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宽裕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之一，也是继“温饱”和“小康”之后国家提出的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更高要求。之所以是更高要求，是因为生活宽裕不仅意味着农民的物质需求达到充分的满足，同时，农村作为农民生活的社区环境，也要从各方面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提供有利条件，比如农村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及社会事业等。
目前，有部分学者对生活宽裕的内涵及意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张爱芹和沈秀敏认为，生活宽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目的在物质方面的具体体现。徐金强认为，生活宽裕是新农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规定性，是一定历史阶段农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与质量的综合反映。生活宽裕不仅仅意味着农村居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还包含着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有相应发展，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农民享受到新农村带来的成果。生活宽裕要扩展到农民享受教育的权利、提高生活质量、拥有适合人居的环境和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各个方面。姜长云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确保三大优先领域，具体地说，就是将培养新型农民、增加农民收入和加快农村社会发展放在建设新农村的优先领域。其中增加农民收入和加快农村社会发展（主要包括农村教育、文化、卫生及社会保障体系等）均是生活宽裕的内容。
不可否认，学者的看法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生活宽裕目标的实现有指导意义，不仅明确指出新农村建设中关于农民生活的具体目标和做法，同时也为农村地区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各方面内容提出了要求。但是，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新农村建设的最终受益者，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时，不能忽略农民的意见和需求。因为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民作为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发展中，只有了解农民在不同阶段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才能更好地把资源分配到农民最急需改善的方向去。特别是现阶段农民生活还不是很富足、国家的建设资金不是很充足的时候，资源的合理利用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了解农民的实际需求非常必要。为此，研究者试图从农民的视角分析其在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并从不同地区、性别、文化程度、年龄、职业、是否是试点村的角度分析不同类型农民对生活宽裕的需求差异，为新农村建设达到生活宽裕的目标提供一些建议。
一、农民对生活宽裕的理解
生活宽裕是对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要求，虽然国家没有设定其考核范围，但农民却表达了他们心目中的衡量标准。在表达对生活宽裕的理解时，农民的回答中主要包含以下这些标准和内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内容之间没有直接的逻辑性关系。
（1）温饱。在甘肃，由于当地的经济状况很差，所以大多数农民认为，只要实现了温饱就是生活宽裕。他们温饱的标准仅仅是有吃、有穿、有住，或者说丰衣足食即可。也有农民表示身体健康也很重要。温饱就是生活宽裕的想法在河北、湖南、江苏3个省也有很多农民提到。
（2）小康。有的农民认为，达到了小康水平是生活宽裕。“新农村”的“新农民”不仅是吃饱、穿暖，而且吃喝要追求保健，农民都住上新房，家中电器要齐备。而且不仅是物质文明丰富，精神文明也要跟上，与物质文明共同发展，比如农村要搞文化娱乐活动，要有配套的娱乐设施和活动场所等。同时，农村还要缩小与城市的差距，城乡之间的联系密切。
（3）农民收入来源方面。农村不仅仅是进行农业生产，还要发展其他副业，同时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养殖业要搞大规模经营，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数量很少的分散养殖。村庄附近要有工厂、企业等，农民不仅可以到外地打工，还可以就近就业。农忙季节，农民可以从事农业生产，非农忙季节，农民也有事情做，可以挣钱。有的农民还表示，希望每月都可以有固定收入，就像城市的工人一样。
（4）农业生产方面。农民的土地有保障，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低，农产品的价格高，而且销路好。农民家庭的粮食多，不仅够吃，还可以为家庭的经济收入做大的贡献。
（5）有钱。在所调查的农民中，60％的农民提到了有钱。这部分农民对有钱的要求差别很大。有的农民认为只要有钱花、家里没有贷款就可以了，而有的认为有钱花不是生活宽裕，要有足够的零花钱，要有钱做生意，家中要有存款。很多农民给生活宽裕定了收入上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差异也很大，有1000元/年/人、4000~5000元/年/人，也有10000元/年/人，也有的农民认为家家都有几十万的钱剩余才是生活宽裕。
（6）与子女有关的方面。子女上学的费用不发愁，包括上大学。在上学这方面，有农民希望减免子女的上学费用。子女要有工作，生活上独立，并且有能力赡养老人。
