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不仅存在着城乡之间发展的失衡，即使在农村内部，地区间的发展也很不均衡。
西部农村地区贫困农户的恩格尔系数为69.4％，分别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贫困农户2.6和6.1个百分点；而西部农村地区贫困农户的自给性消费比重（48.6％）比东部与中部地区分别高了12.7％和12.5％。
在这一基本现实条件下，新农村建设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此通过建设试点村从而以点带面地促进农村发展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
尽管有些地区在选择试点村时注意了村庄发展的不同程度吉林省按照33％、32％与35％的比例，选择了经济条件较好、中等和较差的村庄115个作为省级试点村，其中贫困村有24个，占20.9％。但总体来看，目前选择不同级别的试点村有着共同的标准——村庄建设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基础，领导班子得力，群众积极性较高。新农村建设活动开展以来，试点村获得的投入资金与非试点村相比，有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差距。此外还有政策和项目上的倾斜。例如建立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联系制度，试点村成为市领导的蹲点村；试点村培育发展第二、第三产业项目，通过盘活闲置土地吸纳农民就业，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行试点村规划修编，聘请专业测绘人员完成村庄的整治规划；企业“反哺”试点村的结对帮扶活动等。修路、建房、改厨、改厕、通电、通水、通气、建垃圾站等活动也在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中率先展开。这些举措使我国的新农村建设的多元性现实进一步加强，因此在地区差异的基础之上，还必须考虑试点与非试点村之间的差异。
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试点村与非试点村的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与需求有何不同？这些差异对于今后的新农村建设有何启发？试点村能否起到预期的示范作用？
一、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
本次调查共涉及2个试点村的120位农民与6个非试点村的360位农民。研究发现，已经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活动会影响村民对于新农村建设的了解程度与态度。
（一）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活动及村民的评价
1.试点村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活动及村民的态度
（1）某新农村建设的乡级试点村。目前该村的新农村建设主要有两项活动：修路与建沼气池。2006年规划修建村级公路４公里，共２条主干道，连接17个自然村。国家审批了1.7公里，每公里补助10万元。该村正通过从外引资，向内筹资，弥补修路资金缺口。此外，政府每户补贴800元修建沼气池，用于支付技术员的工资。目前修建沼气池的农户主要是养殖大户，每户需要投入3000元左右。
村民对于正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表示担忧。他们认为修路、建沼气池很好，但国家的补贴到不了农民手中。修路需要向村民筹措资金，几乎不可能筹到。“修路要每人集资100元，所以都不修。”该村也有部分村民并不了解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活动，认为目前村里还没有开展新农村建设。
（2）某新农村建设的县级试点村。已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活动包括开挖废塘，疏通河道，刷新标语进行宣传。村民表示，村干部对新农村建设态度积极，时常通过广播宣传，还带领农民实干，使该村的新农村建设开展较为及时，并且投入较多，有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村庄环境治理方面，给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也有村民表示新农村建设“只是改善了村容村貌，对老百姓来说没有增加经济收入”。村民认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村里的新农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只顾点上、面上，让人感到好像表面文章一样”。
综合来看，两个试点村都已开展了实质性的新农村建设活动。村民既有对于取得的进展的肯定，又有对资金问题、对活动的深入程度的担忧。
2非试点村的新农村建设活动尚处于规划阶段
甘肃、河北、湖南、江苏4地的６个非试点村均未开展实质性的新农村建设活动。仅湖南的一个村在规划修路。一位村干部表示出对新农村建设的担忧“别说新农村建设了，温饱都解决不了！”
