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受到自身身体状况、家庭生计结构、经历与背景的影响，其决策和想法往往不同。在新农村建设中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对新农村的理解、投入意愿以及需求也不尽相同。本研究主要根据农民的家庭生计结构将农民划分为4个年龄段，分别是30岁以下、30~45岁、45~60岁以及60岁以上。30岁以下的农民外出打工的比例比较高，文化程度也比较高，他们的生活大都面向村庄之外，向往城市的生活；30~45岁农民大都已经结婚生子，他们年轻力壮，但由于孩子大多年龄较小需要家长照顾，所以这部分农民中男性农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会选择外出打工，而女性农民会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和从事种植业；45~60岁的中年农民面临的生活压力最大，一方面孩子都已到了上高中、上大学的年龄，每年学费数千元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并非小数目，家中的老人也上了年纪需要照顾，另一方面这个年龄段的农民由于自身身体状况的原因，外出务工受到冷落，如果身体患病无疑对家庭造成重创；60岁以上的老年人基本上失去了劳动能力，需要子女的照顾，他们的生活现状十分让人担忧，在访问中可以常常看到村庄中最破落的房舍里住着孤寡老人。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更多地考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而不是他们能否加入新农村建设。

　　目前关于年龄敏感的研究中以老年人为主，包括老年人生存现状、养老问题以及老年人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例如关于老年人在村庄治理作用方面的研究，提出老年人在文化建设中起到积极的作用。瞄准老年人的贫困分析，主要描述老年人的贫困现状以及不同性别、年龄、家庭住房新旧、子女的地位与素质的现状与差异。而本研究不仅分析了4个年龄段的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还对其异同进行原因分析，试图为更有针对性地建设新农村提供建议。

　　一、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

　　（一）对新农村建设的了解状况

　　（1）八成农民听说过新农村建设。不同年龄段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政策的了解程度呈钟形分布。480份问卷中，表示听说过新农村建设的30岁以下农民占67.9％，30~45岁年龄段上升到80.9％听说过新农村建设，45~60岁的农民中82.4％听说过，而60岁以上听说过的老年人下降到74.5％。

　　（2）480户被访问者中有380户听说过新农村建设，在此基础上，农户对新农村建设内容的了解程度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而30岁以上农民表示“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新农村建设的均在13％以上，这一比例显著地高于30岁以下的农民（5.6％）。

　　（3）电视成为了解新农村建设有关政策的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社会网络次之，年轻人更多利用报纸和网络获取信息。通过看报纸了解到新农村有关新闻和政策比例最大的是30岁以下的农民，占27.8％，而其他年龄段只有20％左右，这与他们的文化程度有很大关系。电视无疑是农村地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渠道，除了年龄大于60岁的老年人外，其他年龄段的农民都有超过80％是通过电视了解新农村建设情况的。有些老年人由于受到自身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限制如眼睛或为了省电，而很少看电视。通过网络这一途径的农民虽然还比较少，但是明显30岁以下的农民的这一比例最高，达到8.3％，是其他年龄段农民4倍以上。农村社区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多信息是在人们耕作或休息时彼此聊天过程中获得的。在河北称之为“坐街”，甘肃称之为“占着”，通过比较发现，各个年龄段的比例基本一致，都在20％左右，说明人际传播作为一种传递新农村建设信息的手段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并作为媒体渠道最重要的补充。而45~60岁的中老年农民从村干部处获取新农村建设的有关政策和要求的可能性更大，他们对于村级管理和公共设施的满意度也最高。总之，不同年龄段村民从其他途径了解新农村建设信息的比例都很低，主要的手段是电视，其次是报纸、亲友和村干部。

　　（二）对新农村建设的态度

　　（1）绝大部分农民对新农村表示乐观，各个年龄段均超过69％，年龄越大的农民对新农村建设越乐观，60岁以上村民更达到了81.8％。而明确地表示悲观的集中在30~60岁的中年农民，但其比例也不超过5％，他们家庭生计面临的负担和不确定因素较多。而老年人由于自身状况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表示对新农村的“不关心”的比例更高，达到7.3％。

