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沪创新文化的个性比较
一创新文化的内涵与意义[1]（一）创新文化就是强调个性的文化在对比长江三角洲地区创新文化时，应当首先以浙江、上海与江苏三地区不同的地理人文历史环境为根据，突出“个性”研究，说长道短，以争取相互认同、相互借鉴，扬长避短，最终走上一种“和而不同”的区域经济共同进步之路。
因此，在对江、浙、沪创新文化个性进行比较研究时，将引入地缘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方法论原则及其角度，它们所具有的一般特点是：
1地理因素是地缘经济中的基本要素
人们的经济活动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因此往往选择邻近地区合作，并由此产生地缘经济关系，它或者表现为某种经济集团化、互补性的联合与合作，或者表现为相互间竞争性的对立乃至遏制。
2地缘经济健康发展的明显标志就是区域经济集团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尚不具备充分条件的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是地缘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内容。一体化程度越高，各个参与部分所享受的好处也就越充分，合作形式也就越生动多样，该经济区的发展速度就越快。
3跨国资本乃是地缘经济中最活跃的要素
跨国公司是国际化资本和国际分工深化中最直接的产物，它不仅是生产国际化的主要载体，也是对国内科技创新最大的刺激。跨国公司一般都具有垄断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区位优势，其分支机构遍及全球，生产、销售、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形成一体化网络。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我们将跨国资本及跨国公司的概念压缩至跨省资本及跨省公司，那么它们对于创新文化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能够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能够保证商品、劳务、资本、信息、人才和其他经济资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更为有效地流动和更为合理地配置。第三，能够通过“内部化贸易”即内部母公司和子公司、或者子公司相互之间在生产要素、生产成果和各类信息方面的及时交流，开拓区域贸易的新领域，扩大贸易流通量，繁荣区域经济。
因此，作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基础，“长三角地区”普遍组建跨省市集团企业的趋势已经不再仅仅体现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更能体现一种创新文化。
今天，地缘政治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最佳的平衡点，已经成为了建设“创新性地区”的一个主要拐点，这也是研究者应当先行关注的主要内容。当“长三角地区”渐渐走向比较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时，各地区地缘性经济、政治、文化的个性却不可忽视。若不能分别以这些地缘性创新文化的特点作为根据对各地区的创新实践加以引导，而欲将“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创新型区域”，则最终难免走上“同而不和”的误区甚至歧途。
（二）厘清相关理论界定
本文对目前“长三角地区”创新文化现状展开分析的主要依据，是各地区通过经济形态所反映的地域性传统文化特点。因此，需要对以下概念的基本特点进行适当限定，以便进一步加以区分与衡量。
1“传统市场经济形态”
其主要特点表现为自发性、小规模、弱组织化、弱向度、弱规则、非法制、相对低技术、高投入低产出等市场基本意识，它在生产中往往采取“从投入正推产出”这种偏重主观意识的运行方式，其结果也往往得到一种“预测式的模糊”，在商品贸易中实行熟人之间反复进行的地方性人格化交换。
2“现代市场经济形态”
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外因性、大规模、强组织化、强向度、强规则、法制化、相对高技术、低投入高产出等市场基本意识，它在生产中往往采取“从产出反算投入”这种偏重客观规律的运行方式，其结果也往往能够获得一种“订单式的精确”。在商品贸易中实行陌生人中间进行的、由第三方（往往是法庭）保证合同实施的非人格化交换。
3“三类市场”的区别与联系
目前与区域经济密切相关并影响创新文化发展的“市场”有三个大类，即“产品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它们各自的基本特点则表现为：与“产品市场”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往往是粗放式的，它与传统的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技术市场”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往往是过渡式的，它与转型期（传统市场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人才市场”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往往是集约式的，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
4“技术市场膨胀区”的新概念
人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必经一个过渡阶段，其特点为技术市场的急速膨胀，最后稳定在人才市场。但是，这个现实的过程却往往被人忽视。在此，本文提出“技术市场膨胀区”这个新概念，因为它就是创新文化中最肥沃的土壤，也是目前“长三角地区”所面临的主要发展境遇之一，同时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与生产企业“通过转型求发展”的契机。
（三）对“三地”创新文化背景的基本判断
