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还处于摸索借鉴阶段。对于新农村建设五个方面内容的重点和次序也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中，生产发展一般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张晓山认为，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创新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其次应缩小城乡之间的社会福利差距；同时要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并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但也有不少学者尤其是政府工作者把村容整洁放在了优先选择的位置。林毅夫认为，新农村建设“将村容整洁作为切入点以后，其他几个目标也能很快达到”。而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少数学者提出应该从文化建设着手，提高农民的福利。还有学者强调，新农村建设首先应该重建农村的村社权力，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农村基础。也有学者认为需要将培养新型农民、增加农民收入和加快农村社会发展作为优先领域。
可见，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存在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问题。这一现实在中央2006年1号文件中已有明确的体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而新农村建设涉及全国近2.5亿农户，65万个行政村，众多利益相关群体（stakeholders）。因此，尽管新农村建设的五个方面相互关联，互为因果或条件，但在任务重、投入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能齐头并进。本研究认为，离开实践基础的学术探讨并不能为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指明路径。不同地区、不同村落、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性别的农户对于新农村建设的理解以及新农村建设的优先序排列也会迥然不同。由于这些自然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对于各方面的具体措施也会有不同的认知与倾向。本研究通过展现与分析这些差异，意图为如何进行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意见。
一、新农村建设五个方面的优先序
本研究选取的调查村隶属于不同的地区并有试点村与非试点村之分。农民作为重点的调查对象，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方面也存在差别。调查对象还涉及县乡干部和村干部。他们对于新农村建设的认知、理解以及所面临的问题都存在差异，也因此具有不同的建设期望与偏好。本研究从角色、地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试点村与非试点村七个维度来说明新农村建设五个方面的优先序的差异。
（一）不同角色之间的差异
村民、村干部、县乡干部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面临的困难、需要考虑的问题也不尽相同。
1.村民与村干部的新农村建设优先序
村民与村干部的新农村建设优先序涉及他们在问卷中对五个方面的重要程度排序，又包括他们对村中最想解决的问题的描述。
虽然村民与村干部在这五个方面的重要程度排序均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与管理民主，但村民的百分比更为分散。近七成（68.2％）的村干部将生产发展排在第一位，而做出同样选择的村民不到一半（46.8％）。村干部将生活宽裕排在第二位的比例也比村民高出了近25％。这说明村干部对于新农村建设的认知更为统一。这与他们受到上级政府部门的政策传达有关。通过参与会议、阅读文件、参观学习等方式，他们普遍形成了“生产发展是其他一切方面的基础”的共识。“只有生产发展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才能丰富，才有能力进行其他方面的建设”。而村民在认知过程中，都会考虑和应对他们在每日生活中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况，因此村民的百分比反映了更丰富的认知差异。
在回答“新农村建设你最想解决的问题”时，村民的回答集中在生活宽裕方面。首先村民普遍提到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修路、盖房和资金问题。其次，甘肃省的受访农民多数将饮用水列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当地属于干旱地区，极少下雨，村民用水基本上需要肩挑手提。严重的是有些季节井中都没有水。而家中有孩子正在就读的农民则会将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列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老人、体弱多病的农民一般会提到合作医疗、保险等。居住在矿场附近的村民多数会要求治理环境污染。这既反映了农民的需求具有同一性，也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民的需求具有多样性。
而在考察村干部问卷时，可以发现“村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通常也并非生产发展方面的问题。23名村干部（其中缺失值为1）中只有6位提到“经济发展问题”是最需要解决的。其中有部分村干部提到开办培训班、发展灌溉、排涝、发展集体经济、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具体的生产发展措施。而有10名村干部认为最需要解决的是饮用水、公路硬化。其余6名村干部提到的问题包括人才与资金问题（3人）、教育收费（1人）、房屋规划（1人）和医疗（1人）。与村民相似，也没有一名村干部将“管理民主”列为最需要解决的方面。
