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城乡发展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农村发展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各地区资源的差异和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又造成了东部、中部、西部农业产业和农业科技发展的差异和不平衡。当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已实现小康，农民正逐步迈向富裕生活时，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民还在为解决温饱和摆脱贫困而艰苦奋斗；当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突破传统生产方式逐步向产业化、集约化、工业化迈进时，西部地区许多农村仍遵循着传统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正是这种区位差异和农业实际生产状况的差异，致使不同地区的农民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不同，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需求也不同。这在“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需求调查”中也明显体现出来，不同地区的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需求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充分考虑这种地区差异，了解各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迫切需求，这样才能全面而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目前，学术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研究也涉及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新农村建设活动，但其关注点为西部地区。如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建康就西部地区建设新农村存在的主要困难及推进路径做了深入的分析；兰州大学西部新农村建设课题组、范鹏等学者也对西部地区建设新农村的重点突破领域，以及公共财政支出、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提出西部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应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农村投资、融资方式的创新，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经营管理体制。另外，也有一些针对东部地区、发达地区、城郊地区以及东西部地区间的不同发展策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外部的角度出发，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上提出，缺少关于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及需求的考虑；并且这些研究也多是一些宏观的理论的研究，缺乏微观层面上深入的实地调查。
本研究以农村社区为基础，有代表性地在西部（甘肃）、北部（河北）、南部（湖南）和东部（江苏）各选择了一个省，每个省选取了一个县里的两个村（属于不同的乡镇）进行调研，以分析和论述不同地区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理解和需求等方面的差异。
一、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
（一）对新农村建设的了解状况
1.了解程度
对于是否听说过新农村建设，调查显示甘肃有95.8％的村民表示听说过新农村建设；江苏和湖南次之，分别为84.2％和73.3％；河北只有63.3％的村民听说过。甘肃地区自然条件、自然禀赋相对较差，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农业收入在当地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大部分农民主要依靠农业为生，其他收入途径较少，因此，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农民，甘肃农民更加关心中央关于发展农村的举措。另外，县级已经部署工作并开展建设活动，组织乡干部开过会，且下发了有关文件。
对于新农村建设的了解情况，江苏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表现在“非常了解”、“比较了解”和“知道一点”的比例都要高于其他3个地区。可见，虽然甘肃地区听说过新农村建设的农民最多，但是对其具体内容的了解程度却不及江苏的农民。
2.获知途径
总体来看，电视是各地农民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途径。调查的4个地区中，均有70％以上的农民通过电视了解到新农村建设。
