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联邦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不见任何松动，但美国一些地方政府却在积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目前，美国有28个州已经制定了气候行动计划，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新泽西、纽约、缅因、马萨诸塞、俄勒冈、华盛顿、康涅狄格等九个州承诺了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尽管许多州的气候变化努力最近才实施，但对未来各州、地区和联邦政府的努力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气候变化行动则由于其影响力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具有特别意义。
1.从美国各州政府气候变化行动得到的启示
各州政府制定气候行动计划的动因包括促进经济发展，减少对能源价格波动的脆弱性，防止本州资源受气候的破坏。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各州几乎都是考虑到了长期的经济福利。许多州关心气候变化给各州带来的经济损失，因为这些损失都是与它们的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沿海各州考虑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农业各州担心生产率的损失，干旱的西部各州受到日益严重的干旱警告。许多州正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看作一个新的经济机遇：生产和销售替代燃料，成为可再生能源出口商，吸引高技术商业，或者出售碳减排信用。但是，经济发展只是其中一个动机。实际上，各州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有多重动机，如提高空气质量，减少交通拥挤，确保能源安全和可靠性等。同样，明确制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通常能带来其他领域的收益。尽管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最终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来解决，各州和一些地区的行动不能替代协调一致的国家行动，但各州和一些地区仍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在美国，各州经常扮演“政策实验室”的功能，制定一些倡议作为联邦政府行动的参照模式。在环境管理方面尤其是这样，许多联邦环境法律就是基于这种模式制定的。此外，各州的行动对温室气体排放有重要影响。例如，得克萨斯州的排放量超过了法国，而加州的排放量超过了巴西。各州的行动之所以重要还在于一些州在许多领域具有主要的司法权——例如发电、农业和土地利用——这些领域对应对气候变化来说是重要的。
不过，需要注意到，各州能够投入到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严格的预算要求使长期的气候政策受到威胁。同时，各州也缺乏一定的权力，而这对于一个全面的气候政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授权加入国际协议的权力。最后，当各州单独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结果可能是整个国家的政策像个“拼图花被”（patchwork quilt），这种政策的分割对商业来说可能是无效率的。尽管一些州确实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是只有少数情况下，减排努力与全球期望目标相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地区计划比各州的计划更有效率，因为它们包括一个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减少了工作的复制/照搬，创造了更统一的管理环境。2005年12月，美国东北和大西洋中部九个州达成地区温室气体倡议（RGGI），这是一个针对该地区电厂二氧化碳排放的限额与贸易制度（a cap and trade system）。马里兰州于2006年3月加入RGGI。为了促进履行减排目标，RGGI提供灵活机制允许电力部门之外减排信用的使用。RGGI模式的成功实施可能使其他各州或者加入进来，或者成立自己的地区限额与贸易制度，使这一计划扩展到其他温室气体和其他部门。RGGI各州与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Rhode Island）正在开发东部气候注册系统。
西部州长协会（WGA）清洁和多样化能源倡议，包括西部18个州，已经开始调查增加电力系统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来源的战略。2006年2月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州长签署了一项协议创建西南气候变化倡议。这两个州将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西南部气候变化的影响。由西海岸各州、华盛顿、俄勒冈州和加州组成的西海岸州长全球变暖倡议正在合作开发一个温室气体减排战略。
2.加州的气候变化行动及其影响
