名不张扬出去以至毁了自己的前程，他们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帝国没有土地来给官员巨大的利益，则靠允许官员或多或少地公开受贿来解决问题。官员非正常收入的总数大约是他正常薪俸的4倍，还有显示，多达正常收入的16倍和19倍。精确的数字大概将成为历史的秘密。”“行政衙门中还有一种跑腿的人去征收赋税，他们出身低贱，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收入也极其有限，他们在中途获取他们的一份。”（参见摩尔：《民主和专制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第135~136页。）
在中国古代，因为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而手下人的阿谀奉承又滚滚而来，反对的意见则越来越少，结果导致“决策者”自以为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对，自然会越来越无任何顾忌，决策失误也就在所难免了。据记载，清代江苏山阴县人蒋渊如对知县一缺垂涎已久，但苦于捐官的钱太多，于是和他的几个酒肉朋友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在一起商量，最后大家决定，凑钱捐官，并按照出钱的多少确定缺位。他们还约定，等蒋渊如做了县令后，唐文卿做刑名师爷，陈柏生做钱粮师爷，王平斋做管地丁钱粮的家丁，吕少川做文书。所得的收入也放到一起，按照出资的多少分配。几个人随即签字画押，歃血盟誓。几个月后，蒋渊如真的得到了一个县令的缺位，而且是一个肥缺。其他几个人遂跟随蒋渊如一同赴任。由于他们把持了县中的一切重要决策，又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五个人遂通过舞文弄法，每年敛取的不义之财多达二十多万两。三年考绩后，蒋渊如尽管因为贪污被革职，但已经与其他四个同伙满载而归。遭殃的只能是百姓。
三 简单的结论
春秋战国时代，齐桓公与管仲一起看马棚子，齐桓公问，管理这些马匹的工作中，什么事情最难？管仲说，编马棚子难。因为第一根选了直木头树立正直，以后根根都能跟着树直。如果第一根木头树不直，以后根根都无法树直。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个道理。（倪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