（7）公共事业方面。农民的就医条件好，且有医疗保险；农民养老有保障；解决困难户、五保户的生活保障问题，老百姓的困难都能得到解决；农村学校教育条件要好，设施要齐全先进，比如说要有电脑等，还要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培训“新农村”的“新农民”。
（8）其他方面。农村的妇女要有事情做；整体物价降低；农村的交通要好；各级政府很好地执行国家的政策，政策不能被歪曲等。
（9）没有标准。有部分农民觉得，生活宽裕是无止境的，就像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一样；还有农民没有回答此题，他们说，每个人的想法和标准都不一样，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生活宽裕是没有具体标准和定义的。
二、农民对生活宽裕的关注程度
研究发现，在新农村建设五个方面的内容中，农民对生活宽裕相当重视。对480位农民的调查显示，45.0％的农民最关心生产发展，37.9％最关心生活宽裕，最关心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的比例分别为5.6％、5.4％、6.2％。在对五方面内容的重要程度排序中，生活宽裕在第二位中所占比例最高，为32.4％，在第一位中的比例为34.3％，仅次于生产发展（46.8％）。在第三、第四、第五位中，生活宽裕所占比例分别为12.4％、11.3％、9.9％。由此可见，农民对生活宽裕的重视程度较高，仅次于生产发展。生产关系到农民家庭的经济来源，而经济来源的多少又直接影响着农民家庭的生活状况。所以，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是密不可分的。在调查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很多农民都认为只要生产发展了，生活肯定就宽裕了。也就是说生产的发展是为了最终农民的生活能够宽裕。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对生活宽裕的关注度有一定的差异。不同类型的农民对生活宽裕的关注度不同。江苏的农民对生活宽裕的关注度最高，而湖南农民对生产发展的关注度明显高于生活宽裕；女性农民与男性农民相比更关注生活宽裕；年龄越小的农民对生活宽裕的关注度越高；随着农民文化程度的下降对生活宽裕的关注度呈现增长趋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对生活宽裕的关注度低于从事非农业和兼业的农民；试点村的农民对生活宽裕的关注度高于非试点村的农民。
三、农民生活宽裕的现状
1.农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
农民家庭的经济状况是衡量其生活是否宽裕的重要标准。但由于经济状况很难进行精确、客观的量化与评定，因为在测量时容易受所采用的衡量标准及农民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主要从农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自我评定和满意度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1）农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自我评定。
从农民的自我评定结果可以看出，多数农民认为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处于中等、中等偏下或贫困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农民以农业收入为其主要经济来源，受到我国国情的制约，他们不可能拥有大面积且集中的土地，并由于农产品价格很不稳定，导致这部分农民的收入不高也不稳定，他们成为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二，农村人口中，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家中有重病病人、伤残人员或配偶早逝等情况，这些家庭及人口成为农村的弱势群体。而且目前基本没有对这些人群的社会保障和救助措施，这使得他们变得更加弱势。这些群体在农村及整个社会中，不仅经济地位低，社会地位及受重视程度更低；第三，本研究采用的是农民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情况来自行判断贫富水平的方法，有的农民很忌讳说自己“富”，所以有些农民即使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好也愿意说属于贫困户，这也是导致调查数据中贫困人口比例大的一个原因。
（2）农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很低。仅有1/4左右的农民对目前的家庭经济状况表示满意，其中表示很满意的仅占2.7％，表示满意的占23.1％。而近半数的农民对家庭经济状况表示不满意，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例分别达33.5％、7.7％。不同类型的农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差异较大：江苏农民的满意度最高，甘肃农民的满意度最低，由此可以说明，农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与其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江苏是被调查的4个省中经济条件最好的，而甘肃则是最差的；女性农民的满意度比男性农民要高；年龄处于30~45岁之间的农民对经济状况的满意度最低，而其他年龄段农民的满意度随着年龄的增加呈上升趋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对经济状况的满意度最低，兼业农民满意度最高；试点村农民的满意度明显高于非试点村农民。
2.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农民家庭的收入来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户的生活水平，因为农民的收入来源方式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从而影响到农民的收入水平及其稳定性，如从事种植业农民的收入会受到自然环境、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影响而起伏等。另外，农民的家庭收入来源方式也会影响到农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