目前，江、浙、沪三地分处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三个不同位置，即浙江尚处于传统市场经济的后期，江苏正处在从“传统市场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中间过程，而上海已经基本完成从“传统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换。这些构成了“长三角地区”创新文化建设步入“和而不同”道路的基础。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个位置”并不代表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下，正如同资本主义必定走向社会主义，但这并不反映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中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下。所谓“三个位置”也是“地缘经济”自然状态的产物，是表述“个性文化”的具体背景。如果不能充分尊重这种背景，创新文化的研究就会失真与失策。
对于浙江、江苏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可从“驱动力”的角度来分析：目前，浙江尚未脱离“资源驱动”的初级阶段、但已经步入“资本驱动”的第二阶段，江苏的发展已经基本通过了开放引资型的“资本驱动”并向“创新驱动”升级，而上海已经步入了以自主研发为核心内容的“创新驱动”阶段。在长三角地区，因为自然与人文条件各不相同，目前的状态并不是最终结果，“后发优势”尤其值得注意。
二浙江创新文化的个性
“求大”是当代浙江创新文化中最突出的个性，它源于“富足带来的繁荣”。
（一）浙江民间“块状经济模式”的文化特色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发展使得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专业化产业区越来越重要，成为世界各国创新的源泉。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区域，无论是美国硅谷模式，还是意大利的很多发达地区，都归属于“专业化产业区”，它在国际学术界被称之为“柔性生产综合体(flexible production complex)”。“专业化产业区”是一种地方创新环境，它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又是学习型区域，有利于知识和信息的扩散、传播和弥漫；又是抚育国际上成功企业的“本垒”，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的发源地和“大本营”，都是具有本地创新环境的产业区。
地区竞争优势一般来自一些特色产业的个性化优势，这些特色产业能够持续地向其他地区出口特色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产业都是由地理上集聚形成一些特色产业区而发展起来的。浙江的专业化产业区就是这种特色产业区。
1“专业化产业区”是浙江创新文化的土壤
浙江的手工制造业和经商传统，是专业化产业区的基础。
从现有的数据来看，已经能够看出专业化产业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在温州市的143个镇中，“一镇一品”产值超10亿元的镇30多个，经济总量占全市的60%以上；全市有制鞋企业5000多家，1999年产值250亿元，相关配套产业产值达150亿元，市场份额占全国20%以上；制笔企业150多家，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3；生产打火机的企业260多家，占世界市场的70%；柳市镇低压电器企业有1000多家，国内市场占有率为1/3。又如绍兴已成为全国产量最多、设备最先进、专业市场最大的化纤纺织产业集聚区。宁波鄞县有服装企业660多家，从业人员4万人。全国服装企业八强中，鄞县占1/4。此外还有义乌的小商品、大唐的袜业、苍南金乡的标牌包装制作业、海宁皮革服装业、永康的五金业、温州的塑料品业、台州杜桥的眼镜业、宁波的小家电业、慈溪的电气业、安吉的座椅业等等，这些专业化产业区的业绩举世瞩目，成为浙江创建“品牌大省”过程中体现“新浙商”的文化名片。
事实证明，无论是意大利、浙江，还是欧美、日本的专业化产业区，其成功都在于不断设计、生产出纷繁多样的新产品或开展新的服务项目，并实现市场价值、创造财富。专业化产业区的产品可能是传统的，但工艺和营销方式却是先进的，甚至是高技术的。因此，专业化产业区的创新不仅反映在设计方面，而且更多地反映在工艺过程方面，也就是不断开发各种先进的技术，用来制造那些传统地看来是低技术的产品。国外以意大利企业的工业创新为例，他们有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三个创新层面。计算机辅助生产、机器人的使用已成为新工艺潮流所趋。对此我国企业往往认识一般，但浙江的企业家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例如，浙江的很多民营企业早已采用了电子商务，它们已经习惯在网上营销其纽扣、打火机、钥匙等五彩缤纷、看似不起眼的小产品。
浙江的专业化产业区大量拥有的是生产传统产品的企业，它们如今都已经开始采用高新技术的工艺和营销手段，这种“低技术部门的高技术(hightech in lowtech sector)”为浙江创造了很高的竞争力。这就是专业化产业区中特有的一种创新文化，它能够使知识和技术不断地积累和扩散。
基于这样的基础，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竞争优势就明显地表现为：①浙江人“敢为天下先”和勤奋耐劳的创业精神；②发达的批发贸易市场；③先进的营销手段和专业化的营销队伍；④产品独特的设计风格和国际标准化管理；⑤高新技术控制的柔性专业化的生产；⑥相关机械和原料生产的配套产业；⑦金融、电讯、运输、餐饮、宾馆等完善的服务机构和设施。这些共同形成产业区内一种“创新氛围(innovation air)”和“产业文化(industrial culture)”，它们有利于信息和知识的迅速流通，促进创新的持续增值。因此，浙江的专业化产业区具有惊人的魅力和竞争优势。