　　（2）对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七成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靠政府。45岁以下村民稍高于这一平均值，而45岁以上村民稍低于这一平均值。其次对于村委会的作用，45~60岁年龄段更愿意依靠村两委，占12.5％，而其他年龄段的这一比例均不超过10％。这与前面“获取新农村建设信息和政策途径”的问题中，这一年龄段从村两委获取信息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结论相吻合。同时，相对于老年人，年轻人更愿意依靠个人的力量而非其他力量来建设新农村。随着年龄的增加，受到身体状况、文化程度、社会网络等的影响，有12.7％的老年农民表示不得不依靠子女或亲戚等力量建设新农村。

　　（3）九成以上农民都表示“很愿意”或“愿意”参加新农村建设，其中45~60岁的农民比例最高，达到了96.3％，其次是60岁以上农民（92.6％），30~45岁的农民（92.0％），及30岁以下农民（88.7％）。

　　（4）关于新农村建设投入的主体，57.7％的被访者选择政府出钱，农民出义务工的形式建设新农村。其中年轻人表现得更独立，他们当中认为完全由政府出钱的只占3.8％，而30岁以上农民有10％的村民认为应该完全由政府出钱。农村地区中年人和老年人相比较年轻人来讲，更愿意出钱建设新农村。其次，26.0％的农民选择政府和农民共同出钱，由此可见无论是“完全由政府出钱”、“政府出一部分钱，农民出一部分钱”，还是“政府出钱，农民出工”的形式，93％以上的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必然需要政府的支持。

　　（5）对新农村建设五个方面的要求，各个年龄段排序均不同。2006年中央的1号文件中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更全面，更丰富，更综合。其内容被归纳为8部分、32条，概括为20字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诚然，这五个方面都非常重要，然而在农民眼中这五个方面存在着逻辑关系以及优先次序。不同年龄段农民均把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作为头两位优先发展的方面，而且把这两项作为首要发展的农民占到80％以上。480位被访者中96.0％回答了这道问题。

　　而对于“新农村建设的五个方面您最关注哪个方面”一题，排在头两位的仍然是“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这和“你对新农村建设中五个方面的重要性排序”的结果吻合。但是不同年龄段农民对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排序却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两个年龄段对这三方面的排序是相同的。其中管理民主方面，各个年龄段均把管理民主放在后面两位。村容整洁方面，45岁以下的中青年农民把村容整洁放在继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之后的第三位，而45岁以上的村民将其放在第四位。再如，乡风文明方面，30岁以下的村民把乡风文明放在最后，而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却把乡风文明排在了继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之后的第三位。

　　二、生产发展的现状与需求

　　由于调查地点的农民绝大部分主要外出打工或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本文关于生产发展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方面。

　　（一）生产发展的现状

　　（1）除了30岁以下的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外，其他各个年龄段的农民都以种植业收入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生产资料的支出是与“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同样重要的家庭支出之一。甘肃、河北、江苏和湖南4个调查地点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生产，包括小麦、水稻、玉米等。2003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粮食价格不断上涨，与此同时，生产资料价格也大幅上涨且涨幅不定。由于种粮农民的资源禀赋不同，种粮经营收入的盈亏呈现很大差异。农户会根据金融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等生计资本状况，进行生计策略的改变以及补偿机制的选择。从粮食生产的目的上看，存在着双重选择性的特点。粮食生产既是商品性生产，又是自给性生产，在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经营规模很小的条件下，粮食自给率有时还会高于商品率。作为自给性生产，不管生产成本如何变动，农民都要保证生产，以解决吃饭问题；作为商品生产，农民才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粮食生产的利润，不仅取决于粮食单产与粮食收购价格，而且还取决于生产资料的零售价格。现阶段粮食价格上涨，农民获得的经营收入是作为商品的那部分粮食；与此同时，生产资料价格也上扬，农民增加支出部分却是整个粮食生产部分。粮食生产目的上的双重性使粮食的收购价格和生产资料的零售价格，成为双向影响粮食发展的重要因素。