这说明尽管村干部和村民都意识到生产发展是前提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但在生计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新农村建设最需要解决的是生活宽裕中的部分内容。
2.县乡干部的新农村建设优先序
相比于村民与村干部，县乡干部所处的地位和考虑问题的角度有较大的差异。县乡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与认识多着眼于全县或全乡，其中很多人阅读了党中央下发的有关新农村建设的材料与文件。湖南还组织县乡干部去江西赣州考察了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
综合来看，各县乡干部都将生产发展排在首位。他们认为建设新农村首先要振兴农村经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农村经济不发展，农村建设就失去了物质基础，新农村建设对农民也失去了吸引力。某县干部认为，“目前新农村建设只是打基础阶段。如果不重点进行前面两项（生产发展与生活宽裕），新农村建设就沦为一场政治运动”。在某乡干部看来，“生产发展是第一，发展才是硬道理，其他方面有条件的就根据实际情况来抓”。
值得一提的是，乡干部多数认为“村容整洁”虽然重要，但是与其他方面相比，“不用那么着急”。因为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决定了农村不可能“像城市一样干净漂亮”，农村日常生活垃圾污染也并不大。有乡干部提到，有的农户外面粉刷得非常漂亮，而院里都是土；有的村把猪舍建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实现人畜分离，这些都是在搞形式主义。
（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可以预见，由于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我国西部、北部、南部与东部各地的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五个方面的重要程度排序也会不同。
从该表来看，甘肃与湖南的多数调查对象将生产发展列为第一位；在江苏，被列为第一位的是生活宽裕；而河北省选择生产发展与生活宽裕为第一位的农户比例相同。这充分反映了新农村建设中的地区差异。调查资料显示，在湖南与甘肃两地，从事纯农业生产的人口分别占80％与75％。而河北与江苏的被访者之中，从事纯农业生产的人口分别为58.3％与38.3％。江苏的社区调查资料也显示，某村富裕农户与中上等农户共有389户，占全村59.6％。另一村的中等以上的农户也有150户，占全村的30％。他们主要经商、外出打工或从事养殖业，他们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
为更确切地体现地区间的差异，根据其重要程度，将排在第一位的选项赋值9，第二位的选项赋值7，第三位赋值5，第四位赋值3，第五位赋值1。最后加权得出各地区对于五个方面的最终排序结果例如甘肃地区将生产发展排在第一至五位的调查对象分别为68、33、8、4与1人，因此加权分为68*9+33*7+8*5+4*3+1*1=896，分值最高，最终排在第一位。
结果显示，不同地区的最重要的前两位均为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其中湖南地区的调查对象将村容整洁排在最后一位，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以及生产环境有关。湖南地区雨水充沛，青饲料丰富，农户多数养鸡、猪和牛。加上南方地区多丘陵，无法从事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农业生产多依赖畜力，因此人畜混居的现象很难改变。而对于江苏与河北地区而言，村容整洁是仅次于生产发展与生活宽裕的大事。
这说明由于自然、社会及经济情况的千差万别，各个农村地区在新农村建设中有独特的需求。因地制宜地进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
（三）不同类型农户之间的差异
这里不同类型的农户指农户之间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是否属于试点村等方面的差异。
1.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显示，男性主要从事生产和社区政治活动，女性一般承担家务、照料家人和部分农业生产的任务。因此，在讨论新农村建设的优先序时必须考虑性别的因素。
有超过一半的男性村民选择将生产发展排在第一位。女性村民虽然也将生产发展排在第一位，但比例只有40.3％，且与选择生活宽裕为第一位的比例（36.9％）相差很小。在其他三个方面，男性村民认为管理民主更为重要，而女性村民认为村容整洁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男性在农业生产与村级治理上扮演了比女性更为重要的角色。“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使女性更多地关注着家庭的福祉与村庄的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在所调查的8个村中，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男性与女性劳动力基本均衡，分别为56.5％与61.3％。其中河北地区的两个村男女劳动力比率均衡，外出打工人数很少。甘肃外出打工人口以男性居多（男性与女性打工比例分别为36.3％和1.1％）。湖南地区女性外出打工人数则远远超过男性（打工比例分别为26.3％和56.9％）。因为女性南下进电子、玩具、纺织厂更容易，而男性只能从事一些筑路、修桥、建筑、装修等重体力活。女性的打工工资通常也比男性高。江苏地区打工性别比例比较均衡（分别为31.9％和29.5％）。
2.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差异