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高成长性值得人们注意。专业化产业区内的创新企业是成群成组产生的。这些成组企业已经有序地结成了一个个“无形网络”：每个企业完成生产过程的一个或几个环节，不断使产品增值，因此十分自然地形成了一种极具特色的“价值系统”。作为专业化产业区最小单元的镇，好像就是一个无形的大工厂，很多知识和信息就在那里传播开来，新知识不断产生和积累。在这些专业化产业区里，除了有正式的各种合同及其形成的正式的经济网络外，还有多种非正式的交易、交流活动——在各种公共场所举行的洽谈会、展销会、论坛等等，使人们形成各种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供人们相互交流经验和技艺。这种由经济性延伸为社会性的网络如同海外华人所称的“人脉网络”和“产业网络”，已经渐渐形成了支撑地方经济的地方创新网络，这就是产业区竞争力最大的秘密武器。
以诸暨大唐袜业产业区的生产系统为例，可见产业区的生命力往往基于地理上相互靠近的同类企业从事同一产业的多样化经济活动，这些同类企业很少有那种传统的“同行是冤家”的落后观念。由于企业间相互的长期接触，逐渐形成“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团结、共同争取全国市场”这种积极进步的人脉网络。在这类人脉网络中，人们不只是通过正式渠道(技校或岗位培训)学习技能，还通过日常面对面的交往相互学习，促进了企业的高效成长。与此同时，进步的人脉网络进一步衍生了发达的市场网络，其结果是：由于区内经济信息的无保守交流与合作，浙江专业化产业区迅速顺应跨世纪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全国率先由生产驱动的、标准化大批量的刚性生产方式转变成了由市场驱动的、小批量定制的柔性生产方式，浙江在全国首先将产业化及时地转变成为商品化，从而使具有传统劳务特点的“专业化产品生产区”晋升为具有市场经济特点的“专业化商品流通区”。这就是浙江普遍存在于专业化产业区中一种颇具个性的、最引人注目的创新文化。
浙江虽然资源贫乏，但却是一个“市场大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内年销售额超10亿元的“源头性批发市场”就有近60个，以市场网络带动专业化产业区发展成为一种创新文化特色。浙江这种“块状经济模式”的成功经验充分说明，企业不仅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质量、成本优势，而且要跳出本企业的圈子，发展企业协作，发挥产业区的整体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从“块状经济模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小企业之所以力量薄弱，不是因为其小，而是因为孤立。小企业有小的优势，只要通过网络组织加强合作，带动整个中小企业群健康发展，就能够不断扩大联合对外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将某一个产业做到“全国最大”。
浙江“块状经济模式”的特殊优势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浙江的特色产业区多数本来并非当地传统工业，而是创立于大量推销人员对全国市场的充分把握的基础之上。②浙江产业区不仅绝大部分工人来自全国各地，降低了用工成本，而且生产工艺也是四处学习、模仿、消化与转化而来的，这就避免了标准化扩大生产规模的成本。③现代企业家群体已经逐渐崛起，并齐心合力地将触角伸向了世界各个角落，不但联合开辟新市场，而且还在国外联合建立了研发中心，开发并生产一些更高附加值、更高技术含量的新一代产品。④产品门类的区域分类导致了生产密度的相对集中，这使得浙江在许多产品的质与量上都具有国内产品源头的绝对优势。
应当说，基于专业化产业区地理基础的这种“柔性生产综合体”产业结构所形成的“块状经济模式”，已经自然形成了浙江地区目前十分稳定而可持续的创新环境基础。
2浙江“块状经济模式”的文化根底
坚持“家族经济”方向、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宗主经济”一直是浙江民间经济组织发展的主流，家族产业化为中小规模区域经济的基本稳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当然，其中的历史原因和现状是一目了然的。仅就文化根源而论，家族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离不开以下三个地方文化动力，即政府“富民才能强省”和“藏富于民”的基本导向、浙江民间传统的“结社互助”社团精神、因为自然资源贫乏而民间自发的那种“拓展外延”的理念。
对此，美国斯隆管理学院学者黄亚生2006年10月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最近访华的第一站精心选择在浙江省会杭州，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一种期望。的确，今天浙江的GDP仅次于直辖市北京、上海和天津居全国第四位，而2004年浙江城镇居民的利息收入更是上海的45倍，股息收入也是上海的53倍。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别呢？原因在于浙江拥有远远大于全国平均数的团结在“专业化产业区”的中小型成功企业，是他们共同创建了一种自下而上、创业型、完全市场导向型的“浙江模式”。这为当代中国面临的两个棘手的问题——发展缓慢的农村地区和陷入困境的银行体系提供了一条成功的出路。
黄亚生认为，浙江的银行是中国业绩最好的。据他调查，一位银行经理说浙江分行的利润相当于该行在中国所有分行的利润总和，浙江银行也远远早于中国其他地区开始向私营企业放贷，这种大胆的尝试基于浙江私营企业因为专业化产业区的“行业规矩”而在如期还贷时十分诚信。浙江省在信贷支持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不仅演绎了“十五”期间浙商民间投资累计13251亿元、占全社会投资的55％的资本神话，更是铸就了浙江创新文化的一大基柱。
3从业态看浙江创新文化的普遍性特点
大潮澎湃的“海洋经济”是浙江各地政府对企业创新的一种基本导向。浙江地区拥有较长的海岸线优势，以至于沿海各地政府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地缘经济相适应的“海洋经济模式”。