研究发现，当前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集中在种植业和打工两个方面，养殖业和其他副业只是少数家庭的收入来源。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民家庭有种植业收入（81.0％），一半以上的家庭有外出打工的收入（55.0％），24.2％的家庭有养殖业收入，11.5％的家庭有做买卖收入，5.6％的家庭有跑运输收入，除这些之外，有其他收入的农民比例为8.1％。
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地区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甘肃的调查村几乎所有家庭都有种植业收入（96.7％），明显高于其他3省，但有打工收入的家庭只有26.7％，远低于其他3省（均65％左右）。甘肃和湖南的调查村均有40％多的家庭有养殖业收入，而江苏省调查村从养殖业中获得收入的家庭最少（1.7％），但从做买卖（小商业）中获得收入的家庭最多（18.3％）。
同时，本研究也对农民家庭各种收入来源方式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打工成为农民现在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次是种植业，而农村的养殖业及其他副业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很低。在我国逐步市场经济化的今天，很多农民已经摆脱了“土地是命根子”的传统思想，进入到城市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而当前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也为农民提供了在城市就业的机会。调查结果显示，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以处在村里中等水平的居多，而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则大多处于中下等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外出打工，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
另外，不同地区农民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存在差别。甘肃调查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种植业，而其他3个地区均以打工为其最主要经济来源。江苏省调查村没有一户的最主要收入来自养殖业，但做买卖是家庭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占15.8％，是其他地区的3倍以上，由此说明东部的江苏农村市场活动更为活跃。
3.农民家庭的支出状况
大部分农民家庭的主要支出涉及四个部分，即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投入（86.5％）、日常生活开支（85.0％）、子女学费（66.0％）及看病就医（56.9％）。
本研究也对每个家庭各个方面花费的比重进行了分析，其中排在花费比重第一位是子女学费（32.9％），紧随其后的是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投入（31.7％），日常生活开支和看病就医分别占到了23.3％和10.4％。由此可见，教育支出是当前农民最重的负担，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也给农民带来了很大压力。另外，除日常生活开支外，医疗费用也是农民的主要负担之一。需要指出的是，税费改革已经初见成效，各种税费已经不再成为农民的家庭负担。
4个调查地区的农民在家庭支出方面也存在差异。排在第一位的花费项目中，甘肃农民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投入，其次是子女学费，而其他3个省均是子女学费排在第一位的较多。甘肃省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从事种植业，种植业也是其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在化肥等生产资料方面的支出占的比重最大。另外，甘肃地区农户家庭在日常生活开支方面支出的比重最少，这也是与其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
4.农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状况
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状况是衡量农民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作为农民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农民的生活质量及获取信息渠道的多少等很多方面。
农村电视的普及率已经高达92.9％，这说明农村社区基本的信息传播工具已经具备。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的信息传播已经非常发达，因为很多农村社区至今没有闭路线，电视能收看到的频道也非常有限。另外，农村的基本通讯工具也比较普及，固定电话和手机的拥有率分别达到了60.0％和46.7％。结果还表明，电器消费品还只处于起步阶段，因为冰箱和洗衣机的拥有比例都还不高。农用交通工具在农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用三轮车的拥有比例达到了38.1％。而与过去主要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相比，摩托车（22.1％）也开始作为当前农村的时尚交通工具，开始走进了农民家庭。目前，汽车和电脑还只是个别富裕户的奢侈品。同时，江苏农村在固定电话、摩托车、洗衣机、电脑、手机、和冰箱等方面的拥有率都远超过其他3个地区。
四、农民生活宽裕方面的需求
1.农民预期的增收方式
在了解农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活宽裕的理解时，农民都提到了家庭收入，表明只有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才是生活宽裕。由此可见，在农民心中“钱”的多少是生活宽裕的最重要标准。由前面的分析数据可知，有75％左右的农民对目前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很满意，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增加收入的迫切需求。