（二）对新农村建设的了解状况
1.了解程度
农民听说过新农村建设的比例很高，但深入了解新农村建设内容的比例普遍较低。试点村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了解程度高于非试点村村民。
表示听说过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村民占85.0％，而非试点村村民占77.2％。在听说过新农村建设的村民中，86.4％的非试点村村民表示只是听说过或者只知道一点，这表明绝大部分非试点村村民对新农村建设并不了解。在非试点村新农村建设的宣传工作有待深入。
2.获知途径——试点村农民的获知渠道多样
从获知途径上看，电视是农民了解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媒介。但试点村村民通过村干部了解到新农村建设的比例（31.7％）要远远高于非试点村（14.0％）。这说明试点村村干部在新农村建设的宣传、规划以及具体实施上发挥着作用。
试点村农民除了从村干部处获得新农村建设的活动之外，通过报纸、广播及网络等媒体了解新农村建设的比例都显著高于非试点村的农民。除了电视、报纸等媒体外，社会网络也是农民了解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对新农村建设的态度
研究发现，七成以上的农民对于新农村建设持乐观态度，试点村比非试点村农民的乐观程度略低，而明确表示悲观的比例是非试点村的近两倍。这说明尽管试点村农民在资金、项目和政策上获得更多支持，但他们并不比非试点村村民对新农村建设更乐观。相反，由于对新农村建设的困难、任务及现实执行状况了解得更深入，他们更明确地表达了个人的担忧，而非试点村虽然没有正式地开展新农村建设活动，但是仍有75.8％的农民中对新农村建设表示乐观则更多地带有一种憧憬和美好的愿景。
九成以上的农民都表示愿意参与新农村建设。但七成以上的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主要靠政府。认为新农村建设主要靠农民自己的不到15％。这说明农民还没有认识到自身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另外，半数以上的农民只愿意以“出工”的方式参与新农村建设。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完全由政府出资的试点村村民比例比非试点村高出4.2％，同时被访的试点村村民中没有人表示会自己出钱建设新农村，而非试点村中仍有1.9％村民愿意自己出资建设。可见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试点村村民的主体意识不仅没有形成，反而对政府的资金和投入有更多的依赖心理。
二、生产发展的现状与需求
（一）生产发展的现状
湖南与江苏调查点的两个试点村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交通便利，水利灌溉设施比较完善，且没有闲置土地。种植业以水稻为主，养殖业以猪、禽类为主。其中湖南试点村289户中有50多户是养猪大户。江苏的试点村拥有鱼塘、林业、太阳能厂、板材厂等集体经济，村集体年收入10多万元，几乎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非试点村分布于4个地区，自然资源禀赋有较大差异。交通状况总体而言不如试点村便利，无法灌溉的土地面积更多，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更小。除湖南和江苏两个村外，河北和甘肃的村庄主要种植玉米、小麦、黄豆等耐旱作物。其中河北的两个村地处山区，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且多为旱地，因此外出务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各地区养殖业不成规模，且总量有减少的趋势。6个调查村都没有集体经济。
统计数据也显示，试点村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26.7％）多于非试点村（15.6％），家庭粮食生产有结余的试点村村民（68.3％）也多于非试点村（45.8％）。非试点村中50％以上的农民的粮食生产仅能满足家庭的需求，或者不能完全满足，需要购买。
因此，总体来看，非试点村的生计途径比较单一，以农业为主，生活水平较低，资源比较匮乏，由于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使得农业生产发展更为困难。
（二）生产发展的需求
1.对农业生产前景的态度
一半以上的农民认为农业生产的前景“一般”或“不看好”。其中试点村村民比非试点村村民对农业生产的前景更乐观一些。表示“很看好”农业生产的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农民的比例分别为40.8％与34.3％。