江苏的农民通过报纸、广播、网络、村干部等渠道而了解新农村建设的比例均高于其他地区，并且江苏地区农民的文化程度较高，有更多的农民通过阅读报纸获知信息，有些农民还会利用较先进的网络来获取信息；另外，江苏通过广播而了解到新农村建设的人数多于其他3个地区，也可以看出当地广播等农村宣传设施也比较好。湖南92.2％的农民通过电视了解新农村建设。甘肃则在通过电视和从亲戚朋友处听说这两种渠道上占有较高比例，可见电视和熟人间的聊天是当地农民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由于河北调查区了解新农村建设的农民相对较少，没有人通过网络了解新农村建设信息。河北被调查的两个村子都位于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灵，虽然这里的多数村民家庭安装了电视信号接收设备，能收到很多电视频道，但是由于这两个村的铁矿厂采矿用电量很大，所以两个村每月都要停电15次左右，基本上每两天停一次电，而且每次至少会停10个小时以上，晚上一般要9点多才来电，这时村民都已准备休息了。所以，虽然电视在山区是一种有效的信息传播渠道，但已在很大程度上被两天一次的停电所禁闭，这严重影响了村民们对一些政策信息的获取。
从4个省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了解状况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江苏农民的总体了解程度要高于其他3个地区，而河北则较低。甘肃农民对新农村有着很大的热情，他们中绝大部分农民都知道新农村建设，但是由于自身文化水平和信息获知渠道的限制，他们对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没有江苏农民了解得全面而深入。
（二）对新农村的理解
甘肃地区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并不高，他们心目中的新农村显得简单而朴素。
“经济宽裕些，农民在农闲的时候能有活干”；
“房子盖得好点，家家户户用上电器”；
“能做生意，赶集方便，统一规划，腾出土地，农民能多收入钱”；
“重视农业，多植树造林”；
“新农村可能比现在好，农村有家禽，不适合住楼房，希望能有自己的院子种菜、养羊，因为目前还没有经济能力买菜买肉”。
这是甘肃大部分农民朴素而真实的想法，他们对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平的要求并不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农民生活的艰辛。他们觉得一年四季都能有活干，都能有收入就已经很好了，“赶集方便”也成了他们对新农村的一个企盼，而在发达地区，农民可以每天赶集，购物很方便。建房和种树是甘肃农民对居住环境和生存环境的主要要求。而也有一些农民对新农村更多的是一种观望，有些担心，怕上级政府不顾当地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发展状况，强制性地建楼房，反而加重农民的负担。
地处河北山区的农民所希望的新农村与甘肃农民的想法有很大区别。他们更多想到了交通、饮水、环境安全和文化活动。这与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文化历史底蕴有很大关系。基础设施方面，山区自然条件造成了当地交通的不便，所以很多农民都提到了新农村要交通方便，道路宽阔。另外，劣势的地理条件也使得这里的地下水缺乏，加之地表岩层较厚，打井很困难，造成了这里的农民普遍存在吃水难的问题。虽然有些家庭通上了自来水，但由于地势的原因也经常用不上水，于是能吃上自来水，能方便洗澡是很多农民非常希望的。在环境安全方面，这里有的地方山上富含铁矿，开采矿石以及尾矿和废渣的排放使环境受到了污染，所以当地很多农民都提到了新农村要环境好，污染少。文化活动方面，河北地区一直保持唱戏、扭秧歌等文艺活动的传统，各个村里都有几个唱戏、吹打的能人，以前每逢过年过节，村里都会有些文艺活动，现在虽然也有，但活动的次数很少，所以村民非常希望能有文化娱乐的场所。
湖南的农民更重视教育和农业机械化，农民的回答更具体、更全面，涉及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农田和水利等基础设施，以更好地发展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湖南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地处江南中部，交通比较发达，公路、铁路、水运等都比较方便。并且资源丰富，素有“鱼米之乡”之称，这使湖南在农业生产方面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湖南农民对新农村的希望也更多涉及农业的高效发展。
江苏农民更多受到苏南现代化农村的影响，不少人希望的新农村是房屋成排，家家能住上楼房，人均年收入起码要上万元，并且村中要环境优美，公共设施齐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要完善，希望国家能养老，最好是能在村中办企业，这样农民就可以在本村工作了。另外，也有很多人提到了农民的文化素质也要提高。江苏农民对新农村的理解相对于其他3个地区内容要丰富得多，并且要求也相对较高。这与当地农村的经济条件较发达有很大关系，调查中，江苏的农村在道路、交通、卫生条件、村级公共设施等方面都要好于其他3个地区，这也使得当地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更高。
4个地区农民对“新农村是什么样子”都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但是由于各地区的人文自然资源以及经济发展条件不同，农民对新农村的理解相应的又有一定的侧重，所侧重的方面往往是他们最急需改进和解决的问题。相比之下，江苏和湖南的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较好，农民的理解较全面，并且江苏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提到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这也表现出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越注重科学文化知识。河北受到山区条件的影响，农民更希望能改善交通和饮水条件；甘肃的经济基础和自然条件比较差，当地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也不高。
（三）对新农村建设的态度
1.对新农村建设的态度及参与意愿