农民更愿意通过打工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来增加家庭收入。不同类型的农民间的差异较大。不同地区间的差异表现为甘肃60.8％的农民打算通过进一步发展种植业来增加收入，显著高于其他省，而选择打工的只有18.3％，明显低于其他省；河北和湖南两地农民打算通过发展种植业和打工两种方式的人数基本相同，占30％~40％；江苏50.0％的农民选择打工，明显高于其他省，选择发展种植业的只有22.5％，另外，江苏选择发展养殖业的最低，只有5.0％，而选择做买卖的最高，是其他地区的2倍左右。不同性别农民的差异较小，但有趣是女性农民选择外出打工增加收入的比重略高于男性，现在外出打工人群以男性为主，而更多的女性希望外出打工，说明女性希望走出农村、为家庭作更大贡献的愿望。60岁以上农民更多选择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来增加其家庭收入，这与其身体条件相关。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选择打工方式的较多，而且文化程度越高，农民选择通过做买卖增加收入的比例越高。从事农业的农民更愿意选择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来增加家庭收入，从事兼业和非农业的农民更愿意通过外出打工增加家庭收入，从事非农业的农民选择做买卖的比例是其他职业农民的近4倍。试点村选择做买卖和发展养殖业来增加收入的比例明显高于非试点村，而选择打工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又低于非试点村。不同类型的农民均有一成左右选择通过发展养殖业增加其收入。
在对数据进一步地分析发现，农民希望增加收入的途径和农民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有很大的关联，即农民家庭以什么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则此户农民仍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增加收入，以种植业为主要家庭收入的农民中，61.0％在今年打算通过进一步发展种植业增加收入，以打工为主要家庭收入农民中，57.8％在今年仍然希望通过打工增加收入，养殖业和做买卖的情况也基本一样。为什么大多农民对自己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满意的情况下，还是希望通过原有的途径增加收入呢？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农村地区发展除种植业之外的产业的可能性很小，这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及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有关，而种植农作物和打工是投资相对少，而且也是我国农民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方式，所以农民大部分只能依靠种地和外出打工增加收入；第二，农民的“理性选择”。农民是相对脆弱的群体，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和适应新事物能力较弱。在选择增加收入的途径时他们宁愿选择原有的方式，这是回避新事物和新风险的理性选择。农民已经习惯原有的方式，对其存在的风险和困难已经有所准备和预防，当让他们采取新的方式来增加收入时，他们缺少抵御风险和困难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所以宁愿选择原有的方式。
2.农民在生活宽裕方面的需求
农民对于新农村生活宽裕的理解，不仅包括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提高，还有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等。农民所关心的内容被提到的频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农民收入的增加、教育条件的改善、就医条件的改善、居住环境的改善、村中困难人群的帮扶、外出务工途径和待遇、信息渠道的拓宽及购物条件的改善等。
按照农民对这些内容的最关心程度进行排序的结果显示，将农民收入的增加这一项排在第一位的有282位农民，占到总数的60.8％，其次是教育条件的改善，占到17.1％，就医条件的改善占7.4％，居住条件的改善占5.7％，外出务工途径和待遇占4.0％，村中困难人群的帮扶占3.8％。极少数农民将信息渠道的拓宽排在第一位（0.8％），没有农民将购物条件的改善排在第一位。
不同类型的农民在生活宽裕方面最关心的内容有一定的差异。河北农民最关心教育条件的改善、就医条件的改善、村中困难人群的帮扶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省，湖南农民最关心居住环境的改善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省，而最关心就医条件的改善的比例在4个省中最低。女性最关心教育条件的改善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30岁以下的群体最关心教育条件的改善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在就医条件的改善、村中困难人群的帮扶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最关心的比例显著增加；而且文盲农民最关心的比例是其他年龄段的2~6倍，说明越是弱势群体越关心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对所有研究社区村干部进行调查的结果也表明，村干部最关心的同样是农民收入的增加，选择这一项的比例为870％，但是没有一位村干部将教育条件的改善排在关心内容的第一位。
3.农民期望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
农民在生活宽裕方面的需求，不仅要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来实现，同时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农民反映的急需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中，孩子的学费负担被提到的次数最多，占52.9％，其他依次是看病难和看病贵（44.6％）、农产品销售（29.0％）、基本生活保障（21.7％）、就业问题（21.0％）、养老问题（19.2％）等。