国家政策、市场风险、自然条件、农业科技以及村级治理等都会影响到农民对于农业生产前景的态度。农民很看好农业生产，他们表示“中央的政策好，农业税减免了，还有种粮补贴”；“政府重视，农民参与积极性大，自发性强”；“粮食价格上涨，目前种粮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好”；“粮食市场的需求量将不断扩大”；“科技发展，粮食产量提高”；以及“目前农业机械化未全面达到，如果达到，前景将会很好”。而也有农民不看好农业生产的前景——“政策落实不到位，虽然国家给减免了税费，但地方重复收税”；“交通不便利，种的东西运不出去”；“村庄落后，农产品单一，没有特产”；“地少人多”；“靠天吃饭，降雨稀少”；“化肥种子贵而且有假冒伪劣产品，农产品价格不高、不稳定”；以及“村务不公开，经济条件差，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总体来说，试点村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基础较好，村级治理比较民主，对于中央的政策、科技的发展更有信心，因此选择“很看好”的比例高于非试点村村民。而非试点村村民由于交通、气候、经济基础、村级治理等因素制约，对于农业生产的未来更为担忧。
2.制约农业生产的因素
面临缺少资金投入、劳动力不足、缺少技术、灌溉水等基础设施差、销售困难等问题，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农民大多认为缺少资金投入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比例分别为51.4％和45.7％。不同的是，除了资金投入，试点村村民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缺少技术，而非试点村村民是灌溉水等基础设施差。
另外，农民最希望政府给予的帮助与农业生产投入有关，但试点村与非试点村选择的解决途径不同。试点村村民选择“种粮补贴”的比例最高（36.0％）。而非试点村村民选择“给予信贷资金支持”的比例最高（31.8％）。这说明非试点村的村民中有更多的人需要政府提供贷款。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试点村和非试点村的农民选择降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比例最高。除了这两项以外，试点村的农民更看重“提高农民文化素质”，而非试点村的农民更看重“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
三、生活宽裕的现状与需求
（一）生活宽裕的现状
1.家庭经济状况与满意程度
调查显示，8个村庄中只有江苏的试点村有集体经济，且村集体无负债。两个试点村的年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600元与2592元，而非试点村的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村为2400元，最低的只有700元。
（1）收入与支出状况。目前种植业、养殖业与外出务工是被调查者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试点村，做生意（19.2％）以及有其他收入来源（11.7％）的村民比例远远高于非试点村村民（分别为8.9％和6.9％）。而在支出方面，除农用生产资料、日常生活以及孩子学费等主要支出外，非试点村选择“看病就医”为主要支出的百分比高达60.6％，高出试点村15个百分点。
（2）家庭设施的拥有状况。对下列家庭设施：电视、电脑、冰箱、洗衣机、固定电话、手机、摩托车、三轮车（或拖拉机、农用机动车等）、汽车或卡车等的调查表明，试点村和非试点村村民仅在电视机的拥有率上比例接近，都在90％以上。而电脑、冰箱、洗衣机、固定电话、手机、摩托车等其他耐用消费品，试点村村民的拥有率都高于非试点村。其中差距最大的是固定电话和摩托车，试点村比非试点村高出20％以上。
（3）家庭经济状况满意程度。1/3的试点村村民表示对目前的家庭经济状况“满意”或者“很满意”；非试点村村民选择这两项的累计百分比只有23.3％。而选择“不满意”以及“很不满意”的非试点村村民的比例（45.2％）比试点村高出12.7％。
可见，试点村的农民收入渠道更丰富，家庭设施拥有率更高，而非试点村的家庭负担更重。在生活宽裕方面，尽管试点村农民的满意度要高于非试点村，但总体上农民对当前的生活状况不满意。
2.对生活不同方面的关心程度
调查数据显示，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村民大多关心的问题是“增加农民收入”与“改善教育条件”。关注就医条件与居住环境的农民的百分比也超过了50％。值得注意的是，试点村比非试点村更关心信息渠道的拓宽。
在对以上各方面按重要程度排序时，“增加农民收入”仍然被排在首位，其次是“教育条件的改善”和“就医条件的改善”。而认为“居住环境的改善”最重要的百分比分别为5.0％（试点村）和5.9％（非试点村）。这说明相比于建新房等居住条件的改善，农民认为增加收入和改善教育、医疗更为重要。
（二）生活宽裕的需求
1.增收途径
试点村村民的增收途径更为丰富。试点村中打算发展养殖业、做买卖和通过其他途径增加收入的农民百分比均高于非试点村。而非试点村村民主要计划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外出务工。这说明尽管非试点村村民对于农业生产的前景并不乐观，但受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村民“只能继续种田”，从而陷入了“缺乏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种田→难以积累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继续种田”的恶性循环之中。
2.降低生活困难和负担的途径