调查中，4个省的农民对新农村建设都很乐观，并且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热情都很高。农民普遍认为新农村建设主要靠政府，只有政府的支持，新农村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而关于新农村建设如何出资的问题，湖南农民认为完全由政府出钱的比例最高，占80.8％；江苏农民认为完全由政府出钱的比例最低，占61.7％；甘肃农民选择完全由农民出钱的比例最高，占4.2％；而甘肃和江苏的农民选择由政府、农民各出部分钱的比例最高，均为32.5％。各省大部分农民都认为应该是政府出钱，农民出工，他们说：“老百姓手里真的没钱，有的就是力气。”
湖南、甘肃和河北等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落后，很多农民还在为基本的家庭生计而奔忙，农业生产成本高，效益低，致使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甘肃的调查中，有的村干部和乡干部说，“这里现在建设新农村时机还未成熟，温饱尚未解决好，谈不上建设新农村”。在农民温饱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农民不愿意出钱，也出不起钱来建设新农村，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国家能完全出钱，来帮助农民建设新农村。而江苏农村一直以来都是全国各地农村建设的典范，国家以及江苏省对当地的农村建设始终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经济基础明显好与其他3个地区，因此农民可以出一部分钱的比例相对较高，选择完全由政府出钱的比例比其他地区低。但研究还发现，在4个地区中，甘肃虽然经济最落后，但其选择完全由政府出钱的比例并非最高，其选择农民出部分钱以及完全由农民出钱的比例反而最高，用当地农民的话就是，他们非常理解国家的难处，不太可能完全靠国家。在调研中，能明显地感受到甘肃农民的热情纯朴；而其他地区的农民则更多了几分经济意识。
2.对新农村建设五个方面的关心程度
在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五个方面，总的来说，农民最关心生产发展，其次是生活宽裕。但江苏农民关注生活宽裕的程度（55.0％）超过了生产发展（29.2％），而在其他3个地区，农民关注生产发展的程度均高于生活宽裕。在4个地区中，江苏农民关注生活宽裕的程度最高，关注生产发展的程度最低；河北农民关注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的比例最高；而甘肃农民关注乡风文明的程度最低，用当地农民的话说就是“我们这里的乡风已经够文明的了！”
二、生产发展的现状与需求
（一）生产发展的现状
调查发现，不同地区农户生产发展的现状有明显差异。这与各地的区位条件、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有直接关系。
就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来看，甘肃农村家庭2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要远高于其他3个地区，占当地调查总样本的71.7％，其他3个地区均在55％左右；只有1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甘肃明显少于其他3个地区。另外调查中，甘肃没有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这说明甘肃的农民基本以务农为生，从事其他副业的村民相对较少。
从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体来看，除河北外，其他3个地区农业女性化的趋势显著。甘肃、湖南和江苏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与总体情况一致，即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由多到少依次是女性劳动力、男性劳动力、老人等。河北的情况有些特殊，在从事农业生产中，排在第一位的人群是男性劳动力，达到了42.5％，远远小于其他3个地区；排在第二位的是老人，占到了41.7％，是4个地区中比例最高的；女性劳动力的比重则排在了第三位，为33.3％。总体来看，河北省这三类劳动力人群的比重分布相当，差距不是很大；而其他3个地区却有明显差异。
从各地粮食产量情况看，甘肃地区选择“粮食产量仅能满足家庭需求”的人最多，高达42.5％，其次是有“少量节余”，接下来是“不能满足需求”，选择“不种地”的人最少，不到1％。河北的粮食产量情况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不能满足需求，需购买”、“仅能满足需求”、“有少量节余”，“不种地”的达到5.8％，最少的情况是粮食有大量节余的家庭。这与调查中河北的两个村子地处山区，人均耕地极少有直接关系；另外，这也与前面提到的该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工和林果业相吻合。湖南农村家庭粮食产量略好于甘肃和河北。家庭粮食有“少量节余”、“大量节余”和“不种地”的户数都要多于甘肃和河北；而“不能满足家庭粮食需求”和“仅能满足家庭粮食需要”的相对较少。这是由于湖南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省份，有发展农业的优势和潜力，主要农产品总量大，并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湖南先后建设了9批45个以县为单位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本研究所调查的双峰县也在其中。江苏的粮食产量相对较好。家庭粮食除满足需要外，有少量节余和大量节余的户数很多，分别占当地样本量的46.7％和36.7％，远远高于其他3个地区，而仅能满足需要，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均比其他3个地区小很多。江苏优越的自然区位条件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其农业生产处于优势地位。