　　（2）调查发现年龄越大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越大，而且种植结构越单一，生产收入越低，其中60岁以上的农民从事单一农业的更是高达80％以上，其中贫困户比例较高。据村民刘某等人介绍说，80％的年轻人不愿意种田，他们一般有了自己的门路，或打工或做生意，并且大多数年轻人根本不会种田，现在种田的一般在50岁以上。在实地调查期间，甘肃正值村民给马铃薯打药，田里劳作的大部分为中老年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农户如果缺少子女的照顾和接济，往往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同时丧失农业生产的能力，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收成和收入也进一步减少，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这样的农户在从事家庭生产经营时，首先考虑的是“吃饭问题”。中国的生活习惯，从吃的方面来说，主要来自植物性食物。这样的食物结构反映在家庭生产上，集中地表现在种植业上。而种植业又主要集中在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因此，60岁以上的农民的家庭经济生产的内容主要表现在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也就是说，即使种植经济作物会使家庭收入大幅度的增加，农户也不会放弃种粮（保证家庭的“粮食安全”）。其次，在单位的耕地上生产资料的供给弹性小，即使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再上涨，为保证产量，需求量（投入）也不会减少。因此，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导致种粮生产成本的增加，这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家庭来讲，无疑是很大的负担。

　　（3）越年轻的农民越会选择多种经营的生产模式，尤其是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物价波动大的现阶段，30岁以下的农民当中选择多种经营的占到56％。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例，第一，多种经营充分节约了成本。猪粪可以做肥料，粮食中的糟糠、剩菜可以喂猪。这对于小规模养殖者来说可以抵御饲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第二，多种经营适应性强，能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及时变换家庭生产经营方向。如果市场上粮食供过于求，价格下降，盈利减少；与此同时，养殖业的市场需要量增大，价钱好，那么就可以不用卖掉全部粮食而把它作为饲料养猪，出售生猪。这种行为模式称为“户内风险均衡机制”。现阶段粮食价格上涨，便有许多农户把粮食直接卖给粮站，减少猪的饲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和劳动力承受能力下，大多数农户仍会饲养几头肉猪或者一头母猪，作为应付市场波动的措施。幸而现阶段粮食需求长期存在，粮食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出现剧烈振幅。

　　（二）生产发展的需求

　　（1）越年轻的农民越不看好农业生产的前景，越年长的农民对农业生产越有信心，这与家庭生计结构和决策有关。当家庭有可替换的产业，即兼业的形式后，农业在家庭中的地位由生产功能逐渐退化为生活功能，即作为口粮种植，而劳动力转而去进行效益更高的其他生产活动。此外，有1/5到1/6的农户明确地表示出对农业前景的担忧和悲观，这主要原因包括土地面积的限制，自然条件的限制（如甘肃地区极端缺水），劳动力的限制以及市场信息的限制等，其中农产品的价格无疑成为决定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2）对于制约农业生产的因素，各个年龄段农民均认为主要问题就是“缺资金”。农户缺乏资金，无法增加投入，无法搞多种经营，缺少资金的周转，降低了经济收益，如此恶性循环。调查中发现由于周转资金少，当农药、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时有些农户必须被动地卖掉刚刚收起来的粮食以换取资金投入到下一轮种植生产中去，而此时正是粮食供给较多，价格偏低的时期，于是农户经济收益减少了。此外，各个年龄段的农民主要面临的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除了“缺资金”之外，还普遍反映“缺技术”和“灌溉水等基础设施差”等。面对人口的增长和耕地的减少，农民认为科技投入迫在眉睫。然而我国每年农技推广的投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求。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也都是20世纪60~70年代修建的，已经年久失修，根本不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在甘肃省会宁县八百户村灌溉设施匮乏且简陋，因此村里必须抽签决定放水的顺序，由于灌溉及时与否的差别，一亩地产量能相差600斤。

　　（3）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民最希望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帮助多元且分散。首先23％以上的农民认为最需要从政府那里得到“信贷资金支持”。其次技术支持方面，60岁以下的农民中25％左右选择了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其中30岁以下村民对技术的需求最为强烈（32.7％）。再次，针对市场销售问题，越年轻的农民对市场销售问题的需求越为强烈。最后，年龄越大的农民对种粮补贴的需求越强烈。相比较其他支持，种粮补贴主要针对农业生产，且支持的金额固定和稳定，而信贷资金获取不仅需要有效的经营同时还要面临还贷的压力——市场销售问题是以农产品用于销售为前提的。在老年家庭中通常把粮食作为口粮，因此不存在市场销售的问题；另一方面，市场销售的需求也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观念，年纪大的农民思想不如年轻人开阔。所以年龄大的农民更愿意得到种粮补贴。