调查数据显示，试点村和非试点村村民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以“学费负担”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看病难和看病贵”。调查中发现，甘肃某村的大部分村民必须将收入的80％用于支付孩子的学费。湖南一个村民面临两个双胞胎女儿只能供一个继续上高中的艰难抉择。江苏一位村民一次治疗感冒就花了3000多元。市场化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使得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事业给农民带来沉重生存压力和生活压力。
3.对生活与生产设施的满意度及改造意愿
此次共调查了13类生活生产设施的满意度与村民的改造意愿。试点村对其中的八项设施的满意度均超过了50％（即道路、饮用水、灌溉水、用电、手机信号、电视收看、村广播及燃料），其中满意度最高的是用电和饮用水（75.4％与71.4％）。而非试点村村民仅对五项（用电、手机信号、电视收看、村广播和电台广播）满意度超过了50％，并且满意度最高的百分比只有61.6％（手机信号）。对于道路、饮用水、灌溉水等重要的生活与生产设施，非试点村村民的满意度都不足50％。除了电台广播和电视以外，试点村对其他各项设施的满意度均高于非试点村。差距最大的包括饮用水、灌溉水、公共场所与用电，两者的满意度相差20％以上。这说明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在生活设施的完善程度上存在较大差距。
试点村和非试点村的村民对以上设施中最急需改进的设施的选择以道路（比例分别为41.8％和31.3％）的比例最高。非试点村急需解决的还包括饮用水与灌溉水，试点村则是电视信号与燃料。值得指出的是，试点村中目前使用煤和液化气的农户占83.3％，使用柴和秸秆的只有15.9％。而72.6％的非试点村村民的燃料为柴和秸秆，使用煤和液化气的只有20.3％。试点村在燃料使用上已经远远优于非试点村。
总之，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村民在增收途径、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生活设施的满意度与改造意愿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解决生活宽裕问题时必须考试点村与非试点村的需求差异。
四、乡风文明的现状与需求
（一）乡风文明的现状
1.闲暇方式
调查了解到，看电视是村民最主要的休闲方式。他们经常看的电视节目包括新闻、法制节目、电视剧以及天气预报等。
非试点村村民中“聊天串门”和“赶集走亲戚”的比例都高于试点村。可见非试点村中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维系与加强更为重要。试点村村民更倾向于“打扑克”和“读书看报”，其比例都高于非试点村。
2.文化活动
通过村干部访谈及社区资料收集，了解到江苏的试点村拥有图书室、广场和公园，并经常组织放电影。河北的非试点村看戏、扭秧歌较为普遍，其中一个村还有图书室，另一个村有3处凉亭。甘肃的非试点村村民喜爱秦腔，逢年过节经常弹唱，只是未能组织起来。各村都有打牌下棋的活动。但仍有37.5％的试点村村民和46.4％的非试点村村民认为村中没有任何文化活动。据了解，尽管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拥有少量的娱乐健身设施和室内外公共场所，但由于村民居住分散，设施分布相对集中，很多自然村的村民未能从中受益。例如河北一个村的村民大多不知道村中有图书室。
因此，对于村庄现有的文化及娱乐活动，只有30.8％的试点村村民表示“很满意”或“满意”，在非试点村中，这一比例更低，仅为12.5％。
3.治安状况
52.5％的试点村村民表示对村中目前的治安状况“很满意”或“满意”，比非试点村村民高10％。调查中了解到，江苏某试点村里常年有治安巡逻队，几年来村内没有一起偷盗行为。
（二）乡风文明的需求
1.对改变卫生习惯、法制教育与纠正不良风气的需求
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在改变卫生习惯、法制方面与纠正不良风气的需求相似，要求改变卫生习惯和对村民进行法制教育的比例都很高，且两类村民大多希望改变的不良风气都是赌博。在卫生习惯方面，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村民认为“很需要改善”的比例分别为80.0％与81.1％。至于如何改善，非试点村村民要求“建垃圾站”、“大队派车收垃圾”、“道路硬化”、“改变饮水习惯”等；试点村村民则强调“加强教育宣传，强化村民公约”、“从村干部做起，树立形象，统一治理”以及“关键靠村民意识的提高”。在法制方面，分别有87.5％和90.3％的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村民表示“很有必要”对村民进行法制教育。在纠正不良风气方面，分别有47.5％的试点村村民和44.2％的非试点村村民认为最急需纠正的是赌博之风。
2.对文化活动的需求
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村民对文化活动的需求也体现了相似性。他们最希望村里举行的以及最想参与的活动都是“借阅图书”。
这说明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村民对于文化知识的渴求最强烈，超过“看戏”、“扭秧歌”与“放电影”等传统的文艺活动。