（二）生产发展的需求
由于调查地点的农民绝大部分以农业生产为主，因此关于各地农民对生产发展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方面。
1.对农业生产前景的态度
甘肃地区农民对农业生产前景看好的人最多，达到了51.7％，远高于其他3个地区；持一般态度的村民占37.5％；而对农业生产前景不看好和不知道的人所占比例很小，总共只有10.9％。
可见，虽然甘肃的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比较恶劣，但当地村民对农业生产的前景比较乐观。甘肃的工业发展起步较晚，缺乏具有规模的工业基地，其他非农产业也较少，农业生产也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使得他们更多地寄希望于农业生产。河北农民对农业生产前景不好看的人很多，达到了35.3％，是4个地区中不满意程度最高的；而对农业生产看好的村民却只占21.6％。河北的这种结果与当地极少的人均耕地占有量、干旱的气候以及农田灌溉的不方便等有很大关系。江苏和湖南的情况一致，均为农业生产前景持一般态度的村民最多，其次是对农业生产前景看好的村民，但两者差距不大。
2.农业生产中急需解决的困难
在农业生产中，各地农民都面临着许多困难，但具体情况又不尽相同。甘肃和湖南两个地区农民选择缺少资金投入，缺少技术和销售困难的村民都要多于河北和江苏，并且有一定的差额。其中前两项是甘肃地区略高于湖南，而后一项销售困难，则是湖南略高。河北选择“劳动力不足，灌溉水等基础设施差”的村民要明显多于其他3个地区，而选择缺少技术和销售困难的村民并不多。相对来说，江苏农民选择每项困难的人数都不是很多，这也显示了其自然条件优越的优势。在最急需解决的困难中，甘肃、湖南、江苏选择了缺少资金投入，分别占各地样本总量的63.9％、50.9％、44.4％；而河北最急需解决的困难则是灌溉水等基础设施差，达到了该地总样本量的39.1％，这是因为当地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多，资金投入不是非常紧张，而山区地势上的劣势和干旱的气候特征使得数量不多的土地灌溉紧张，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3.农业生产中希望从政府得到的帮助
在种粮补贴、给予信贷资金支持、给予技术支持、解决市场销售等农民可能从政府获得的帮助中，甘肃和河北的农民比较多地选择了给予信贷资金支持，分别占其样本量的39.2％和30.3％；而湖南和江苏的农民偏向于获得种粮补贴，所占比例分别为29.2％和38.3％。这两个地区的种粮大户相对较多，种粮补贴对于他们来说要更实惠。甘肃和湖南两省的农民在希望政府能解决市场销售问题上选择的也要比其他两省多，这也与前面这两个省有较多的农民认为农业生产中存在销售困难有关。
在发展生产的途径方面，甘肃农民在降低生产资料的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发展农业科技、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调整产业结构这几方面选择的人数都要高于其他3个地区，并且甘肃在其他几项中选择的比例也较高，虽不处于4个地区首位，但还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说明甘肃地区在农业生产中相对于其他3个地区处于劣势地位。湖南和江苏选择的重要因素及其所占的比例都有很大的相似性，除了改善农田水利、灌溉基础设施，合理保护和利用耕地，提高农民素质这三方面外，两省各项所占的比例都非常相近，略低于甘肃。可见，这两个农业大省除了有相似的资源外，在农业生产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改善农田水利、灌溉基础设施和提高农民素质这两项上，湖南选择的比例要高于其他3个地区，而江苏则在合理保护和利用耕地的选择上居4个地区之首。这反映出江苏在水利和灌溉方面的优势，非常重视通过对耕地的合理利用来提高粮食产量。而在上述八项的重要程度排序里，甘肃和江苏的农民均认为最重要的两项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和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河北和湖南的农民则将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和改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三、生活宽裕的现状与需求
（一）生活宽裕的现状
1.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
大多数农民对目前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不高。调查的4个省中，除江苏外，其他3个地区均为对目前家庭经济状况不满意的农民最多，其中河北的不满意程度最高，达到了51.7％。江苏农民的满意程度高于其他3个省，达到了34％。
2.家庭的收入与支出情况
目前，种植业是各地大部分农民家庭的收入来源之一，其次是打工和养殖业。甘肃调查村几乎所有家庭都从事种植业（96.7％），高于其他3省，但有打工收入的家庭只有26.7％，远低于其他3省（均65％左右）。江苏省调查村从养殖业中获得收入的家庭最少（1.7％），但从做买卖中获得收入的家庭最多（18.3％）。
打工成为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次是种植业，而养殖业及其他副业在收入中所占比例较低。甘肃农户的最主要收入来源是种植业，而其他3省均为打工。江苏省调查村没有一个农户的最主要收入来自养殖业，但做买卖是家庭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占15.8％，是其他地区的3倍以上，这说明了东部江苏的农村市场活动更为活跃。