　　三、生活宽裕的现状与需求

　　（一）生活宽裕的现状

　　1.对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

　　30~45岁的农民对目前经济状况表示“很满意”和“满意”的比例比较低（16.5％），而其他年龄段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40％的农民表示“很满意”或“满意”。他们的经济状况不一定很好，但是他们却更多地表示对现状的满意，这与他们的经历有关，他们大多出生于战争年代，经受过深重的苦难，与旧社会比起来，现在的生活无疑是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甘肃一位朴实的大爷告诉我们“过去活着苦，现在在天堂里，吃的白面，咋不好？”

　　在不同年龄段的农民中，30~45岁的农民表示满意的最少，只有16.5％，而明确表示不满意的却最多，占39.8％（而45~60岁的农民次之，占36.0％），可以看出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对生活更多地表示不满且不安于现状，希望通过各种途径改善经济状况。30岁以下的村民面对家庭和社会的诸多不确定因素而且有些年轻人的经济收入尚未独立，因此他们中有些人并没有对经济状况表示“满意”或“不满意”，而用“一般”来表达他们的态度，这部分农民占43.4％。

　　2.对生活不同方面的关心程度

　　数据显示：第一，各个年龄段农民均把“农民收入的增加”作为最关心的事情。第二，医疗和教育是农民其次关心的两件大事。不同的是受家庭和人口结构的影响，45岁以下的村民更加关心教育条件的改善，而45岁以上的农民更关心医疗条件的改善。第三，30岁以上农民把对“村中困难人群的帮扶”排在相对靠前（第五位）的位置，而年轻人更关心“外出务工的途径和待遇”（第五位），这也与他们的生活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四，排在后三位的各个年龄段惊人的一致，这三项分别是信息渠道的拓宽、购物条件的改善和其他。通过以上分析发现目前大部分农民的需求还尚未达到消费需求的层次，而集中在医疗和教育等负担下的生存需求层次。如何减轻农民的生存负担也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

　　（二）生活宽裕的需求

　　关于增收途径，60岁以下的农民把打工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头等重要的两个选择，各占35％左右；而57.7％的60岁以上的农民表示仍然打算进一步发展农业，这再次引起了种粮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他们也表示出对农业生产的乐观态度。同时，越年轻的农民的经济思想观念越强烈，他们更愿意通过做买卖或其他途径致富。

　　四、乡风文明的现状与需求

　　（一）乡风文明的现状

　　1.日常闲暇的选择

　　（1）闲暇方式。

　　各个年龄段均有八成左右的农民的休闲娱乐活动是“看电视”，这也侧面反映出电视节目对农民认识新农村建设内涵的影响相当大。此外，30岁以下的年轻人选择“读书看报”的比例最高，是30~60岁对农民的17倍。其原因之一是30~60岁的农民由于家庭和生产等方面的压力，读书看报的时间少。调查还发现，中年人选择“打麻将”的比例比年轻人和老年人都高得多。“聊天串门”和“赶集走亲戚”也是农民闲暇非常重要的活动之一，可见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维系和加强仍然是农村重要的生活方式。

　　（2）电视节目偏好。虽然各个年龄段选择“看电视”为主要休闲方式的比例都很接近，但是看电视的内容却各有不同。

　　新闻节目、法制节目、电视剧是排在前三位的节目类型。前面已经分析60岁以上的农民从事单一种植业的比例较高，因此从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农民会更多地关注天气预报的情况，以安排近期的农业生产活动。30岁以下的年轻人更爱看娱乐节目和体育节目。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不看电视的比例高于其他年龄段，他们的晚年休闲生活令人担忧。

　　2.对乡风村风的态度

　　（1）目前村里最需要及时纠正的不良风气。诚然，不同村庄可能存在的风气不同，有些村庄的村民相对纯朴，而有些村庄则更加善于钻营。有些不良风气也不是每个村子都存在，因此本文只对比例较高的几项如赌博、迷信、小偷小摸等进行分析。