缅因州虽然是美国第一个通过立法设定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州，2003年6月26日，缅因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名为《为应对气候变化威胁发挥领导作用的法令》（An Act to Provide leadership in Addressing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要求到201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1990年水平，到2020年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10%。而加利福尼亚州的气候变化行动则由于其影响力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具有特别意义。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州，拥有3500万人口，经济产出为1.3兆美元，经济地位排名世界第五。历史上，加州的政策革新常常为其他州借鉴，并且有时也被联邦政府借鉴。这种由州向联邦政府的政策上行在美国有很长的历史，加州在政策创新方面一直有良好表现。半个世纪以来，加州一直是世界上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的先锋。20世纪40年代，加州建立了美国第一家大气污染监管机构；50年代首次限制工业排放；60年代制定第一个尾气排放标准；70年代制定第一个电器能效标准；80年代率先向风能的有效利用提供重要支持；90年代制订第一个强制性政策，生产零排放和混合动力的高新技术车辆。
多年来，美国人都认为制定气候变化政策应是联邦政府的职责，以至于几年前，加州所有的能源政策都不以二氧化碳减排为主要目标。但是由于联邦政府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总是行动迟缓，各州便纷纷开始制定各自的气候政策，加州当然也不例外。2001年，加州建立了“气候行动注册”项目，供各公司记录其排放情况；加州利用国会授予的自主制订空气质量标准的特权，于2002年出台了全美第一个对汽车尾气排放进行严格限制的法案。由于美国其他各州有权利选择遵从联邦政府标准或者加州标准，所以目前已有纽约、缅因、新泽西、佛蒙特、马萨诸塞、俄勒冈、华盛顿、罗德岛、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等十个州表达了遵从加州标准的意向。2002年，加州成为第13个接受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州。配额制就是要求供电商所供电的一定比例为可再生能源发电，以每年1%的比例递增，2017年以前达到20%——这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各州中最高的承诺。施瓦辛格州长再接再厉，承诺到2020年，该比例将提高至33%。2003年11月17日，好莱坞明星阿诺德·施瓦辛格当选加州州长。
2006年7月31日，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美国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绕开布什政府，宣布达成一项协议，旨在探寻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措施和方法。协议呼吁双方在探究更清洁燃烧的燃料和技术方面进行合作，同时探寻建立一个污染者可以买卖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体系的可能性，目的在于运用市场力量和市场激励措施来控制污染。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他们将建立一个新的泛大西洋二氧化碳交易市场。由于存在温室气体排放限额，在这个市场上，减排效果显著的企业可以将剩余的排放量卖给其他企业。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于2005年1月1日正式启动，如果加州加入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的尝试取得成功，双方合作的机制还将向美国其他州进行推广。协议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针对汽车、卡车以及其他形式的交通工具排放的二氧化碳。交通工具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加州总排放量的41%，占英国的28%。
美国时间2006年8月31日，加州通过了一项名为AB32的《全球温室效应治理法案》（Global Warming Solutions Act）。这份法案规定到2020年，加州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量要减少25%，控制在1990年的排放水平。在2008年前，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将要求造成污染最严重的一些部门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11年前，加州会制定温室气体排放量限制标准和减少措施，并在2012年开始实施，而违反规定者届时将受到惩罚。颇具特色的是，加州将引入“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如允许买卖排放量指标。这一举措旨在消除商界顾虑，如果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成本过高或无法克服技术困难，可以从其他公司或其他国家购买排放量指标。法案还规定，如遇自然灾害或经济危机这样的“特别环境”，州长可以停止实施法案长达一年。