目前，教育费用高，很多农村家庭无力支付孩子上学昂贵的学费。在江苏，一个孩子上小学（乡里或镇里）每年的花费至少2000元钱，上初中一年要4000元，虽然江苏的农村经济条件较好，但每年这样大数额的支出使得农民家庭负担很重。在调查中，湖南和江苏两个地区的农民认为他们家庭主要支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孩子上学，他们特别希望孩子的学费能够降下来，一位正在供孩子上大学的村民说，“我现在年岁大了，打工也没人愿意要我，我就希望国家对农村能更好些，让农民多收入点，好供孩子上学，孩子一年的花销要上万，我这五六年攒下的钱，一年就没有了”。
甘肃农村家庭最大数额的支出都花在了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投入上，其次是孩子的教育。而河北最主要的花销是日常生活开支，但其次也是孩子学费。另外，在看病就医的花销方面河北农民要远高于其他3个地区。而江苏和湖南农民家庭最主要的支出就是孩子上学的学费，而排在第二位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开支。
调查发现，江苏和湖南农民家庭主要支出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这也说明了经济条件和地理环境较好的东南部地区农村社会环境和农民生活有很大的相似性。
3.对生活宽裕方面的关心程度
在4个调查地区，甘肃农民在居住环境的改善和外出务工途径和待遇方面最关心的比例远低于其他省；河北农民在教育条件的改善、就医条件的改善和村中困难人群的帮扶等方面最关心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省，湖南农民在居住环境的改善方面最关心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省，而在就医条件的改善方面最关心的比例在4个省中最低。
（二）生活宽裕的需求
1.增收途径
希望通过打工和做买卖这两种途径来增加收入的农民，江苏的最多，其余依次是湖南、河北和甘肃。而希望通过养殖业来增加收入的农民，情况则恰好与上面各省的顺序相反，甘肃选择的人数排在了第一位，其余依次是河北、湖南和江苏。这也反映出经济较发达的东南部地区农民的思想更具有市场经济意识，另外，区位和交通上的优势也使他们更有条件获得更多的增收渠道和空间。甘肃和湖南两省希望通过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来增加收入的农民较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两个省为农业大省有关，当地的农民多数还是以粮食生产为主。
2.急需帮助解决的生活困难和问题
目前，孩子上学的学费负担已经成为困扰农村家庭的首要问题。调查中，4个地区农民在生活上急需政府解决的问题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孩子上学的学费负担。另外，看病难和看病贵也使很多农民觉得难以负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不在少数，这也更要求农村医疗体系的改革要加快步伐。甘肃和湖南两个主要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在急需政府解决的问题中更需要解决农产品销售的问题，而江苏和河北更需要解决就业问题，这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和家庭经营结构密切相关。
3.公共设施的改造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之间财政供给的不平衡，造成了农村公共设施的供给不能满足农村的实际需要，加上免征农业税后基层财政的紧张，更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提高。本研究针对不同地区农民对农村公共设施中的道路、饮用水、灌溉水、公共场所和学校等的满意程度、需要改造的比例和投入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江苏农民对各项公共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都较高，其中对道路和饮用水这两项的满意程度均达到了约80％，对灌溉水、公共场所和学校的满意程度也分别达到了51.3％、50.0％和48.6％。这也反映出其他3个地区农村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与江苏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湖南农民对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满意程度最低，其中对道路的满意程度不足10％。
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改造方面，江苏农民普遍认为需要改造的是灌溉水，其次是公共场所和学校，道路和饮用水的问题不大。甘肃农民普遍认为需要改造的前三项为饮用水、道路和公共场所，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4.7％、64.2％和58.8％，对于灌溉水和学校的改造，虽然选择的人数没有过半数，但也都超过了当地调查总人数的40％。河北排在第一位的是道路的改造，其次是灌溉水和饮用水，另外56.3％的农民希望公共场所能得到改造，学校要求改造的人不到50％。湖南有96.7％的农民认为道路应该改造，75.0％的农民希望灌溉设施能改造，而要求公共场所和学校改造的农民也达到了60％左右，只有饮用水改造的比例不足50％。
从各个地区农民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和需要改造的比例能明显看出江苏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其他3个地区认为问题很大的道路和饮用水，在江苏基本没有问题，而即使是当地农民最急需改造的灌溉水，选择的比例也不到当地被调查总人数的40％，比其他3个地区需要改造程度最低的选项比例还要小。关于改造的投入意愿，江苏绝大部分农民都愿意出工，而且也有相当一部村民既愿意出工、又愿意出钱，这一项的比重也要高于其他3个地区，很少有人不愿意做任何投入，这也说明江苏农民的经济条件或是思想意识整体上较高。湖南、河北、甘肃虽然各自都有一些自己的优势，但整体来看，道路、饮用水、灌溉水、公共场所、学校这五个方面都非常需要改造，并且绝大多数农民愿意在改造时出工，也有较少一部分农民不愿意做任何投入，这部分人觉得公共设施需要的人力物力都太大，农民投入不起，应该国家帮忙。其中经济最落后的甘肃调查村农民选择只出工的比例比其他地区高，选择只出钱的比例在4个地区最低。而河北选择既不能出工也不能出钱的比例明显比其他地区的高。