在上述需要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中，农民最急需解决的是教育负担问题。从农民对急需解决问题的排序结果看出，排在第一位的选择中，30.5％的农民选择了孩子学费负担，选择看病难和看病贵、就业问题、农产品销售问题、养老问题和基本生活保障问题的分别占到17.1％、12.1％、11.5％、8.8％和4.2％。
不同地区的农民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也有一定的差异。甘肃和湖南的农民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的比例高于其他省，湖南农民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比例最低，这与湖南农民最关心就医条件的改善的比例在4个省中最低相一致。江苏农民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就业问题的比例最高。在男女性别之间，女性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孩子学费负担问题明显高于男性，而在看病难、看病贵与农产品销售方面，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在不同年龄段农民中，年龄越高，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养老问题、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的比例越高，而急需解决就业问题的越低。30~45岁农民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孩子学费负担问题的比例最高。而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间，受教育程度越高，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的比例越高，这主要与不同文化程度农民所从事的种植结构有关系，有些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从事经济作物如葡萄等的种植，这样他们更需要政府帮助解决产品销售问题。不同职业的农民需要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的差异表现为非农业农民更加需要政府帮助解决养老问题。
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也对农民认为需要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现状进行了了解，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负担问题。农村家庭的最主要支出是子女的教育费用。很多农民把子女的将来、自己的养老和其他没办法实现的愿望都寄托在子女的学习上，认为只有上学、掌握知识、考上大学才能拥有进入城市的资本，才能摆脱现在的清贫生活。因此，家庭的其他支出都要给子女的教育支出让步。近年来，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禁止学校乱收费的规定，但是部分地方乱收费的现象依旧很普遍。即使没有乱收费现象，子女的学费对农民来说也是巨大的负担，有子女上初中和高中的家庭每年需要在其教育方面支出数千元，而子女上大学的支出费用对农民来说更是巨额数字。子女的教育支出无疑成为农民家庭最重的负担，因此也成为农民最希望政府帮助解决的困难。
（2）医疗问题。在8个研究调查村，村里的卫生所一般都由私人经营，医生大多为赤脚医生。农民反映，平时遇到像感冒这样的小病会到卫生所买点药，遇到大病或紧急情况，村卫生所根本起不了作用。但是即使到了乡里、县里或更高级的医院，虽然病可以看，但是高昂的费用却往往让农民望而却步。虽然很多农村地区现在实行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可以帮助农民报销一定的医疗费用，但程序烦琐，报销的难度大。调查发现，有些地方的合作医疗基本上是强制实行，村干部为了完成指标，甚至用农民的退耕还林专项款直接为农民交了医疗保险的费用，结果是很多农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参加了合作医疗，对合作医疗的作用也知之甚少。
（3）就业问题。农民大多依靠农业生产和打工收入来维持家庭生计。由于农业生产收益会受到自然灾害、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稳定，外出打工不仅要慎重选择打工地点，还要承受背井离乡之苦，因而多数农民希望政府能够在社区附近或乡镇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并保证工作与收入的稳定。
（4）农产品销售问题。我国农村目前仍然以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为主，农产品一般为自产自销，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才刚刚起步。当前农村的这种生产销售模式决定了农民必须自己面对市场、寻找销路，由此可能导致农产品的价格不高和销售困难，农民缺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民希望政府可以在农产品销售方面给予帮助，或者在农村成立销售性的组织或机构，这样农民就可以放心地加大种植或养殖的投入，收入也会相对稳定。
（5）养老问题。对于养老问题，农民的传统做法是“养儿防老”。农民一般把养老当成是“自家的事”，这也是为什么调查中农民选择“希望政府帮助解决养老问题”的比例较低的原因所在。但调查发现，如果农民家中只有女孩，那么农民就会很关注养老问题，往往把养老问题摆在希望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的第一位。所以对于农村养老来说，重要的是转变农民的观念，让农民了解养老也是一项社会事业，是需要社会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同时，社会养老事业在农村必须得到充分发展，农民才有可能转变认识。
还需指出的是，有57位农民选择了“不需要政府帮助解决问题”。问及原因，有的农民说，现在政府负担太重，不能再给政府添麻烦了；有的农民说，政府只能是政策上给予扶持，根本上还得依靠农民自己；还有农民表示，虽然国家在大力帮助农民解决问题，制定有利于农民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一到地方就变质了，根本实施不了，所以还不如依靠自己”。
