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竞争原本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常态，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下，竞争应该利大于弊。但由于我国处在转型期，市场环境尚不完善，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力度较大，主导经济发展的愿望很强烈，因此，在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1. 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城市竞争的着眼点应该是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而竞争力指的是城市在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为满足国际、国内市场需要而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能力，表现为对某些资源吸引、争夺、拥有、控制、转化的能力，它是城市社会、经济结构、价值观、文化、制度、政策、行政能力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非简单等同于GDP的增长速度。增长速度可以依靠投资来获取，即使是低效和无效投资，但肯定难以持续，因此，从持续竞争力看，效益比速度更重要。目前许多城市依赖的是“三高一低”的粗放低效增长模式，大量消耗资源来追求增长，使资源、环境、能源、土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以苏州为例，近20年来，市域城乡建设用地开发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由1986年的3.1%，上升至2004年的28.6%，增长了近9倍。前几年单位面积的土地产出效益还出现递减的趋势。

　　2. 过度依赖外源型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

　　分权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多种外在力量共同推动了我国城市的竞争。分权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失去了大量来自中央政府的直接投资，而市场化改革又使得地方政府失去了对许多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因此，吸引外资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彰显政绩的一个重要手段。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全球流动和劳动的国际分工，为地方政府之间营造了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由此，引发了以争夺外资、全力追逐外源型增长为特点的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如以优惠政策换外资、以优厚条件引项目的“割肉竞赛”以及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等。

　　全力追逐外源型增长，忽视内生型发展，会挤压本地企业的成长空间，剥夺它们的发展机会，最终导致城市自身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研究表明，城市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对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贡献要大于新引进若干无关联企业。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来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如劳动、资本、土地、能源等，二是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的高增长必然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否则这样的经济是难以持续的。可以认为，创新能力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本质，也是衡量城市经济增长能否可持续的重要因素。2005年城市竞争力报告揭示，在影响城市竞争力的诸多因素中，资本已从首位下降到第四位，而基础设施、人才、政府管理等因素则跃居前列。最近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规定，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也体现了国家对内生型发展的重视。

　　3. 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目标，导致价值标准混乱

　　城市政府虽然负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责任，但自身却不能居于经济活动的中心，因为政府毕竟不是一个追逐利润的机构。但在你追我赶的竞争中，经济目标代替了一切，特别是前几年干部考核指标体系也是以GDP为核心，更加剧了政府短期的逐利行为。发展的可持续性、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保护等受到忽视，而经营城市受到青睐。这种追求单一目标的增长使少数人短期受益，但多数人长期支付较大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并引发不公正。例如许多城市在旧城改造过程中，政府采取了以商业开发为主导的运作模式，即政府在低投入甚至零投入并保证政府获利的前提下，利用行政力量将原住居民的利益不平等地转移给政府和开发商，加剧了城市阶层分化和社会空间分异。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在发展中的能动性和竞争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但随着城市竞争的愈演愈烈，地方主义、诸侯经济、重复建设、急功近利、粗放低效、发展失衡等问题和矛盾逐渐凸现，城市发展的战略思路亟待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