4.家庭主要燃料及改造意愿
甘肃85.8％的农村家庭做饭使用的燃料是柴和秸秆，有11.7％的农户使用沼气。非沼气使用户中有68％的家庭想改造燃料，几乎全部希望能改造成沼气或节柴灶，他们希望自己出一部分钱，政府也能补贴一些，否则支出太大，负担不起。河北地区有半数农户家庭做饭的主要燃料为柴和秸秆，另一半使用的是煤和液化气。当地农民改造燃料的意愿并不很强烈，不足30％的被调查者希望改造，多数希望改成煤或液化气，主要途径是等自家经济宽裕些时自行购买。湖南和江苏的一些农户现在使用的是煤或液化气，依旧使用柴和秸秆的农户希望改造成沼气或是液化气，主要靠自己的投入，但也希望政府能补贴一些。
四、乡风文明的现状与需求
（一）乡风文明的现状
1.日常闲暇活动
不同地区农民打发闲暇时间的方式比较类似，如电视在任何地区都是主要的休闲方式。但可以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江苏、湖南）选择乡土性的串门聊天方式的比例明显低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甘肃、河北），但选择读书看报的比例是前者高于后者。对于电视节目类型，各地选择喜爱新闻节目的农民均达到当地样本量的2/3以上，除了河北地区喜爱天气预报与体育节目的农民明显少于其他3个地区，且该地区不看电视的农民也多于其他3个地区外，其余各类节目类型的地区差异并不明显。
2.对乡风村风的评价
（1）目前村里最需要及时纠正的不良风气。
对于农村目前需要及时纠正的不良风气，本研究主要涉及赌博、迷信、小偷小摸、打架斗殴、不讲卫生、破坏公物这几个方面。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赌博的现象，4个地区的很多村民都对村里的赌博现象很反感，认为这种不良的风气应该及时制止。其中甘肃和湖南均有59.2％的村民认为赌博是当地农村最需纠正的不良风气。相比之下，河北和江苏只有1/3左右的农民反映村里最需纠正赌博之风。另外，河北农民认为最需纠正不讲卫生和破坏公物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其他3省。江苏则有26.7％的农民认为村中没有需要及时纠正的不良风气，是4个地区中最高的。
（2）治安状况。
总体来说，农村的治安状况较好，各地村民对治安状况的满意程度也比较高。但4个地区相比较起来，湖南的满意度最低，江苏的满意度最高。另外，也有一部分农民说，村里虽没有重大偷盗和犯罪行为，但时常会发生一些小偷小摸的事。另外，90％左右的农民认为非常有必要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
（二）乡风文明的需求
1.乡村文化活动的需求
调查发现，目前农村地区的文化活动十分缺乏，大部分农村没有任何文化活动，有文化活动的村子，其内容也比较单一。4个地区中除河北有唱戏、扭秧歌这类民间传统的文化活动、江苏的一个村有图书借阅外，其他村庄几乎没有任何成形的文化活动。
在最希望村里有的文化活动选择中，湖南和江苏选择最多的都是图书借阅，其中，湖南的比例最大，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这也反映出大部分地区农民对知识的渴求，他们非常清楚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性。另外，湖南农民大部分希望有图书借阅，这与湖南既是农业大省又是打工大省有很大关系，在农业生产上，农民很希望掌握更多的科学种田的知识；在外出打工上，农民年更希望能有丰富的知识和技术，以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谋求一份职业。
调查还发现，看戏是各省农民都比较喜欢的文化活动，而现在由于组织唱戏的花销很大，很多农村地区一般只能在过年看到几场戏，看戏原本应是农村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已经逐渐地演变成农村文化活动中的高档品、奢侈品，很多农民非常喜欢，但却很少能享受到。
从总体上看，选择扭秧歌的比例为10.4％，但在4个地区之间，河北地区有26.7％的农民希望村里组织扭秧歌活动，也有333％的农民希望参与扭秧歌活动，远远高于其他3个地区的选择比例，这是因为扭秧歌是河北地区传统的文化活动之一，迄今为止，河北的农村社区内仍保留着扭秧歌的活动。
2.文化设施的需求
目前，我国农村中的文化活动设施非常缺乏。调查发现，近80％的村子没有文化活动设施，只有一个村子有正式且比较齐全的文化活动设施（江苏前巷村），包括室内公共活动室、室外公共活动场所、图书室和体育健身设施。另一村里有3处亭子，但基本上成为妇女们聊天、洗菜的地方。
在最希望村里有的公共文化设施中，甘肃地区最希望有的是图书室和娱乐设施，分别占28.4％和31.4％；河北地区则更希望能有图书室、室外公共活动场所和体育健身设施，这三项的比例相当；湖南地区最希望村里有的公共文化设施是体育健身设施，其次是室外公共活动场所；江苏地区农民则偏爱室外活动场所，有30.8％的农民选择了该项。
3.对村庄文明与文化建设的期望
在村庄的文明与文化建设方面，增加村民的文化活动、改变农村黄、赌、毒、迷信等不良风气、改变农民不良的生活或卫生习惯、改善村里的治安环境、增加农民的法制知识，保护农民权益、增加娱乐、体育设施、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等都是农民希望开展的活动。并且各地农民均普遍认为需要开展培训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每个地区均有60％以上的农民提出了需求，其中以湖南地区最高，达到了85.0％。
在这些文明与文化建设重要活动的优先序方面，在4个地区之间，甘肃农民认为“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最重要的比例最高；河北农民认为“增加村民的文化活动，如放电影、看戏、扭秧歌等”和“改变农民不良的生活或卫生习惯”最重要的比例最高，而认为“改变农村黄、赌、毒、迷信等不良风气”最重要的比例最低；湖南农民认为“改变农村黄、赌、毒、迷信等不良风气”最重要的比例最高，而认为“增加村民的文化活动，如放电影、看戏、扭秧歌等”最重要的比例最低。