就浙江地区的行政区划来看，沿海一线有平湖、海宁、海盐、萧山、上虞、余姚、慈溪、宁波、舟山、奉化、海宁、黄岩、台州、温州、苍南、乐清、瑞安等地，它们的专业化产业区各具特色。其中，以省府为中心的“杭州城市群”来看，今后最热的一块将是能够与上海“无缝连接”的嘉兴、杭州、宁波。一旦长达33公里、中国最长的宁波跨海大桥从宁波通到平湖，整个“杭州湾金三角”就会形成经济发展的非常密集区。届时浙江两大都市群中，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拓海式的“科技兴海”将会促进海洋工渔业开发大踏步前进，普陀、玉环、龙湾三个海洋科技园区的海洋科技创新企业孵化器就会更有效地运行。这种政府导向大大激励了温州如码头般“前店后厂”式的专业化生产、海宁“皮革出海”——海外办厂的道路、嘉兴的“中心化趋势”以及内陆义乌海洋般的“小商品”市场等等区域化经济形式更加深入地发展。
因此，“海洋经济”这一政府基本导向已渐渐被浙江企业家们广泛接受，并被视为一个大的文化观念，而突破了地理经济学的限制。
与此同时，浙江地区的区域经济创新环境具有“地源性＋原生性＋原始积累性”，这些特性集中地针对着产品销售市场，具有比较高的原创性，也集中体现了浙江经济“地缘性”的基本特点。
应当注意到，所谓“地源性”即大白话所说的“土生土长”，它是“地缘性”的一种具体表现，是由“家族经济”及其“家长”作为企业精神领袖的性质所决定的，影响着浙江“块状经济模式”中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个性化特点。这三方面的个性化特点分别是：基于“家族经济”基础，绝大多数营业额达到1~2亿的民营企业便会形成“核心层、紧密层、松散层和协作层”多层次集团性企业（直至柔性生产综合体）的结构特点、普遍具有“简单、低附加值、低档次、基本粗放式”的民用消费品生产与集散的产品结构特点、依然处于“传统市场经济”水平的经济增长方式特点。其结果便是共同产生了一种具有较大局限性的创新文化。这种局限性集中地反映在由“家族经济＋地源经济＋地域经济”多重因素所决定、由私营经济支撑的“封闭性＋自我保护性”。依此，那种“浙江社会公共财富总积累平均低于居民个人财富总积累”的公认就不乏依据了。
（二）浙江创新文化的结构特点与不足
1浙江创新文化的内在结构特点
本文所考察的创新文化内在结构主要包括创新文化的逻辑起点、创新目标及创新文化表达式、创新主体排序和创新环境。
从浙江多年来经济迅速发展的实践来看，其创新文化的逻辑起点是“全方位地扩大国内外市场”这种基本意识。它不仅直接产生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创业精神，而且规定了浙江地区必须将产品销售市场做大的创新方向，也就是说，浙江地区的创新文化及其实践的逻辑关系都是紧紧围绕争取产品销售的市场份额这个中心或逻辑起点而展开的。用“义乌观念”就能简明地表达这一点，这就是：再利小、简单的产品，只要做大都可能成为“大行业”，关键要看能否在销售市场中抓住“顶尖客户”。这个概念曾经是义乌的一个创新，如今已经变成了全体浙江企业家的基本共识，形成了一种深入人心的创新文化。
从这样一个十分特殊的逻辑起点出发，浙江为自己今后经济发展中的创新活动建立了颇具个性的创新目标及创新文化表达式。这个目标就是“接轨上海”，即2003年年初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要主动接轨上海，进一步加强与沪苏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并专门出台了《关于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
据此，相应的创新文化表达式则可以描述为：接轨上海＝具有科研原创力和科技市场需求面的科技大省+中国业绩最好的浙江银行业为基础的金融大省+借“温州模式”走出农村的乡镇工业化建设＋目前尚有争议的重化重型化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创建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如果说近期沪杭高速磁悬浮列车是一种物质连接，那么由“杭州金三角”引领的社会生活“上海化”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文化连接。
最近，浙江省政府提出建设“四个强省（科技、教育、卫生、体育四个方面的强省）”的近期奋斗目标，但就客观现状来看，实现“四个大省（科技、教育、卫生、体育四个方面的大省）”则是浙江省迈向“四个强省”中不可逾越的一步，“十五”期间浙江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五大百亿”工程也明确了“首先要做大”这一先行的发展步骤。所以，浙江地区目前创新文化应当首先是“做大”的文化，然后才是进一步“做强”的文化。
由于浙江地区最具活力的创新力量比较集中于上述的“专业化产业区”那种柔性生产综合体的每个单元，即散布于各行业的民、私营企业。因此，对浙江创新主体秩序的描绘也就不免表现出这样一种市场意识，即：“客户要求→企业接办→学校推动→科研提高→政府服务”。由此，浙江地区的创新主体按其在创新链中发挥作用的先后可以排序为：客户→企业→学校→科研机构→政府。客观上看，浙江的创新文化首先是以社会消费者群体的需求作为基础，由社会消费者群体不断创新的消费观所形成的消费文化，一直是企业乃至后续的学校、科研机构和政府跟进创新的直接动因。
浙江在营造自己创新环境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努力克服浙江地区日趋严重的土地资源短缺。各级政府转变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导向就依据了这种客观要求。因此，在未来的15年内浙江将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首先放在了发展能源、水资源、山海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如今，浙江向“三、二、一”产业结构的转变、与上海接轨的基本创新方向，以及在农业向工业发展方面的巨大空间、已经基本完善的公共信息平台、殷实的民间经济与金融基础、根植于中小企业家乃至普通劳动者心中的开拓意识和良好的政府服务体系，构成了浙江更新一轮的创新环境。
2浙江创新文化的不足
（1）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保守的家族制经济观念，它对创新探索及其成果转化的顽固约束以及对创新成本的过分控制，决定了浙江虽然具有很强的“创新转化力”，但“创新压强”较低。当然，“外脑型”的民营企业在“冲击高端”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易变性、间断性、短期性。源于创业股权、技术股权和管理股权的产权关系不能明晰。因此将企业资产与家族资产区分开来，以扭转“企业即家，家即企业”的现状已经成为了必须解决的问题。