为便于统计，调查对象的年龄被分为4个阶段：30岁以下、30～45岁、45～60岁以及60岁以上。对于不同的年龄群体而言，生产发展都是第一位的，但年龄越大的群体，选择生产发展排在第一位的比例也越高。其中60岁以上的农民的百分比（58.3％）比30岁以下的农民高出近20％。相反，30岁以下的农民更重视生活宽裕，其比例与选择生产发展的比例持平（38.5％）。而选择这一方面的60岁以上的老人仅有27.1％。在访谈中发现，很多老人对于目前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因为“没啥可操心的了，都有吃有住的”，“现在就挺好的了”。处于这一年龄段的老人们大多数已经没有了生活上的负担。相比于年轻的群体，他们对生活宽裕并不十分关注。
可以发现，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都排在前两位。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认为乡风文明更为重要，排在第三位，而45岁以下的村民将村容整洁排在第三位。这是因为45岁以上的农民社区整合度更高，社区认同感也更为强烈，因而更重视社区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不同年龄段的农民由于生计途径、家庭负担、社区整合度不同，对于新农村建设的需求也会有所区别。
3.不同文化程度之间的差异
调查对象中未受过教育的农民有45人，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有152人，初中毕业的农民有218人，另有65人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
仅有文盲这一群体将“生活宽裕”列为最重要的方面，比例高达61.5％。其余文化程度的农民都将生产发展排在第一位，而且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与排在第二位的生活宽裕的百分比也在扩大。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中，18.5％的人将管理民主排在第一位，是其他文化程度农户的2~7倍。
这说明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更注重与自身生活富裕密切相关的问题，他们对于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更为直接。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对于村级治理的公平、公正、公开更为看重。
4.不同职业之间的差异
尽管不同职业的农民都将生产发展列在第一位，但与农业生产联系越紧密的群体，百分比越高（50％＞424％＞40％）。
从事兼业与非农业生产的农民认为村容整洁更为重要，仅次于生产发展与生活宽裕。而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农民将乡风文明列在第三位。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比从事农业和兼业的农民更看重管理民主。
这是因为相比于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农民，兼业和非农业生产的农民的社会网络和生活世界部分地脱离了当地的农村社区，更多地融入了城镇生活，因此对于村庄内乡风文明中的内容和活动不如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感兴趣。另外，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拥有更多的信息渠道，所建构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更为丰富，也更认识到管理权与话语权对于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
5.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农户之间的差异
目前新农村建设中较为普遍的做法就是选择试点村进行新农村建设。这些村一般交通便利，经济基础较好或者有丰富的社会资本，规模不大，便于管理。在被选择为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之后，他们往往得到更多的资金投入与政策倾斜。因此这些村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与需求与非试点村也会有所区别。本次调查共有2个试点村，6个非试点村。
尽管试点村与非试点村都将生产发展排在第一位，但试点村的百分比仅比选择将生活宽裕排在第一位的百分比高0.8个百分点。这说明试点村村民比非试点村村民更关注生活宽裕。
二者的排序虽然一致，但将“村容整洁”排在第三位的试点村农民的比例要远远高于非试点村农民（42.1％＞28.5％）。
这与新农村建设半年以来试点村所进行的主要建设不无关系。所调查的试点村一般都进行了或者正在进行修建沼气池、改厨、改厕、清理河塘等活动，并将此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试点村农民对于新农村建设的理解。有些村民甚至把新农村建设与“修沼气池”画上了等号。访谈中一位乡干部还谈到，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是“生产发展”，但是“村容整洁”是“最容易搞的”。所以在问到新农村建设如何进行时，他首先提到“路面硬化，道路绿化”。
三、新农村建设具体措施的优先序
如前所述，不同角色、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户都将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排在第一或第二位。但如何发展生产，如何实现生活宽裕，在迥异的自然与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也会有不同的解答。在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方面也同样如此。因此以下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五个方面具体措施的优先序。
（一）生产发展方面