五、村容整洁的现状与需求
（一）村容整洁的现状
在村民对村庄整体村容村貌的满意度评价方面，江苏最高，有55.8％的农民满意或很满意，不满意的农民不到10％。其他3个地区农民对村容村貌持一般态度的最多，达到了各地调查样本的1/3以上，不满意比例最高的是湖南和河北的调查村，甘肃的调查村处于中间程度。
在房屋街道布局、村落绿化、道路硬化、村庄亮化、荒山绿化、垃圾处理、厕所条件、厨房条件、圈舍条件和工业污染处理这十个方面中，同样江苏农民的满意程度最高，其中荒山和工业污染在当地均不存在，这也受益于当地良好的自然条件。其他3个地区在上述各方面至少有1/3的农民不满意。
调查发现，4个省的农民普遍认为乱扔乱倒垃圾，房屋规划凌乱，街道、道路状况差，厕所卫生条件差，工业污染严重，村落绿化、美化差等现象影响了村容村貌和环境，虽然各个现象在各个地区中存在的程度不一，但都占有很大的比重。
（二）村容整洁的需求
1.村容村貌方面急需改进的内容
在村容村貌方面最急需改进的内容调查中，江苏选择工业污染严重、村落绿化美化差这两项几乎为零。甘肃和河北农民选择乱扔乱倒垃圾最多，分别为39.0％和50.5％。湖南更多的农民认为最急需改变街道道路差的状况。江苏过半数的农民认为急需重新规划房屋的布局，改变目前房屋规划
凌乱的现象。该调查结果显示，在甘肃和河北农村，乱扔乱倒垃圾的现象比较严重，影响了村庄的环境卫生，当地大部分农民已经认识到这一现象并希望优先加以改进。江苏农村的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比较好，所以当地农民更希望将房屋重新规划，以节省土地。需要指出的是，河北调查村的农民中有21.6％认为最急需改进的是工业污染严重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山上富含铁矿，开采矿石以及尾矿和废渣的排放使环境受到了污染，所以当地不少农民提到这一类的工业污染治理。
2.改善村容村貌的活动和方式
在房屋街道布局、村落绿化、道路硬化、村庄亮化、荒山绿化、垃圾处理、厕所条件、厨房条件、圈舍条件和工业污染处理这十个方面中，绝大部分农民都希望这些方面能够得到改善。甘肃和江苏农民认为最急需改善房屋街道布局的比例最高；河北农民选择工业污染处理的比例最高；而湖南农民选择最急需道路硬化的比例最高。各地人文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条件的不同使得当地农民认为村庄环境改善方面最急需开展的活动有所不同。
在这些方面改善的投入意愿上，绝大部分农民只愿意出工，少部分农民愿意出钱和出工，为数极少的农民只愿意出钱。其中甘肃农民选择“只出工”的比例明显比其他地区都高，经济较发达的江苏选择“出钱又出工”与“只出钱”的比例较其他地区的要高，河北“既不能出工也不能出钱”的比例明显比其他地区的高。对于经济最落后的甘肃调查村农民虽然选择“只出钱”的比例在4个地区中最低，但其选择“既不能出工也不能出钱”的比例在4个地区中也属最低。甘肃农民外出相对较少，农村富裕劳动力很充足，他们以农业为主，这些改造活动都与他们的家庭生计密切相关，因此更积极参与，并表示能出工就出工。
六、管理民主的现状与需求
（一）管理民主的现状
调查发现，在民主选举方面，不同地区的农民对村委会选举过程的态度存在差异，有的地区农民认为村委会的选举过程民主的比例是其他地区的近两倍。
在民主管理方面，不同地区的农民对村干部工作表现的满意程度也存在差异，有的地区农民对村干部工作表现的满意比例是其他地区的近两倍。不同地区的农民对村委会在公共设施供给方面的满意程度也存在差异，有的地区农民的满意比例是其他地区的3倍。不同地区的农民对干群关系的评价也存在差异，有的地区农民认为干群关系融洽的比例是其他地区的3倍。另外，4个地区农民在村务管理中的参与程度都很低。
在民主决策方面，其中3个省的农民反映村里很少开会，这严重影响了村民在村级事务管理上的参与权与决策权。关于“一事一议”，调查的4个省中，其中3个省都有1/3以上的农民对此没有概念，不知道什么叫“一事一议”，只有1个省的农民比较了解，但满意程度并不高。
在民主监督方面，非常了解村里的财务状况的村民特别少，其中1个省有高达78.2％的村民对村中的财务状况完全不了解。不少农民对村里的财务公开现状不满意，其中两个省有超过50％的农民表示不满意。
不同地区之间的上述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村级治理的效果差异。在国家相同的政策条件下，如果缺少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各地的政策执行状况就会受到基层干部自身价值观和工作作风与工作方式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巨大的效果差异。
（二）管理民主的需求
1.组织需求
在管理民主中，农民的自我组织程度也是衡量民主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增强农民民主意识的主要手段。但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农民的自组织程度还很低。很多农村村中没有任何农民组织，而村子中存在的农民组织多为养殖或农产品销售类的协会，村干部说这些协会基本都已“名存实亡”了。
对于农民希望加入的农民合作组织的类型，各地农民都将专业技术协会或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列在第一、二位。其中湖南农民对参加农民组织的需求最高，选择参加专业技术协会、经济合作组织和基金或信贷组织的比例均在4个地区中最高；河北农民选择参加文艺类协会或组织的比例最高；江苏农民对参加农民组织的需求相对较低。
2.培训需求
甘肃和湖南地区有3/4的农民都希望能得到养殖、种植方面的技术培训，这也与两个省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大省有很大关系；湖南和江苏有1/3以上的农民希望获得一些关于打工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因为这两个省外出打工的人数较多；各省农民对法律知识以及健康卫生知识方面的培训兴趣也较大，湖南和江苏的要求更为强烈些。但在最急需的培训中，各省农民均认为是养殖、种植方面的技术培训。
