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总称。可以说，新农村建设覆盖了农村地区的建设、改革、发展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如此庞大的工程需要有巨大的投入。但是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两套政策，城市公共产品基本上是由国家提供，而农村的公共产品有相当大的比重则由农民自筹资金或通过“投劳”解决，造成农村公共产品历史欠账较多，供给严重不足。同时，我国农村也面临着资金来源渠道狭隘，总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开展新农村建设，无疑会遇到谁来为农村建设投入的问题。
有些学者已经对新农村建设应该由谁投入进行了探讨和研究。韩俊认为，需提高农业占财政支出的“两个比重”，但财政不可能大包大揽，所以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要形成政府主导，多元投入的格局；刘丽君认为，解决资金的来源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的最现实也是最关键的方面之一，需要国家财政、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本的共同投入；也有学者对金融机构、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工商部门等在新农村建设中可以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在进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也创新了投资机制，比如在河北迁安推出“四个一点”筹资模式，即：财政资金补一点、村集体和农民出一点、包村单位帮一点、社会力量筹一点。具体做法：一是采取“投免转补”措施，强化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二是确立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地位；三是通过“结对共建、镇村共建、工农共建、穷富村对口共建，因村制宜”的创新模式，发挥党政单位的帮扶作用；四是由行业行为转变为社会行为，充分整合和汇集社会资源。可见，无论是学者还是地方政府都一致认为，新农村建设不能仅依靠国家及政府的投入，而要集合全社会共同的力量，发挥各组织部门及群体的优势，共同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不可否认，学者、专家及政府部门等关于新农村建设投入的观点及做法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建议，但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及最终受益者，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只有广泛听取农民意见使农民真正参与新农村建设，才能充分体现农民的主人翁地位，激励农民积极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去。所以有必要进行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投入意愿研究，不仅应该了解农民对于新农村建设应该如何出资的看法，同时也应该了解农民关于建设资金如何使用的看法，使资金可以被分配到农村地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最急需改善的活动中去。
一、新农村建设应该由谁来投入
（一）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投入
对480位农民的调查显示，69.6％的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完全由政府出钱，26.0％的农民认为应该政府出一部分钱农民出一部分钱，仅有1.5％的农民认为应该全部由农民出钱，2.9％的农民认为应该通过其他的方式，即不仅是政府和农民投入，其他的群体或机构也应该投入。
（1）不同地区农民之间有一定的差异，甘肃与江苏地区农民愿意出资的比例高于其他两个地区。甘肃地处我国西部，经济基础差，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而且长期以来，我国对包括甘肃在内的西部地区的公共产品投入有限，农民从中得到的实惠不多，因此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弱，甘肃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政府出一部分钱、农民出一部分钱和完全由农民出钱的比例都最高（32.5％、4.2％）。正如一位甘肃农民说的“新农村建设是切实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困难、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和居住环境的善举，完全由政府出钱是不现实的，农民要尽可能支持，能出钱的一定要出钱”。江苏属于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高于其他3个调查地的农民，农民以资金的方式支援新农村建设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江苏农民选择政府出一部分钱、农民出一部分钱的比例也最高（32.5％），选择完全由农民出钱的比例相对较高（1.7％）。河北和湖南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应该如何出资的看法基本相同，大多都希望新农村建设完全由政府出钱（72.5％和80.8％）。
（2）女性比男性更希望新农村建设完全由政府出钱。调查中发现，女性农民比男性农民更关心与自己家庭生计相关的方面，女性更希望钱用在家庭的建设中，所以女性认为应该政府出一部分钱、农民出一部分钱和完全由农民出钱的比例均低于男性。