调查中询问了农民所认为的“发展生产中最重要的途径”，多数农民认为，发展生产需要降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28％）、提高农产品价格（27.1％）以及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14.4％）。
4个地区的农民都认为降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发展生产的重要途径，排在各个地区的第一、第二或第三位。不同的是，河北、湖南两地的被访者认为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对于发展当地生产而言十分重要，而甘肃、江苏地区选择该项的农民仅有3.4％和6.7％。
这是由当地的具体生产条件决定的。河北的两个村庄严重缺水，水利灌溉设施年久失修，其中某村70％的林地无法灌溉。湖南地区的村庄虽然雨水充沛，但村庄水库的泄水道与排水渠破裂、中断，常年季节性缺水，加之村中的主要作物为水稻，灌溉水不足就成为村民所反映的制约村庄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江苏地区的水利灌溉设施较为完备。甘肃地区虽然总体缺水，但所调查的两个村庄处于黄灌区，目前村民反映最多的主要是水费太贵。村民多种植小麦、玉米、洋芋等耗水量较少的作物，认为“目前的产量就很高了”。
这再次说明新农村建设不能进行所谓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实施”。也不能简单地根据自然条件（如降雨量）来确定村庄的建设路径。
2 不同类型农民之间的差异
从年龄上看，不同年龄段的农民都认可降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发展生产的重要途径。30岁以上的农民中选择“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的百分比较高，而30岁以下的农民更多地选择了“发展农业科技”。60岁以上的农民选择“提高农民素质”的百分比也较高。这是因为青年农民更多地接受了科技致富的思想。而老年农民多认为文化程度不高是影响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文化程度来看，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农民的百分比分布较为一致，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降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而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农民选择“发展农业科技”的百分比最高。这充分说明了文化程度对于选择发展生产的途径的影响。
从职业来看，降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是不同职业的农民都认可的发展生产的重要途径。但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中，选择“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的百分比（9.4％）比其他两类农民低了6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该类农民发展生产不需要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
从是否试点村来看，除了前两项外，试点村的农民更看重“提高农民素质”，而非试点村的农民更看重“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
另外，在选择发展生产的途径上并无显著的性别差异。
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户而言，降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与提高农产品价格是他们所公认的重要途径。但30岁以下、文化程度较高、从事非农业生产以及试点村的农民更多地选择了“发展农业科技”或“提高农民素质”；而30以上、文化程度较低、从事农业或兼业以及非试点村的农民更多地选择了“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
（二）生活宽裕方面
在生活宽裕方面，共调查了农民对于以下设施：道路、饮用水、灌溉水、公共场所、学校、卫生所、用电、手机信号、电脑网络、电视收看、村广播、电台广播以及燃料的满意程度和改造意愿。从总体来说，最急需改造的公共产品是道路（33.7％）、饮用水（19.1％）及灌溉水（17.9％）。
1.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在甘肃，最急需改造的方面除了道路、饮用水、灌溉水之外，还有学校。这与当地重视教育的风气有关。由于资源稀缺，多数农民把上学看做改变生存条件的唯一途径。几乎每个家庭将收入的80％以上用于供子女上学，几乎家家都有“奖状墙”。
在河北，除了饮用水与灌溉水之外，用电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河北的两个村都有矿场，用电量很大。为保证矿场用电，基本上村庄每两天停电一次，每次停电达10小时以上。村民对此相当不满。
在湖南，道路是最急需改造的方面，选择该项的村民百分比高达75.2％。湖南的一个村是乡试点村，虽然通往乡镇的道路是水泥路，但该村共有17个村民小组，居住分散。修路是该村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村里正在筹措修建村级公路的资金。另外一个村不通水泥路，加上雨季漫长，村民出行十分困难。
在江苏，两个村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相比之下，村民认为最急需改造的是灌溉水以及电视收看的问题。江苏地区的农民对于公共场所的需求也比其他地区强烈。
因此，在生活宽裕方面，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的不同，各地区农民的需求差异也比较显著。
2.不同类型农民之间的差异
因为生活宽裕方面主要涉及农户面临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与被访者的文化程度、年龄、职业等因素相关度较低，因此这里主要考察性别和是否试点村这两个因素对村民选择的影响。