（2）吴敬琏教授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对浙江省政府导向中的“重化＋重型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所产生的误区发出了质疑。如果这种质疑成立的话，浙江投放创新力量就可能产生一定的误区，即重新步入了一种具有高投入、高消耗、低就业率等弊病的粗放方式。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发生的同时，浙江已经面临了“业态升级”的关键时期，以往属于早期市场经济的那种“三现交易”（现场、现金、现货交易）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加快推广义乌和绍兴专业市场的成功实践，走向贸易公司为直接的业态升级，完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所说的那种“熟人之间反复进行的地方性人格化交换”向“陌生人中间进行的、由第三方保证合同实施的非人格化交换（即现代市场经济）”。
（3）缺少“大院大所”成为浙江创新文化向高水平发展的瓶颈。尽管浙江省已经制定出“六个一百”的工程规划（即到2007年，建成以100家以上省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100家以上国家级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中心，100家以上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100家以上重点科研机构、100家以上重点科技服务机构、100个以上高校重点学科为核心，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技术市场和科技中介机构为纽带，具有持续、强大、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域创新体系），但是路程将相当艰辛。其中，如何从“薪资引人”转变为“高地引人”，这更是与上海人才环境真正接轨的正确方向，需要具有相当高度与深度的战略眼光。
（4）虽然浙江的“块状经济模式”具有从根本上消除“同构竞争”的基因，但是如何使浙江与上海、江苏之间摆脱“同构竞争”中的“低层次”，已经成为浙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然而，是否能够将浙江“块状经济模式”中那些促进区域经济“和而不同”发展的积极因素移植到长三角更为广阔的地区呢？这更是浙江创新文化最能对整个长三角地区作出贡献的方面。
三上海创新文化的个性
求“强”是当代上海创新文化中最突出的个性，它源于“责任带来的强化”。
（一）上海半官方“条状经济模式”的文化特色
上海自然条件是土地面积小，发展空间有限，原材料与燃料不足，这些成为上海市政府提出“科教兴市”战略的主要依据。依此着眼将上海创新文化的最大特点与世界经济最发达国家美、德两国相比，可见它们共同具有“学—研—产结合体”或“校区—园区—城区联动体”这种按照科技及产业门类分类发展成型的“条状经济模式”。以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园为例，其产业生态链可分四节：纯基础理论研发载体是高校，将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相结合的载体是科研所，将应用技术与工艺用于实践的主体是企业化的研发中心以及创新型生产企业，将应用技术与工艺进行深度与广度扩散的主体是制造型企业。这个发生—发展链勾画出了张江的知识创新流程。在上海，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中间一直进行着循序合作，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活动所筹集的资金中来自企业资金的比例为2407%，排名居全国第二。而上海被公认的“重镇经济”及其所支撑的创新文化就是由许多这种条状“生态链”编织而成。
1“海派精神”是上海创新文化的灵魂
美国的创新文化重视个人价值，鼓励个性张扬，鼓励个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鼓励追新求异，鼓励冒险，鼓励尝试新的东西，鼓励争论，宽容不同的理念、意见和生活方式，宽容失败。美国的创新环境表现在实验室设备更先进、资源共享更好、收入更高、自主性更强、人际关系更简单，这些与上海的“海派文化”十分相像。德国产业界已经联合形成一个“思想大工厂”，以求摆脱自然资源贫乏的劣势而持续富强，这是“将本土创新文化推向世界”战略思维的直接体现，这些与上海“成为中国经济龙头”这种领跑责任意识也十分相近。
作为一个历史积累结果的上海“重镇经济”，今后的发展方向是成为南有亚太最大的金山与奉贤国际化工城，西有嘉定约7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特大汽车城，东有以洋山深水港为中心、标箱吞吐量居世界第二位的世界物流中心以及浦东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以张江为代表的“一区六园”高新技术产业园所构成的中国“龙头经济”或“责任经济”地区。这些长期以来国家政府大投入、大政策重点扶持的直接结果，加上国际港口城市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长三角”其他地区所不可能拥有的。原大中型国有企业云集的上海如今凭借2005年区域综合创新能力居全国第一的优势，在继续保持传统工业的基础上提升现代化的速度与高度也将大大领先于江、浙地区，可见，“重镇经济”就是上海创新文化最肥沃的土壤，它十分自然地蕴含了“将上海创新文化推向全国”的战略理念以及与美国创新精神十分相像的“海派精神”。
上海的创新文化依然以“海派精神”作为灵魂，不仅因为它以“上海能够做强”为底气，更因为上海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思想库”。目前，上海共有两院院士148名，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近万名，不仅数量上大大超过江苏两院院士78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949人，而且在专家和科研院所的密集度上也排在全国第一、二位。这就是上海能够“做强”的最大一份人才资本，也是上海能够获得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小组最新发布的《2004~2005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和创新绩效三方面评比全国第一的主要基础。