七、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地区农民对新农村的理解以及对新农村建设中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五个方面都有着不同的需求，而且在有些方面差异很大，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一定要从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充分考虑农民的需求。
（1）不同地区农民对新农村建设了解情况与了解程度有很大差异。对新农村建设非常重视并已经深入开展活动的省份中，绝大部分农民都知道新农村建设活动；而信息比较闭塞的地区，很多农民甚至没有听说过“新农村”这个概念。这也要求地方政府要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件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好事广泛宣传到农民中去，以调动农民的建设热情与积极性。要避免将新农村建设的宣传工作仅停留在各级干部的开会、发文件、做报告上，而忽视了对其建设主体——农民的宣传。
（2）不同地区农民对新农村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地区人文自然资源以及经济发展条件的影响和限制，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理解的新农村更现代化，而落后地区农民理解的新农村却要简单很多，往往就是要改善和解决最急需的问题和困难。
（3）各地区农民对新农村建设都很乐观，普遍认为新农村建设主要靠政府，新农村建设的形式是政府出钱，农民出工。
（4）不同地区农民在“生产发展”方面的需求差异显著，这与当地的经济状况和生产条件密切相关。首先，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的农民对生产发展的前景很看好，而人均耕地很少的山区农民对农业生产前景不看好的人最多。第二，种粮大省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更多是缺少资金投入，缺少技术和销售困难；山区农民最大的困难则是灌溉设施的落后。第三，农业生产基础好的粮食主产区农民更多希望政府在农业生产上给予种粮补贴；而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的农民则更希望获得资金信贷支持。第四，农田灌溉条件较好的省份的农民认为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和降低生产资料价格；而灌溉条件较差的省份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改善农田水利和灌溉等基础设施，以及降低生产资料价格。
（5）不同地区农民在“生活宽裕”方面的需求差异表现在：首先，经济条件较差的农业大省农民家庭最大数额的支出都花在了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投入上，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民的家庭最主要的支出则是孩子上学的学费。第二，在农民增收途径上，东部地区希望通过打工和做买卖增收的农民比例较多，而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的农民更多希望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来增加收入。第三，农民认为急需改造的主要集中在与其家庭生计密切相关的道路、饮用水和灌溉水上，而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急需改造的方面包括了电视收看与公共场所等较高层次的需求。
（6）不同地区农民在“乡风文明”方面的需求差异不是特别显著。目前农村地区的文化活动十分缺乏，大部分农村没有任何文化活动，有文化活动的村子内容也比较单一。农村文化活动设施也非常缺乏。相对于南方地区，我国北方农村在看戏、扭秧歌等传统文化活动的需求上表现尤为突出。
（7）不同地区农民在“村容整洁”上的需求差异不大。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农民对村容整洁的满意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农民更注重房屋和街道布局的改造，其他地区农民更加关注垃圾处理和道路硬化等方面。
（8）各地区农民对“管理民主”的认识还不很明确，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方面的参与程度都不高，而且在地区之间存在很明显的差异。在农民组织方面，大部分农村没有农民组织，即使有也多流于形式，作用发挥得并不大。农民绝大部分愿意加入专业技术协会或经济合作组织，河北农民对农村文艺类的组织很感兴趣。对于农民的培训需求，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的农民更希望得到养殖、种植方面的技术培训，而打工大省的农民对打工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需求较大。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受益者是农民，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地政府应该重视当地农民的特殊需求，根据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当地农民的特殊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地区的做法，要在不同地区创建符合当地现实的特有的新农村建设路径与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