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村民都认为道路是最急需改造的项目。但试点村村民对于电视收看和燃料的需求更为强烈，而非试点村村民更看重饮用水和灌溉水的改造。因为试点村的基础设施、经济条件基本上都优于非试点村。试点村的村民已经开始关注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同时，修建沼气池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首先在试点村推广。因此试点村村民更加注重燃料的改造。
从性别视角上考察，男性与女性村民在生活宽裕的具体内容的改造上并无显著差异。
（三）乡风文明方面
调查中询问了农民在村里的文明与文化建设方面最希望进行的活动。问卷中共涉及了九个方面：①增加村民的文化活动，如放电影、看戏、扭秧歌等；②改变农村黄、赌、毒、迷信等不良风气；③改变农民不良的生活或卫生习惯；④改善村里的治安环境；⑤增加农民的法制知识，保护农民权益；⑥增加娱乐体育设施；⑦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⑧其他；⑨都不感兴趣。从总体上看，选择都不感兴趣的村民的百分比只有02％。这说明农民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很强烈。农民最希望村里进行的活动包括：为农民提供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31.6％）；增加农民的法制知识，保护农民的权益（18.4％）以及增加各类文化活动（15.9％）。
1.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在各个地区，选择“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村民的百分比都占了第一位或第二位。这说明各地农民对于知识与科技的需求都十分强烈。尤其是甘肃地区，选择该项的比例高达45.1％。
河北地区认为需要“增加文化活动”的百分比在4个地区中是最高的。河北的两个村都有公共活动场所（凉亭或戏台），其中一个村有秧歌队。村中在每月初五、十五等传统节日和庙会上会请戏班唱戏。因此村民对于看戏、扭秧歌等活动普遍比较感兴趣。
湖南选择“改变黄、赌、毒等不良风气”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这是因为在湖南农村，打麻将、六合彩等赌博活动较多。由于这些村庄靠近经济发达地区，有些村民都有一夜致富的心理。
另外，4个地区选择“增加农民的法制知识，维护农民权益”的百分比都比较高。这说明农民的维权意识正在提高。而4个地区选择“增加娱乐、体育设施”的比例都不到5％。这说明城市小区中常见的健身娱乐器材在农村的需求并不急切。这也给急于在农村推广该类设施的官员敲了警钟。
2.不同类型农民之间的差异
从性别来看，男性比女性更重视培训，而女性比男性更关注改变不良的生活和卫生习惯。这与前文分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相吻合。
从年龄来看，60岁以下的农民非常重视增加法制知识，以维护农民的权益，其百分比在各项中排第二位或第三位。而选择“增加法制知识”的60岁以上的老人只有6.3％。除培训与增加法制知识以外，45岁以下的农民认为改变不良风气很重要，60岁以上的老人则认为应该增加文化活动。45~60岁的农民在这两项的百分比相同（17.3％）。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看戏、扭秧歌的农民多属于中老年人。这说明目前不同年龄段的村民参与了不同文化活动，而这影响了他们对文化与文明建设方面的需求。
从文化程度来看，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都认为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培训十分重要，但选择该项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比例（50％）要远远高于文盲的比例（23.7％）。除了文盲以外，其他文化程度的农民都认为改变
不良的风气很重要，其百分比排在第二位或第三位。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选择“增加法制知识，维护农民权益”的百分比较高，而文盲和高中及以上的农民百分比较低。另外，文盲选择“增加文化活动”的百分比远远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农民。这说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在文明与文化建设方面的需求差异很大，在为村庄提供文化产品时必须考虑这一因素。
从职业来看，不同职业的农民对于乡风文明建设的具体措施的认识并没有显著差异，均要求进行培训及增加法制知识。
从是否试点村来看，试点村的农民比非试点村的农民更关注“增加法制知识，维护农民权益”。这与其中的一个试点村正在进行征地和小城镇建设的现实环境有关。
因此，不同类型的农民都认为对农民进行培训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很重要。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是否试点村等因素对于农民在乡风文明方面的其他需求有较大的影响。
（四）村容整洁方面
为了解村民在村容整洁方面的具体改造意愿，问卷设计了10个指标，分别为房屋街道布局、村落绿化、道路硬化、村庄亮化、荒山绿化、垃圾处理、厕所条件、厨房条件、圈舍条件和工业污染。统计数据显示，这些方面中最急需改造的前三项为：道路硬化（27.8％）；房屋、街道布局（22.6％）；以及垃圾处理（18.4％）。
1.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在甘肃，除了房屋街道布局、道路硬化与垃圾处理之外，荒山绿化问题也较突出。其百分比（12.7％）远远高出其他3个地区。而河北地区的工业污染问题是村民最急需改造的。这与当地的矿场不无关系。
湖南的农民最关注道路硬化，其百分比高达58.5％。而江苏地区的农民并不把修建村级公路看做是大事，因为道路设施在当地已经比较完善，而认为房屋街道布局是最急需改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垃圾处理。