因此，各类专业技术创新的理念、思路、产品甚至远景规划在“专家—思想库”的孕育下层出不穷，2005年职务发明专利申请量达27912项，授予量达10381项。这种全国领先研发优势对各类产业发挥了相对超前的导向性作用。然而，必须看到，上海“专家—思想库”对当地“条状经济”乃至全国同类产业发展的领航作用则一直由“海派精神”所支撑。所以，就上海来说，经济发展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科技创新则以“专家—思想库”为支点，而“专家—思想库”能够发挥作用有赖于“海派精神”，这就是上海创新文化的一条逻辑链。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海派精神”就是上海创新文化的灵魂。
2上海“龙头经济”的文化根底
上海作为国际贸易金融中心、全国原创型和吸收型技术转化基地、全国重化重工业重镇，伴随国际口岸经济和世界领先的会展经济蓬勃发展，渐渐形成了对外具有强烈辐射力、按产业条状分类的“条状经济模式”，即形成了“有头有尾”而不是“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的条条产业巨龙。与之相比，“长三角”其他地区发展某些产业却只具备某些“龙腹”甚至“龙尾”的条件。其中原因就是它们的创新文化中缺乏像上海那样高压强的“专家—思想库”及其许多极为珍贵的“原创点”。
目前，由“条状经济模式”产生的上海“龙头经济”反映了上海创新文化的一大特色，上海已经做成了引领全国经济发展与创新的“龙头经济”，其中“专家—思想库”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本质上看，“专家—思想库”就是“龙头经济”中“龙头”的精髓和灵魂，它牵引着产业巨龙不仅按照产业的条状向沪上各行业分布开来，而且将长三角地区的相关企业一并“编入”。所以，上海的创新文化并不仅仅是吸收消化型的，更是对外开放推动型的。在潜移默化之中，海纳百川的“海派精神”将这种“龙头经济”渐渐演绎成为一种意义更为宽泛的、上海特有的文化模式，即它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收外来智慧，另一方面也无私地向整个社会付出和奉献。这就是为什么上海的“龙头经济”能够在全国越来越多的产业巨龙中始终成为“龙头聚首”之高地的主要原因。如今，上海传统“海派精神”已经被充实了现代意义和功能，它从“吸收消化”升级到“转化衍生”，再进一步发展到“成熟推出”，已经真正跳出了传统“海派精神”那种“纳而不吐”的局限性。
支撑“龙头经济”的这种“新海派精神”当然直接得益于上海市政府服务型、开放型的创新导向，上海本地创新活动、成果及其转化扩散，一直受到政府的鼓励扶持以及政策激励。今年初，上海市政府更是以“2006年1号文件”发布了《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了以“应用为导向的自主创新”作为今后一段时期上海科技发展的基本思路，同时提出了以“引领工程”为重点的技术创新任务，加快战略产品研发和重大示范工程的建设，同时加强以促进“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为责任的创新体系建设。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李逸平指出：“技术成果转化是整个技术创新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是研发成功的标志，又是走向产业化的起点。面向‘十一五’，我们贯彻‘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坚持‘以应用为导向自主创新’的发展策略，就必须进一步强化技术成果转化工作，从而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因此，政府将全力推进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运用新的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建立高效的成果转化服务模式，健全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制度，不断提高成果转化公共服务的水平。”根据这一思路，上海近期将重点推进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建设与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其他子系统互通和互动的技术转移服务系统。二是构建由监管层、交易层、经纪层组成的技术交易系统。三是联合教育等其他主管部门，充分利用高校的资源，建立面向重点产业服务的技术转移平台。四是进一步完善孵化器网络功能建设。由此逐步建成贯通研发、产业化、投融资等成果转化环节的一门式服务与整体性解决通道。上海“十一五”规划中已经写入相应的配套措施。比如：浦东新区科技投入将达100亿元，引导全社会研发投入500亿元，以聚焦张江、聚焦自主创新企业、聚焦人才为战略重点，将浦东建成上海自主创新示范引领区。新区将实现“三个领先”和“三大跨越”。即实现体制机制创新、领军人才培育、创业风险投资集聚的“三个领先”；以及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创造、自主创新企业涌现的“三大跨越”。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建设服务型政府，新区财政科技投入增幅将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平均每年投入达20亿元。在人才集聚上，每年将安排1000万元奖励在自主创新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实施“人才安居”工程，规划建设约100万平方米人才公寓，提供人才住房资助；设立“专项教育基金”，用于自主创新等方面人才的子女就学。