加州在美国环保方面一直保持“先锋”姿态。究其原因，加州不仅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也是世界上第12大温室气体排放地。此外，全球变暖趋势下，加州面临生存危机。据州政府报告，如果全球气温上升２~３摄氏度，加州东部内华达山脉上的雪堆每年就会提前融化，造成加州中部谷地遭受洪灾，威胁州内城市和农场的水供应。民意测验显示，加州居民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该州面临的最大问题。施瓦辛格在此问题上态度积极自然有他的利益考虑，比如加州的“火炉”天气、农业经济、民意选择、能否连任等。因为在环保意识强的加州百姓心中，“绿色政策”相当受欢迎。而身为共和党人的施瓦辛格，很希望自己在不久后的州长选举中能够连任，因此顺应民意，争取在民主党人居多的州议会中多获得一些支持，为他竞选连任州长一职赢得契机。
对于加州在控制全球变暖方面的创举，很多环境团体都毫不吝惜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加州的行动将对美国政府政策产生“巨大影响”，推动联邦政府采取实际行动。加州行动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在于温室气体减排成果，更重要的是它的示范效果。这一行动由美国家喻户晓的施瓦辛格引领，想必更能发挥明星效应。然而，持反对意见的商界人士和一些共和党议员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应在国家层面上统一采取解决措施，而非由各州自行解决。采取如此成本高昂和难以实现的规定，将迫使商业和就业机会转移到其他没有致力于提高空气质量的州、甚至其他国家。对于布莱尔和施瓦辛格之间的合作，由于布什政府一直反对设定温室气体排放上限，因此实现加州和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系对接还面临许多技术难题。
3.美国民众和企业界出现的新动向
美国老百姓并不怎么关心与自己日常生活没关系的事，也不太关心美国以外的事。但是，从2005年起，美国老百姓在气候问题上的观点与以前相比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是因为，美国民众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首先，2005年汽油、煤炭等最主要的能源价格上涨，能源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增加。此外，在这一年，美国发生了几次大的自然灾害，如卡特里娜飓风，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这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结果，是气候变化“动了他们的奶酪”。由于这两点与美国老百姓的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美国的态度开始变化。这一转变在保险业尤为明显。专家认为，干旱、飓风、洪水、冰雹、热浪、森林火灾等“极端气候”稍有增加，就会给相关的保险业务带来上千亿美元的损失。过去30年里，灾难性气候造成全美保险业承担的损失增加了15倍。因此，对环境问题更敏感、更感压力的保险公司，便频频向企业管理者施压，督促他们重视气候变化。
尽管美国政府坚持不批准《京都议定书》，也号称不承担相关义务，但是美国国内的一些顶尖大企业却先行一步，开始调整企业策略，自觉自愿地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然而，这种“未雨绸缪”的自觉行为并非出于单纯的环保目的，当然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出于精明的商业考虑。2005年年底，美国《商业周刊》和美国INNOVEST公司（创新投资公司）及英国CDP公司对全球500家知名大企业进行了一项“是否对环保感兴趣”的调查，结果出人意料。原以为那些可能是污染大户的大公司对环保话题一定会避之不及，但实际上他们却认为，主动关注环境、积极采取对环境友好的措施，才真正有利于自己的公司。这一观点遍及石油、发电、原材料制造以及高技术等各行各业。此外，他们还希望美国政府能如欧洲那样，通过健全的法律措施确立统一的温室气体减排标准。这些大企业之所以有如此战略眼光，除了可以“改善公众形象、赢得好名声”外，更主要的是有商业成本和利润的因素在里面。首要原因是为了避免在未来支付因过度排放温室气体而产生的巨额罚金。在欧洲，多排二氧化碳要付钱，这是公司的成本投入之一，可以在公司的会计报表中体现出来。那些不尽早采取措施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的公司，在未来就会面临成本提高的风险。很多企业已意识到，不采取减排行动将危及他们的未来。原因之二，减排也可促进能源成本的节省，从另一角度赢取利润。不管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如何，这些大公司更关心股东和董事会的立场。美国《商业周刊》评选出了在减排温室气体方面做得最好的世界十家大企业，其中美国杜邦公司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英国石油公司（BP）、德国拜尔公司（Bayer）、英国电信公司（BT）和美国铝业公司（Alcoa）。以杜邦公司为例，1994年，杜邦承诺到200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至1990年的40%。2000年，杜邦达到了这一目标，而且又制定了新目标——到2010年减排65%。2003年，杜邦公司就比原计划早7年实现了这一目标。实际上，杜邦公司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努力中也确实获得了真实的收益。能源消耗比1990年减少了7%，而产量却增加了30%，这一进一出就节省了20亿美元。
尽管美国地方政府、企业和老百姓日益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但这不能保证到2008年布什离任时，美国是否就真的会加入并实施《京都议定书》，因为环境和能源市场的变化会带来政治上的变化。（庄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