3.对文化设施的需求
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村民最希望村里拥有的文化设施方面基本相似，选择图书室、室外公共活动场所以及体育健身设施的村民比例都在20％左右。
4.对文化建设的期望
通过对以下几方面增加村民的文化活动，如放电影、看戏、扭秧歌等；改变农村黄、赌、毒、迷信等不良风气；改变农民不良的生活或卫生习惯；改善村里的治安环境；增加农民的法制知识，保护农民权益；增加娱乐体育设施。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文化素质等方面的调查，可以看出，农民对于村庄文明与文化建设的需求集中在三个方面：为农民提供培训、增加法制知识以及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其中村民对于培训的需求最为强烈，选择该项的两类农民的比例都在70％以上。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村民都认为培训以及增加农民法制知识是实现“乡风文明”的重要途径。
五、村容整洁的现状与需求
（一）村容整洁的现状
1.对村里整体的村容村貌的满意度
试点村村民对村庄村容村貌的满意度高于非试点村。53.3％的试点村村民对村容村貌表示满意，而非试点村村民中这一比例仅占27.3％。
2.村容村貌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查发现，所有村庄中只有江苏的试点村设有垃圾桶及垃圾站。但该村的村民对垃圾处理方面也有意见，因为乡镇的垃圾被偷运到村里，破坏了村里的环境。调查村庄内的房屋建造都没有经过统一规划。两个试点村中只有一个村内的道路是水泥路。6个非试点村也只有一个村有水泥路。因此，垃圾乱扔乱倒、房屋规划凌乱以及街道、道路状况差成为影响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村容村貌的三大主要因素。这也是村民认为最急需改进的三个方面。
非试点村村民对于影响村容村貌各因素的选择比例均高于试点村。这说明在试点村与非试点村中，尽管影响村容村貌的因素与需要改造的方面一致，但非试点村的情况更为严重，改造的需求也更为迫切。
（二）村容整洁的需求
1.对村内设施的满意度及改造意愿
农民对村庄目前关于村容整洁的十个方面的满意程度都很低。仅有“村落绿化”一项试点村的满意程度超过了50％。
具体来看，试点村村民对于以上各方面的满意程度都要高于非试点村村民。满意程度相差最大的是村庄亮化和垃圾处理，分别相差34％和26.2％，因为8个村中只有江苏的试点村两年前安装了路灯，并有专人清理垃圾。对村落绿化、道路硬化、荒山绿化、厕所条件及工业污染的满意程度相差也都在10％以上。
相应的，认为各项需要改造的非试点村村民比例基本上都高于试点村村民。值得注意的是两类村民对于工业污染处理的态度。虽然试点村（37.5％）对此有更高的满意度，但要求消除工业污染的试点村百分比（75.0％）要高于非试点村（59.3％）。这说明试点村村民更注重维护自身的权益。
总体来看，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村民都认为，在村容整洁方面，村庄急需改善的前三项是道路硬化、房屋、街道布局与垃圾处理。而要改善村容村貌，大多农民认为最重要的是“资金投入”，其次为“农民意识的提高”。
总之，村民对村容整洁的整体情况满意度不高，其影响因素主要是道路、房屋规划及垃圾处理的问题。但试点村村民的满意度普遍高于非试点村。在改善村容村貌方面，农民都认为资金投入最重要。
六、管理民主的现状与需求
（一）管理民主的现状
村委会成员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村内的重大决策要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一事一议”同样要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但调查发现，有些村庄定期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有些村庄很少召开会议，或者开会时连党员、村民代表都无权列席。有些村定期在黑板上公开村务与财务；有些村只是定期请组长、村民代表查账。有些村召开村民大会选举村干部；有些村只是由村民小组长发选票、收选票，最后公布结果，贿选的情况较为普遍。相对而言，试点村的村级治理更加公开透明。例如江苏的试点村每10户推荐1户作为村民代表，全村共推举60户，村民代表要参加每月1号的村定期会议。该村多年以来一直坚持每月5号公布财务村务。因此，总体来看，在“管理民主”方面，试点村农民的满意度高于非试点村。例如有六成的试点村村民认为，本村的村委会干部的选举“很民主”或“民主”。而非试点村村民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
可见，在财务公开和执行“一事一议”方面，试点村与非试点村的村民对此满意度最低。
在村民参与村级事务方面，农民的参与程度都很低，试点村村民参与程度（34.2％）比非试点村（30.2％）略高一些。
（二）管理民主的需求
试点村与非试点村的农民合作组织与协会发展缓慢，缺乏规章制度，组织化程度低。河北、甘肃的非试点村成立了葡萄协会、林果协会、用水者协会、洋芋协会、马铃薯协会等，但基本上有名无实，没有充分发挥职能。湖南的试点村几年前有养猪协会，但猪价大幅度下跌之后，村民对养猪的兴趣降低，养猪协会解散。河北的秧歌队今年刚成立，还没有形成规模。