(3)不同年龄农民间的差异比较明显，30岁以下的农民和60岁以上的农民比其他年龄段的农民更愿意出资。他们认为应该完全由政府出钱的比例均较低（64.2％和61.8％），而认为政府出一部分钱、农民出一部分钱的比例高出其他年龄段10个百分点。30~45岁和45~60岁的农民间的差异较小，七成多的农民认为应该由政府出钱。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与较好的就业前景，依赖性较弱，所以选择完全由政府出钱比例低于其他年龄段的农民，选择政府出一部分钱、农民出一部分钱的比例最高（35.8％）。但由于他们的家庭经济处于起步阶段，所以选择完全由农民出钱的比例最低（0.0％）。而老年人一方面受到生活经历的影响，即从饥寒交迫的旧社会进入衣食无忧的新社会，他们感激国家及政府，大多表示对国家的建设会尽力支持，另一方面考虑到自己以投劳的方式参与新农村建设比较困难，所以他们选择政府出一部分钱、农民出一部分钱的比例较高。
(4)不同文化程度农民的出资态度也呈现一定的规律。随着文化程度的上升，认为应该完全由政府出钱的比例在下降，认为应该政府出一部分钱、农民出一部分钱的比例在上升。而认为应该完全由农民出钱的比例基本都在2％左右。
(5)农民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所以不同职业的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出资态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从事农业的农民认为应该完全由政府出钱的比例最高（72.9％），其次是兼业农民的比例（67.8％），非农业农民的比例最低，占67.8％。从事农业的农民认为应该由政府出一部分钱、农民出一部分钱的比例最低（23.8％），其次是兼业农民，有25.6％，而非农业农民的比例最高，达34.1％。
(6)各地在选择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时，往往选择经济基础较好，农民生活相对富裕的村，所以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的农民认为应该完全由政府出钱的比例低于非试点村，而愿意出一部分钱支援新农村建设的比例高于非试点村，但是，试点村没有一位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完全由农民出钱，而非试点村农民的这一比例为1.9％。
（二）村干部视角的新农村建设投入
被调查的村干部中52.1％的人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完全由政府出钱，这一比例远远低于选择该项的农民的百分比。另外39.1％的村干部认为应该政府出一部分钱农民出一部分钱，没有一位认为应该完全由农民出钱，有8.7％的村干部认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集资。大部分村干部是在综合考虑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农民的经济状况的基础上做出选择的，他们表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出工是最现实的，但新农村建设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而且最终受益者是农民，所以农民应该尽可能的支持，不管是以出钱的方式还是出工的方式。
（三）乡镇及县干部视角的新农村建设投入
乡镇及县干部对新农村建设投入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而且不同地区的干部对此问题的看法差异也很大。
河北调查地的乡镇干部认为，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应该由上级支付，因为河北省的乡镇财政要依靠转移支付，也不可能由乡镇借款进行新农村建设，所以乡镇无力进行新农村建设资金上的投入。县领导表示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一是向上级争取资金和财政帮扶；二是靠大户和群众的资源捐助，通过农村集资的方式募集资金要因村而异；三是靠银行贷款。
甘肃调查地的乡镇干部表示，现在农民家庭把全家收入的80％都用于供孩子上学，所以农民即使愿意投入资金，数额也很少，而且甘肃气候干旱，自然条件恶劣，即使政府出建设资金的70％，农民出30％也建不成新农村。同时，乡干部还强调在出资投入方面绝对不能搞一刀切，不能让农民集资。就农村的现状而言，现在生产不发展，农民生活不宽裕，根本不到建设新农村的时机，只有人均收入达到5000元每年才能开始新农村建设。县干部表示，中央现在还没有专门的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对村容村貌的建设目前还不到时机。房屋、住宅主要是搞好规划，便于农民的生活、居住、生产，只有在规划好了之后才能开始建设。
湖南乡镇干部认为中央资金向农村倾斜是件好事，但现在资金管理制度并不理想。他们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主要通过争取项目、资金的形式实现。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应该搞计划管理，不能搞市场经济管理。靠市场，就会出现很多不合理的做法，例如拉关系等。而计划经济管理如果做到公开公正，往往很有效。另外，他们认为农民以出工的方式投入新农村建设容易出现一些弊端，如搞集体主义，出现偷工现象等，应当制定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避免这些弊端。
江苏是此次调查的4个地点中经济基础最好、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相对完备的地区。江苏的乡镇干部表示新农村建设存在的困难主要是制度和资金方面的障碍。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的资金支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应建立各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新农村建设资金一部分由国家财政给予倾斜，增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资金投入力度；一部分可以由农民自主筹措，用以建设生产、生活必需设施；另外，可以通过商业运作筹措资金，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二、农民对建设新农村的投入意愿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就要求新农村建设不仅要发展农村经济，还要完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建设，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建立健全的覆盖农村的社会事业等。那么农民对这几个方面的投入意愿又如何呢？