　　各个年龄段中均超过43％的农民认为村中有“赌博”的不良习气。赌博无疑成为当前农村的一大毒瘤。除了“赌博”，“小偷小摸”也是农民普遍反映村中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近18.9％的30岁以下农民认为村里的不良习气有“迷信”，而高年龄段农民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也许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年龄人更注意保持卫生。30~45岁的农民中只有10.6％认为村中不存在不良风气，而45~60岁年龄段约是30~45岁年龄段的两倍（19.9％）。

　　（2）治安状况。45~60岁的农民对村级治安状况的满意度最高。由此看出该年龄段的农民对村级事务和村级管理以及村级设施都表示出高于其他年龄段农民的满意度。有45.0％的农民对治安状况表示出了满意，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低于这一平均值（35.9％），其他年龄段高于这一平均值。而23.5％的农民明确表示出了不满，45~60岁的农民相对较低。其中无论满意或是不满意，60岁以上的老年人更直接地表达出自己的态度。

　　（二）乡风文明的需求

　　1.文化活动内容的需求

　　目前农村地区的活动很匮乏，但是广大农民对文化活动却十分渴望，需求也很多样。大多数村民对村里现有的文化及娱乐活动满意度不高，越年轻的村民对于村中的文化活动的满意度越低，30岁以下村民仅有5.4％，满意比例最高的是60岁以上农民，但也仅有25.8％。

　　农民对于“您最希望村里举行的活动”和“您最想参与的活动”两道题的选择比较一致。各个年龄段都把“借阅图书”和“看戏”排在前两位，不同的是，45岁以下村民首选是“借阅图书”，而45岁以上村民首选是“看戏”，可见年轻人更希望通过村级活动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而老年人更希望通过村级活动热闹起来。“扭秧歌”具有华北和东北地区的特色，其他地域的农民选择“其他文艺活动”也比较多，例如甘肃等西部地区农民非常喜欢听秦腔、唱秦腔，村中也有小团体的秦腔班子，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吹拉弹唱，很热闹，但是只是小规模，组织程度不够。

　　2.对文化设施的需求

　　年龄大的农民选择室内公共活动室的比例高于年龄小的农民，相反，年龄小的农民选择室外公共活动场所的比例高于年龄大的农民。

　　3.法制教育的需求

　　80％以上村民都认为法制教育很有必要。60岁以下农民有90％以上认为很有必要进行法制教育，60岁以上农民觉得没有必要进行法制教育的比例相对较高。老年人更多地表示无所谓，他们中有人认为犯了法自然会有法律制裁，与自己学习不学习法律都没关系，有人认为现在学校的教育已经对孩子进行了法制教育，没有必要再进行教育了。

　　4.卫生情况的改善需求

　　80.8％的村民都认为改善村民的卫生情况很有必要。相对而言，越年轻越觉得有必要改善卫生情况（86.8％的小于30岁的农民），年龄越大越觉得没有必要改善村民的卫生情况（70.9％的大于60岁的农民）。

　　5.对文化建设的期望

　　农民最希望得到培训，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其次希望增加法制知识，以维护自身的权益。由前文分析可知农民对村级治安普遍比较满意，因此把“改善村里的治安环境”放在了最后。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选择比较特殊——老年人除了希望得到技术培训之外，特别希望增加村民的文化活动，如看戏、借阅图书、看电影、扭秧歌等等，他们把改变农民不良的生活和卫生习惯放在了相对次要（第五位）的位置。

　　五、村容整洁的现状与需求

　　（一）村容整洁的现状

　　1.对当前村里整体的村容村貌满意度

　　各个年龄段对村容村貌满意度的差异并不明显。相对而言，年龄越大的农民对村容村貌的满意度越高。但同时年龄越大的农民对村容村貌表示不满意的比例也越高。在此说明年龄大的农民会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态度。

　　2.村容村貌存在的主要问题

　　各个年龄段农民的观点差别并不明显。村容村貌当中“垃圾乱扔乱倒”，“房屋规划凌乱”，以及“街道、道路状况差”排在前三位。

　　（二）村容整洁的需求

　　资金投入是首选，46.8％的村民认为资金投入是改善村容村貌最重要的条件。其中30~45岁年龄段村民认为村干部的组织最不重要。这与下文中“管理民主”里的题目结果也很吻合。