因此，在试点村和非试点村，一半左右的村民表示村内没有任何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或协会。分别有18.3％的试点村村民和24.2％的非试点村村民表示不知道村内有没有类似的组织。可以说这七成左右的农民基本上没有被组织化。
研究发现，愿意参与各类组织或协会的农民中，选择“专业技术协会”的农民比例最高（试点村41.7％；非试点村44.2％），其次为经济合作组织（试点村32.5％；非试点村33.9％）。最后是基金或信贷组织以及文艺类协会。值得注意的是，有26.7％的试点村村民和20.3％的非试点村村民不愿意参加任何组织或协会。他们尚未意识到农民组织的重要性。
同样，53.3％的试点村村民与58.5％的非试点村村民认为最急需的培训是养殖、种植方面的技术培训，其次为法律知识培训。
七、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试点村和非试点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异。
（1）试点村的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内容与目标的了解比非试点村农民多，在资金项目政策上也获得比非试点村更多的支持，但试点村农民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态度并未因此而比非试点村村民乐观。试点村村民在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上对政府的依赖心理更强。
（2）电视是农民了解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途径。试点村的村干部在宣传和组织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3）试点村农民比非试点村农民更看好农业生产的前景，这与其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较好、村级治理比较完善有关；而非试点村村民由于不利的自然环境和“上行下不效”的地方管理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前景不如试点村村民乐观。
（4）在农业生产方面，除了对资金投入有较大的需求之外，试点村更需要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各类培训；而非试点村在种粮补贴之外还需要国家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以及改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
（5）在生活宽裕方面，农民最关心的是增加收入、改善教育、医疗条件，而不是居住环境的改善。
（6）试点村村民对于生活生产设施的满意度远远高于非试点村。其中差距最大的方面是饮用水、灌溉水、公共场所和用电。
（7）除了道路、教育与医疗外，试点村农民开始关注养老问题，电视信号与家用燃料；非试点村村民仍然关注着农产品的销路和农业、生活用水。
（8）对于村庄现有的文化娱乐活动，试点村与非试点村的满意度都不高，但试点村村民的满意度高于非试点村。
（9）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农民对于文化娱乐活动的诉求更多表现为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借阅图书等，而非放电影、扭秧歌等传统的文化娱乐活动。
（10）农民最希望村中建立图书室，最希望获得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和法制知识的培训。他们对于专业技术协会以及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最感兴趣。
（11）道路、房屋规划与垃圾处理是影响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村容的三个主要因素，也是最急需解决的三个方面。
（12）村民对于村级事务的参与程度普遍偏低，非试点村村民对村级事务的管理与参与程度均低于试点村。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很低，而且有1/5左右的农民没有意识到农民组织的重要性。
试点村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在涉及面广、投入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充分发挥试点村的示范带头作用对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深入地开展有着重要意义。尽管我国农村面临教育、医疗、文化事业落后的大环境，试点村与非试点村的需求因而在这些方面存在共性，但在建设过程中必须注意试点村与非试点村之间因各种因素造成的需求差异，以避免出现不顾自身的需求与条件而盲目仿效的现象。同时在试点村的选择标准上应该更多地考虑其代表性，为非试点村提供可资借鉴与参考的鲜活的事例。应该避免资金、项目和政策向富裕村集中的现象，否则非试点村将无从借鉴、无从参考，试点村也失去了作为“试点”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