在创业风险投资集聚上，新区财政将投入10亿元，联动各级政府投入，形成总规模20亿元的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并发挥引导基金集聚社会投资的作用，形成总规模达200亿元的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跨越，要形成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新药创制集群和软件出口基地。到2010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要达到300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率达到50%以上，科技进步率超过65%。到2010年，引进和建设60家左右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独立研发中心，120家左右大型企业研发机构。到2010年，培育“科技小巨人”达标企业100家，产值或销售额10亿元以上的自主创新企业10家以上。未来五年，浦东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和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还将建成自主创新的“六大体系”：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化体系；共享、高效的创新公共服务体系；符合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创造及保护体系；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创新人文环境体系。浦东新区目前已经被批准为国家“火炬创新试验城区”，成为上海第一个国家知识产权的试点园区。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府在推进成果转化中除了运用好相关政策手段外，还积极为成果转化提供公共基础条件，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制度，充分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使成果转化活动成为在政府主导下、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基础和逻辑起点、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社会组织为服务中介的互动过程。作为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十个重要子系统之一，“成果转化服务子系统”的建设将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以优化上海地区的创新创业环境、促进成果转化工作中的信息互通与资源共享、使各个环节连成一体，从而加快本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进程。
因此，上海“龙头经济”其文化根底的基本结构便可以十分清晰地表现为“以政府规划为导向＋以科研开发为龙头＋以社会服务为辅翼”这种半官方支持性质的清晰画面，这与浙江基本上属于民间性质的创新文化特色以及江苏基本上属于官方主导的创新文化特色形成对比，同时也是上海已经初步完成产业结构从传统的“二三一”向现代的“三二一”转化的显著标志。
3从业态看上海创新文化的普遍性特点
上海市政府对创新文化的基本导向实际上立足于国际化“海口经济”这个高地。目前，上海与世界在经济与文化上的直通居中国之首。这种由地缘经济优势所自然成就的那种具有高度“集约性、吸收转化性、辐射性”的基本业态大大刺激了上海地区创新活动的自主原创性。与此同时，具有越来越复杂、高附加值与高精尖、强集约与大优化等特点的大宗产品结构，从传统的集合化、集团化、规模化向专业细化、跨地区协同、全球化方向转变的产业结构，都将上海已经基本集约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推入向外辐射与拓展的道路，从而将上海真正从“传统市场经济”推入了“现代市场经济”。
应当说，“海口经济”是“重镇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因此，上海地区的创新活动都将面临“开口子”的普遍性问题，这类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加大吞吐量”。目前，上海的基本业态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不断深化、再深化的压力，另一种更大的压力——“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相关产业都在向上海龙头经济“讨要”。这种“海口的压力”已经直扑上海。当这些压力在海口聚集，就会迅速地涌起高高的海潮来，如果上海的“龙头经济”不能随之升得更高，那么只能被冲垮、被卷走。
所以，如今上海地区在这种压力下必然而且十分自然地形成了一种“责任经济”的基本业态，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科研与生产其原始出发点以及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对“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同行业负起领跑的历史责任，让“上海老大哥”的称谓赋予新时代内容，让“东方明珠”辐射出绚烂光芒。这就是目前上海创新文化发展中最激动人心的力量和动力所在。
目前，上海的基本业态已经开始从“重镇经济”所不断追求的那种经济实体性向创新产业所追求的思想创意性转变。如果站在某一个枝节上看，这种转变并不为人注意。但是，宏观地、历史地俯览上海，人们可以发现它从来就是中国人才、知识与创意性智慧最为集中的地区。然而，由于上海地区大量的创意一经生成便被大学等学术机构迅速地“理论化”，然后又被迅速移植或转让给生产企业，因此富于原创性的“专家—思想库”只能始终处于“创意阶段”，并没有产生意识或形成习惯，首先将自己的创意进一步从院校的理论化过程中拉出来，重新进行一次加工，成为可以进入市场交换的“思想产品”或“创意产品”。就上海业态的最基本特点来看，这也许就是与美国“硅谷文化”以及德国“实验室文化”之间的最大差距所在。