（一）“生活宽裕”方面的投入意愿
本研究对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现状及农民对其改造投入意愿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涉及的公共产品具体包括道路、饮用水、灌溉水、公共场所、学校、卫生所、用电、手机信号、电脑网络、电视收看、村广播、电台广播等。但是由于除前五项外，其他各项均不可能仅依靠农民的力量而得以改善或解决，所以以下分析以农民对前五项公共产品的投入意愿为重点。
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更愿意以出工的方式投入。对于改造饮用水和学校，表示愿意既出钱也出工的农民也较多，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对饮水健康和对下一代教育的关注。同时也发现，对学校、饮用水和公共场所农民表示不出钱也不出工的比例较大（比例分别为17.6％、13.1％、13.1％），这是由于在农村，不少农民认为公共场所是没有必要的。另外，如果家中没有孩子在上小学（此次调查的学校是指村里的学校，大多是小学），农民大多不愿意对学校进行投入。
同时，通过不同类型农民的对比发现：
(1)甘肃调查点的农民对以上五方面愿意以只出钱的方式投入的比例在4个省中最少，希望以只出工的方式投入的比例最高。这与甘肃的经济基础较差有关。所调查的甘肃地区农民中，79.2％的家庭以种植业收入为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收入相对较低。同时甘肃调查地的农民外出打工比例最小，而在农村地区从事种植业的比例最高，所以相对于其他3个调查地来说，劳动力资源较丰富，农民以出工的形式投入新农村建设占有优势。而江苏调查地农民的经济状况好于其他地区农民，江苏农民在公共产品方面愿意既出工又出钱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其他调查地的农民。而河北调查地的农民选择既不出工也不出钱的比例在五项公共产品方面均最高。特别是在学校方面，既不出工又不出钱的比例达到35.8％。
(2)女性农民和男性农民相比，选择只出钱的比例较高，而男性农民更愿意只出工。在学校投入方面，男性选择既出钱又出工的比例高出女性12个百分点。同时，女性在道路、饮用水、灌溉水、公共场所、学校这五方面选择既不能出钱也不能出工的比例均高于男性。
（3）不同年龄段的农民中，60岁以上农民的投入意愿与其他年龄段的差异较大，他们选择只出工的比例在所有年龄段的农民中最低，既不能出工也不能出钱的比例最高。这与老人的身体素质有关。调查发现，60岁以上农民大部分仍在种地。耕作消耗了他们大部分时间和体力，所以在其他方面的体力投入会相对减少。
在学校的投入方面，随着年龄的上升，农民既愿意出工又愿意出钱的比例在升高，60岁以上农民的比例在所有年龄段农民中最高。
（4）在道路、饮用水及灌溉水方面，随着文化程度的上升，农民更愿意以只出工的方式投入。
（5）不同职业的农民对上述五方面设施的投入方式均以只出工为主，但非农业农民只出工的比例明显低于从事农业和兼业的农民，基本相差10~20个百分点左右，而只出钱的比例高于其他农民，高出5~10个百分点左右。
（6）试点村的农民在五方面既不能出钱又不能出工的比例低于非试点村的农民，而以其他方式投入的意愿因公共产品的不同而不同。相比较于非试点村，试点村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较高。
（二）“村容整洁”方面的投入意愿
调查发现，各地新农村建设从“村容整洁”入手的较多，即改善农村社区的村容村貌。农民在“村容整洁”方面仍然更愿意以出工的方式投入。在荒山绿化方面，农民选择只出钱的比例低。不同类型的农民对上述几方面的投入意愿有一定的差异。
（1）不同地区农民间在“村容整洁”方面的投入意愿的差别与在“生活宽裕”方面的差别基本相似。
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甘肃，农民选择“只出工”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调查地的农民，而选择“只出钱”的比例在4个调查地中最低。经济较发达的江苏选择“出钱又出工”与“只出钱”的比例较其他地区要高，而河北“既不能出工也不能出钱”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2）在“村容整洁”方面，男性农民与女性农民的投入意愿差异较小。男性选择只出工的比例比女性略高，而在垃圾处理方面，女性农民表示愿意既出钱又出工的比例要高于男性，在村落绿化和道路方面男性农民选择既不能出钱又不能出工的比例明显低于女性农民。
（3）试点村与非试点村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只出钱”这种投入方式上，试点村除了房屋街道布局、道路硬化外，在其他方面没有一个农民选择“只出钱”。这与试点村现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渠道有关。研究发现，试点村目前进行的建设项目基本上全部由政府出钱，所以试点村的农民大多形成了对政府的依赖性。
在“村容整洁”方面，不同年龄段及不同职业农民投入意愿的差异与“生活宽裕”基本相似，而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的投入意愿基本没有差异。
三、国家、政府及农民投入新农村建设的可行性
以上的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农民、村领导、还是乡镇、县干部都对政府投入新农村建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同时也认为农民投入新农村建设是理所当然的。而这些不同角色所指的政府既包括中央政府，同时也包括地方政府。那么中央、地方政府和农民投入新农村建设的可行性究竟有多大呢？