　　六、管理民主的现状与需求

　　（一）管理民主的现状

　　1.民主选举

　　年龄越大的村民越觉得村委会干部的选举“很民主”或者“民主”，45岁以下的农民占45.2％，45岁以上的农民占59.8％。28.3％的30岁以下村民感到对村委会干部的选举程序“不清楚”，比其他年龄段高得多。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村委会选举漠不关心，他们更关心外出务工多挣钱。有19.5％的30~45岁农民认为村委会选举不民主或很不民主，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农民，这说明这一年龄段的村民对村委会最不满意，也有了自己独立的见解。

　　2.民主决策

　　对于村委会“一事一议”执行状况，各个年龄段的差异不是很明显。但是1/3的农民根本不了解“一事一议”。30~45岁的农民对“一事一议”制度表示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的比例最高，达到20.3％，而其他年龄段的这一比例也都比较接近于20％。

　　3.民主管理

　　36.1％的农民表示完全没有参与村级事务。36.0％的村民表示村中很少开会，30~45岁年龄段的农民对这一问题的反映最强烈，达到40.3％。可见虽然目前民主选举在全国各地普遍实施，尽管还存在各种问题，但至少形式上逐渐规范，而民主管理的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首先，对于上任后村干部的表现，半数以上的农民表示满意。其中年龄越大的村民对村干部上任后的表现越满意（包括很满意和满意），达到61.9％。有近16.1％的30~45岁农民对村委会表示不满意（包括很不满意和不满意），这部分农民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不会受到采访过程中的干扰或担心言语不当。

　　其次，村委会在公共设施的提供方面，年龄越大的农民对村委会在公共设施方面提供的服务越满意，当然满意程度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村委会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侧重，但至少反映了不同的民意。30~45岁年龄段的农民对村委会提供公共实施服务表示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的比例最高，达到25.4％。

　　再次，干群关系方面，半数以上农民都认为干群关系比较融洽，其中年龄越大的农民越觉得干群关系融洽。30岁以下的农民认为干群关系一般或对干群关系不了解的比例最高，而30~45岁的农民认为干群关系很不融洽的比例最高，达到7.2％，而其他年龄段的这一比例都小于3％。60岁以上农民认为干群关系不太融洽的比例最高，占7.3％，其他年龄段的这一比例不超过4％。

　　4.民主监督

　　对于村中的财务状况，59.1％的农民对村委会财务状况完全不了解。年龄越大的农民对村级财务状况越不了解，60岁以上表示了解村级财务的只有10.9％，但是年纪大的村民却对村级公共事务的管理更多地表示满意。

　　针对这种不公开的财务状况，村民表现出的不满情绪却没有想象中的高。因为目前村级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当村集体没有集体经济的时候，村委会的收入来源全部要依赖上级的财政拨款，因此，如今村集体除了合作医疗、计划生育、村干部工资之外，也没有什么可以公开的账目。

　　各个年龄段的差异不是很明显，30~45岁的农民对财务公开不满意的比例最高，达到38.8％，而其他年龄段的这一比例都小于35％。

　　（二）管理民主的需求

　　1.组织需求类型

　　希望参加各种组织的农民除了60岁以上的农民之外，其他年龄段农民都超过73％，60岁以上的农民比其他年龄段的农民更多不愿意加入组织，占41.8％，而其他年龄段基本不超过这一比例的一半。各个年龄段农村最愿意加入专业技术协会，如蔬菜协会，马铃薯协会，大棚协会等；其次是经济合作组织，如小额贷款协会，产业协会等。而60岁以上的农民把加入文艺类协会组织排在第二位。因此新农村建设应该充分考虑和发挥老年人的力量来发展文化事业。

　　2.培训需求

　　60岁以上的农民比其他年龄段的农民更多不愿意参加培训，占25.5％，而其他年龄段不超过这一比例的2/5。年龄越大，对“健康、卫生方面的培训”需求越大。

　　越年轻的农民对“打工等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需求越大。各个年龄段均把“养殖、种植方面的农业生产培训”作为第一选择，都接近或超过38％，这与家庭生计息息相关。