4.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的满意度及改造和投入意愿
农村公共产品从理论上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性公共产品，主要包括水利灌溉、道路运输、电力供应、农技推广、病虫害防治等；一类是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行政服务、社会治安等。前一类公共产品事关农村经济的“造血功能”，是后一类公共产品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新农村的生产宽裕不仅指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其所居住社区的公共产品也要齐备，这可以促进农民的生产活动，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
以下主要从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满意度（在五种程度中进行选择，分别是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对其改造的态度及意愿、以何种方式参与改造几个方面加以阐述。由于大部分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一般为农民之外的其他主体，因此对于这部分公共产品，仅就农民的满意度及是否需要改造进行分析。
（1）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满意度及改造意愿。
农民对生活宽裕涉及的公共产品最不满意的是灌溉水。除此之外，按不满意程度依次是公共场所、道路、电脑网络、卫生所、饮用水、学校、燃料、用电、电台广播、电视收看、村广播、手机信号。这些数据表明，农民对生活宽裕方面涉及的公共产品满意度不高。
在公共产品中，农民认为需要改造的比例高低排序依次是道路、灌溉水、公共场所、饮用水、学校、卫生所、电脑网络、燃料、用电、电视收看、电台广播、手机信号、村广播。
农民认为急需改造的顺序依次是道路、饮用水、灌溉水、学校、公共场所、用电、电视收看、燃料、卫生所、电脑网络、手机信号、电台广播、村广播。虽然农民对其中部分公共产品表达了不满意和需要改造的态度，但让农民选择最急需改造的公共产品时，这些公共产品却没有或很少被提及，如村广播、电台广播、手机信号、电脑网络等。
农民不满意的包括很多文化、信息、娱乐等方面的内容，如公共场所、电脑网络、广播、电视、手机信号等，有的地区将电脑网络、公共场所、村广播和电视收看列为最不满意的前三项，说明农民对目前的文化娱乐与信息设施不满意比例很大。
但是，农民不满意的不一定就是急需改造的，农民认为急需改造的主要集中在与其家庭生计密切相关的道路、饮用水和灌溉水上。而广播、电视、手机信号以及电脑网络等，几乎没有农民认为急需改进。因此，总的来说，农民目前的需求层次还主要停留在基本生计需求上，而较高层次的如文化、信息、娱乐等方面的需求还没有成为优先内容。
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对各方面的不满意度均比其他地区低很多，而且急需改造的方面包括了电视收看与公共场所等方面的较高层次的需求。与非试点村相比，试点村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
（2）农民对部分公共产品的投入意愿。
要达到生活宽裕的目标，农村公共的产品供给状况必须改善。本研究也对农民在公共产品改造过程中的投入意愿进行了调查。如前所述，由于广播、通讯、电网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一般为政府或集体，因此，对于这些方面，本研究不再深入了解农民的投入意愿。
在道路、饮用水、灌溉水、公共场所、学校方面，农民认为自己的贡献主要是出工，而资金投入应该主要依靠国家。多数农民只愿意以“出工”的形式投入这些方面的建设，其比例都在70％左右，愿意“只出钱”的农民只有极少数（4％左右），选择“既不能出工也不能出钱”的农民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约10％）。
其中对于经济最落后的甘肃调查村农民选择“只出工”的比例比其他地区高，选择“只出钱”的比例在4个地区最低。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选择“出钱又出工”与“只出钱”的比例较其他地区的要高，选择“既不能出工也不能出钱”在4个地区中最低。而河北“既不能出工也不能出钱”的比例明显比其他地区高。
（3）农村地区燃料的使用现状及农民的改造意愿。
燃料在农村地区比较特殊，因为农民家庭使用的燃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家庭的生活水平，所以在研究中对农村地区的燃料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农户做饭使用的燃料主要有柴（30.9％）、煤（24.5％）、秸秆（23.7％）、液化气（16.0％）、沼气（3.7％）等。
研究发现，近六成农民（59.7％）认为需要改造目前的燃料使用。其中河北最低，为21.4％。在认为需要进行改造的农民中，有52.6％希望改造成沼气，29.5％希望改造成液化气，只有10.8％的农户希望改造成节柴灶。可见，一半农民都希望修建沼气池。农民修建沼气池的强烈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目前媒体与政府对此宣传的影响。而事实上，沼气建设与当地的畜牧业生产、气候等因素有密切关系，盲目地、不因地制宜地发展沼气很有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而达不到燃料改造的效果。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是主体，农民的生活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成的农村是否是“新农村”。农民生活的现状、对生活宽裕的理解和需求、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及农民自身的投入意愿等方面的研究结论可归纳如下。
（1）农民当前的生活状况不理想，家庭负担重，且对其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较低。农民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和打工收入维持生计，经济收入有限。这些收入不仅要用以维持农业生产的投入和日常生活开支，最主要的是供子女上学，子女上学费用成为农村家庭最重的负担。农村家庭的设施比较简单，电视普及程度较高，而冰箱、电脑等在农村仍是奢侈品。