另外，江苏与河北两地对于村庄亮化的需求比湖南与甘肃两地更为强烈。这是因为江苏两个村中有一个试点村已经安装了路灯，其他村受到影响，对于安路灯比较向往。而河北地区的用电问题比较突出，村民对于村庄亮化的要求也比较强烈。
2.不同类型农民之间的差异
类似的，在关系到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方面，主要分析性别、是否试点村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被访者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因素因为相关度较低，在此不做分析。
从性别来看，认为房屋街道布局急需改造的男性村民多于女性，而认为垃圾处理急需改造的女性村民多于男性。这反映了不同性别的村民在村庄的环境治理上关注点不同。
从是否试点村来看，除了道路硬化这一共同的要求以外，试点村的村民更强调对房屋街道的布局进行改造，而非试点村的村民对于垃圾处理更为关注。这是因为有的试点村已经有了垃圾桶以及专门的垃圾处理场。
（五）管理民主方面
调查发现，村民对于管理民主的认识不如其他四个方面深入。480位被调查者中有46.3％的村民未能回答出管理民主的含义。另外，对于如何实现管理民主，农民也没有太多的看法。他们希望公开村务、财务，“什么事不能都干部说了算”，“村干部要起表率作用，不能贪污腐败”。但他们对于如何达成这一目标暂时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四、结论与建议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新农村建设从哪方面入手，每个方面先采取哪些措施去解决具体问题，这已经超出了学者的书斋范围。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优先序，此次调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新农村建设的五个方面的优先序
（1）无论县乡干部、村干部还是村民，都认为生产发展是最重要的方面。但由于生计的压力，村民与村干部最希望解决的是生活宽裕方面的问题，例如修路，盖房，饮用水，学费等。
（2）不同地区都认为生产发展与生活宽裕是最重要的两项，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如江苏）更关注生活宽裕。
（3）由于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的影响，村容整洁在南方地区（如湖南）被排在了最次要的位置。
（4）男性比女性村民更重视生产发展与管理民主，而女性比男性村民更关注生活宽裕与村容整洁，这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有关。
（5）老年农民比年轻农民更注重生产发展，而年轻农民更注重生活宽裕。这是由于前者的生计途径单一，家庭负担较轻，而后者得生计途径多样，且生活需求较多。
（6）中老年农民比年轻农民更看重乡风文明，因为前者的社区整合度更高，更关注村庄的精神文明建设。
（7）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更注重生产、生活等具体的问题，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更注重村级治理的透明度与公平公正问题。
（8）兼业和非农业生产的农民不如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农民关注乡风文明，因为前两类农民的生活部分地脱离了当地社区。三类农民群体中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对管理民主最为关注，因为他们有更多地积累知识、建构经验的机会。
（9）受到前期新农村建设活动的影响，试点村比非试点村的农民更看重生活宽裕和村容整洁。
（二）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措施的优先序
（1）生产发展方面，农民普遍认为需要降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由于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不同，不同地区的农民对于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需求也不同。30岁以下、文化程度较高、从事非农业生产和试点村的农民更多地选择了发展农业科技、提高农民素质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途径。
（2）生活宽裕方面，地区差异的特点较为明显。湖南与甘肃最急需的改造是道路，在河北是饮用水，而在江苏是灌溉水。甘肃地区的农民对于学校以及河北地区对于用电的改造需求也较为强烈。同样受到前期新农村建设活动的影响，试点村的农民对于燃料的改造要求比非试点村强烈。
（3）乡风文明方面，农民认为最希望进行的是为农民提供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由于地区文化差异，河北地区希望进行的还有增加文化活动，而湖南希望改变黄、赌、毒等不良风气。除了60岁以上的老人和文盲以外，所有其他类型的农民都将增加法制知识、维护农民权益排在了重要的位置。
（4）村容整洁方面，地区差异也比较明显。河北地区最急需改造的是工业污染，在湖南是道路硬化，而甘肃与江苏最急需的是改造房屋、街道布局。女性村民与非试点村村民比较关心垃圾处理，而男性村民和试点村村民比较关心房屋、街道布局的调整。
（5）所调查的村民对于如何实现管理民主暂时没有明晰的看法。
总之，社会角色、地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是否试点村等因素都会对新农村建设的优先领域的选择产生影响。新农村建设不应是简单地从上到下发放资金、安排任务的过程，而应形成村民与决策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决策者应该倾听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民的呼声，从而使新农村建设不但实现因地制宜，而且因人而异，有限的资金与资源能够用于满足不同农民群体的最急切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