　　七、结论与建议

　　（一）不同年龄段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和需求不同

　　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在决策和表态时受到劳动力状况、家庭生计结构、个人经历与背景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对新农村的理解、投入意愿以及需求也不同。其中30岁以下的农民大多外出打工，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这部分年轻人对新农村建设相关政策了解甚少，他们面对农村建设表现得更独立，更愿意依靠个人的力量来建设新农村。这部分人长期在外打工，其生活面向已经开始从乡村转向城市，对乡风、村风不太看重，他们更是把乡风文明放在新农村建设五个方面的最后。30~45岁农民中男性农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会选择外出打工，而女性农民会留在家中照顾家庭和从事种植业。他们见多识广对村级公共事业和公共管理表达出更深刻的想法和态度以及愿意在新农村建设中出资、出工、出主意。45~60岁的中年农民面临的生活压力最大，他们更愿意相信和依靠村两委，并且这一年龄段从村两委获取信息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而且他们对于村级管理特别是村委会职能和公共设施的满意度也最高。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很大一部分失去了劳动能力，需要子女的照顾，他们的生活现状十分让人担忧。他们对新农村建设也更多地表示“不关心”。

　　（二）生产发展方面，受家庭生产结构的影响，农业生产老龄化趋势明显

　　对于农业生产的前景，越年轻的农民越不看好农业生产的前景，越年长的农民越对农业生产有信心。于是30岁以下的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选择打工收入，而30岁以上各个年龄段的农民都把种植业收入作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且年龄越大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越大，其中60岁以上的农民从事单一农业的更是高达80％以上。研究发现年龄大的农民会更多地关注天气预报的情况，以安排近期的农业生产活动，这一现象在河北省尤其突出。而越年轻的农民越会选择多种经营的生产模式，30岁以下的农民当中选择多种经营的占到56％。在市场销售过程中，越年轻的农民对市场销售问题的需求越为强烈。年龄越大的农民对支持金额固定且稳定的种粮补贴的需求越强烈。

　　（三）生活宽裕方面，生活负担是生活的主旋律

　　对于生活各个方面的关注程度，各个年龄段农民均把“农民收入的增加”作为最关心的事情，其次是医疗和教育。各个年龄段关心的生活方面，都受到家庭和人口结构的影响，相对而言，45岁以下的村民更加关心教育条件的改善，而45岁以上的农民更关心医疗条件的改善；30岁以上农民更关心“村中困难人群的帮扶”，而30岁以下年轻人更关心“外出务工的途径和待遇”。由此可见目前大部分农民的需求与自己的生活世界密切联系并且需求层次尚处于医疗和教育等负担下的生存需求，还尚未达到消费需求的层次。

　　（四）乡风文明方面，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各个年龄段中均超过43％的农民认为村中有“赌博”的不良习气。赌博无疑成为当前农村的一大毒瘤。有近两成30岁以下农民认为村里的不良习气有“迷信”，但年龄大的农民尤其是老年人没有将“迷信”看做不良习气。对于所谓“迷信”的态度体现了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冲突——年轻人看来的“迷信”恰恰成就了老年人的精神寄托。

　　（五）村容整洁方面，不同年龄段农民态度一致

　　村容村貌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样各个年龄段农民的观点差别并不明显。村容村貌当中垃圾乱扔乱倒和房屋规划凌乱排在前两位，紧接着是街道、道路状况差和厕所卫生条件差。在改善村容村貌的方式上，资金投入是首选。

　　（六）30~45岁农民将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老年人会在文化建设中发挥力量30~45岁农民大都年轻力壮，文化素质比较高，思想观念开放，家庭负担较小。外出务工使他们见识广博。他们对管理民主的现状并不满意。30~45岁的农民对“一事一议”制度、村委会提供公共设施服务、干群关系、财务公开都更多地表示不满。这部分农民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会轻易受到其他社区成员的影响。而其他年龄段群体显然有其各自的预期。部分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村委会选举漠不关心，他们更关心外出打工多挣钱。45~60岁对村级管理满意程度高。他们更关心自身健康和供子女读书。60岁以上村民对村级公共事务都不了解也不关心。但是60岁以上的农民更愿意加入和组织文艺类协会等，因此在文化建设方面可以发挥力量，也有利于更好地进行社区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