（2）农民对生活宽裕内涵的理解比较广泛，最关心的是收入增加。农民对生活宽裕的理解不仅涉及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提高，而且还与所在社区的社会事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反映出了农民眼中的生活宽裕不仅要实现“新生活”，还要建设“新村庄”。农民当前最迫切的需求是提高收入水平，大部分农民都把收入的增加看成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前提。
（3）农民增加收入渠道狭窄，收入不稳定。尽管农民增收的愿望很强烈，但多数农民在选择增收途径时的首选都是当前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收入方式。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民抗风险能力弱，不愿意尝试新事物，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民增收渠道的狭窄。我国农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向农民提供的就业机会很有限，农民只能通过改善现有农业生产投入状况或继续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另外，由于农业生产受气候、价格等影响较大，外出务工在就业机会、薪酬待遇等方面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些都导致了农民收入的不稳定。
（4）除了收入的增加外，农民最关心教育条件的改善和就医条件的改善。孩子学费负担、看病难和看病贵也成为农民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
（5）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现状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落后阻碍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备，地区之间的差异很明显，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如很多地区的灌溉设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大力建设时期修建的，设施老旧、渠道长久未修等现象严重。饮用水道路等公共产品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农民希望国家和政府可以投资修建并改善农村的公共产品现状，但多数农民仅愿意以出工方式进行投入。同时，虽然农民对文化、信息、娱乐等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的满意度很低，但对所有公共产品改造的优先序排列上，农民首选的仍然是与其家庭生计密切相关的道路、饮用水、和灌溉水，而较高层次的文化、信息、娱乐等方面并不是最急需改造的内容。
（6）农民对国家和政府寄予的期望很大。农民希望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不仅包括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在农村地区普及公共事业等，还包括减轻农民家庭经济负担、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等，最主要的是希望政府在建设资金上给予大力扶持，农民自己愿意出工支持新农村建设。
（7）农民在生活宽裕方面的需求呈现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不仅体现在地区差异上，同时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的农民对生活宽裕的需求也呈现出差异。
基于这些结论，综合考虑了我国农村和农民在生活方面的现实需求，提出以下改善的建议。
（1）改善农民的增收环境，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农民现在以打工和种植业收入为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要实现生活宽裕，必须使农民的收入来源多元化。应造条件在农村地区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大力发展养殖业和其他副业；社区或地方政府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便利，鼓励农民外出打工，不仅为农民提供安全可靠的就业信息，同时可以以社区为单位采取相应措施，为打工农民解决后顾之忧；根据各地情况，发展特色产业等。
（2）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增强社会事业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和实施力度。加大投入改造道路、饮用水及灌溉水等设施，有助于农民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条件。同时，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严重滞后，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阻力所在，所以新农村建设中迫切需要增加社会事业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
（3）新农村建设要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资金是关键，如何筹资及资金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新农村建设所需资金既不能完全依靠国家和政府的投资，又不能过重增加农民负担。农民虽然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由于农村地区的财政收入有限，农民的经济条件又差，所以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力量，形成多元投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