（1）我国农民的经济现状。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4348元，在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不足4000元。有研究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人均要花1700元，也有人认为要花4000多元。在调查中，对农民家庭的收入支出情况进行了解，结果显示，农民家庭的收入来源最主要是农业收入（38.4％）和打工收入（41.8％），而支出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资料费用、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孩子学费以及看病费用四部分。农民表示，就目前来看，家庭经济增收难度较大，但消费支出却在日益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高等教育学费的逐年增加、看病费用昂贵等已使农民负担沉重。农民的经济状况允许农民为新农村建设贡献多少资金，值得商榷。虽然农民出资的可能性不大，但70％的农民表示，希望通过“投工”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这表达了农民对国家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和希望成为建设者的心情。
（2）国家和政府的财政支农状况。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3397亿元，比2005年实际执行数增加422亿元，增长14.2％，高于中央财政总收入、总支出的增长水平，占中央财政总支出增量的21.4％。财政用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增幅大于财政收入的增幅，这说明财政在“三农”方面的投入的加大，但与新农村建设的需求相比，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总量仍显不足。近年来，财政支农投入高度依赖中央政府，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料表明，1991~2000年，地方财政总支出由2295.81亿元增加到20592.8亿元，增加了8倍，而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由220.74亿元增长到958.05亿元，只增长了3.34倍。可见，我国现在对农村地区的投入的确呈现增长的势头，这对新农村建设来说，无疑是好事，但毕竟国家的投资有限。虽然现在对于新农村建设到底需要多少资金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只靠国家和政府的财政投入是不够的。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新农村建设的相关利益群体均认为新农村建设主要应该由政府投资建设，对政府投资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就是资金的投入，而对于资金，无论是农民、村干部还是乡镇干部、县干部大多都认为应该由政府出钱（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这种想法不仅由于农民的生活水平低、以资金的方式投入新农村建设的能力较弱，同时也与税费改革后乡镇及村的财政来源极其有限相关。
（2）对于新农村建设中五方面的投入形式，农民更多的选择出工，但对于其他的投入形式，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农民间有一定的差异。例如，甘肃调查地的农民选择出工的较多，江苏选择既出钱又出工的较多。
（3）目前，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渠道窄，数量远远不够。虽然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均增加了对“三农”的投入，但总量非常有限，而农民以资金的方式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可能性又很小，所以资金的缺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阻力。
关于新农村建设应该如何投入，因为全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基础各不相同，财政收入来源和产业发展阶段差异很大，所以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标准和政策，但必须有一定的原则规范新农村建设所需投入的来源渠道，同时要综合考虑农民的投入意愿。基于以上的分析和结论，本研究认为：第一，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要广泛征集建设主体——农民的意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农民最急需的方面，同时充分调动农民以出工或出钱的形式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第二，中央及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要增加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入；第三，由于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渠道有限，所以要广泛集合社会各界的力量，形成全社会共同建设新农村的氛围，如经济基础较好的企业、个人可以出资帮助家乡及农村地区建设或提供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等；第四，社会各部门，如农村的信用基金机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及农业生产资料部门等，要积极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其优势，共同为新农村建设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