如今，上海绝大部分的创意依然是个人化、局部化地分散于科学家的大脑，没能“成品化”的创意和创新已经显得在进入现代的商品化市场方面力不从心，为数众多有失规范的技术交易往往仅局限于“技术入股”的初级形式。因为技术入股存在着一种极为复杂、极耗精力的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不断协调，它们抑制了“专家—思想库”的创意锐度与创新热情，专家的注意力被入股企业内部利益的分割所局限，以至于“专家—思想库”的创意精力被转移，他们的创新压强被减弱。因为创意与创新未能进一步产业化，尤其未能让专家去“自主”这些产业化，因此，上海地区虽然拥有众多领先于全国乃至世界的创意与创新，但呈现出来的也仅仅是成果而不是商品。因此，上海的创新往往只适合在本地吸收、消化与转化，经过本地企业对“专家—思想库”成果进行初级转化，人们所能够见到的往往只是一般包装后的产品，它们并没有能够真正地增加上海向“长三角”乃至全国同类产业发展的辐射力度。
上述就是上海基本业态，一方面因为拥有大量“专家—思想库”的创源而具有“强产品辐射力”，另一方面因为创意产业高地的缺失或缺建造成“弱思想辐射力”所形成的一个深刻的悖论和瓶颈。所以，站在“海口经济”的口岸面临市场浪潮，上海不仅需要龙头经济产品高地，更需要创意产业的高地。这对于继续强化“海口经济＋重镇经济”的稳重性和向外辐射性具有主要的现实意义。
（二）上海创新文化的结构特点与不足
1上海创新文化的内在结构特点
本文所考察的创新文化内在结构主要包括创新文化的逻辑起点、创新目标及创新文化表达式、创新主体排序和创新环境。
上海创新文化的逻辑起点也许是全国最高的，即“成为领跑全国、承担参与国际竞争的历史使命的龙头城市”这种“做强”的基本意识。从这样一个十分特殊的逻辑起点出发，上海创新活动便具有一个极具个性、独具条件的创新目标及创新文化表达式。这个目标就是“瞄准香港”，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所说：“香港在近年的发展中，充分发挥了它作为打包者（packager)和整合者（integrator)、外来投资者、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以及内地经济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推动者的作用。上海首先应在长三角地区发挥自己作为打包者和整合者、投资者、跨国公司和地区公司总部所在地，以及地区经济现代化、国际化的推动者的作用。”
香港作为一个已经成熟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它的基础并非制造业，而是高层次的服务业。正如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陈维所说：“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主要是一个高地概念，首先是一个世界重要的市场高地，而市场高地的核心内涵在于它必须是一个高层次的服务高地，而服务高地的形成有赖于现代化大都市具有强有力的服务功能。”按照这种“高地标准”，上海创新文化的表达式则可以描述为：建设具有引领作用的国际化大都市（即所谓世界城市）＝与跨国公司高端技术压制形成对比的低端中国制造转向自主原创的高端中国创造＋制造型城市转向或回归于服务型城市＋国际化会展经济的高地对市场和服务优化复合＋龙头经济对全国产业的引领＋政府务实高效的服务导向。
目前，上海建设以“四个中心”（国际航运、金融、贸易和经济中心）为具体内容的世界城市，已经具备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经济条件与社会人文条件。但是，条件上的满足将进一步刺激功能上的跃升。因此，上述表达式的主线即上海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就可以归结为“城市功能跃升”，如陈维先生所说：“在服务方向上从服务国内跃升到服务国际，在服务内容上从产品服务跃升到功能服务，在服务能级上从低端服务跃升到高端服务，在服务目的上从一般辐射跃升到发展引领。”与这些“跃升”相配套，上海市政府也将努力从传统的政府管理向现代的政府治理转型，并在技术层面充分运用“电子政务”等国际先进手段。
由于上海地区充满活力的创新力量始终贯通于如上所述的“生态链”中，因此，对上海创新主体秩序的描绘也就不免表现出这样一种“高地意识”，即：“研发高低→转化高地→产业高地→服务高地”。与此对应，上海地区的创新主体按其在创新链中发挥作用的先后可以排序为：院校→科研所→企业→政府。客观上看，上海的创新文化首先是以产业进步作为基础，而产业链前端或顶端那些具有方向性的产业需求所形成的业态文化，不仅是“专家—思想库”创意的源泉，也给予了“专家—思想库”一种领跑“长三角”乃至全国后发地区的强烈的责任压力和创新动力。
2上海创新文化的主要不足
（1）“大城市沙文主义”会导致过分自负与排外，强转化力所产生的经济过热及其泡沫强化了上海社会各阶层中存在的这类心理，这些都是上海进一步建设创新文化中不小的阻力。
（2）由于地域的限制，上海目前的发展已经受到仅6300多平方公里陆域范围的限制，所以需要更加精心地谋略。除了珍惜土地和发展滩涂外，向外省租地也不失为良策。但是，上海如何与“长三角”其他地区在传统文化观念上进一步磨合，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艰巨过程。
四江苏创新文化的个性
“求变”是当代江苏创新文化中最突出的个性，它源于“开放带来的变化”。
（一）江苏官方“开放经济模式”的文化特色
江苏富于长江文化、运河文化和十朝故都文化的历史积淀，大部分城市择江河湖而建，“对外开放的交流”与“小富即安的宁静”共同形成了一种江苏特有的传统文化氛围，深深地影响了江苏人的生存与发展观念。江苏的创新文化就植根于这种文化氛围之中，各级政府对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主导作用如同开河开渠，引流入江。
如今，江苏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苏北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创新观念和实践方式上已经向苏南及上海地区趋近，城市化的步伐也越来越快，而苏南地区小富即安的宁静也已被打破，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发展方式的“转型经济”——“苏南模式”渐渐普及，2005年对外贸易额超过上海、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二位。因此呈现出一种与法国“跨区域合作”相类似的“园区经济模式”。
法国创新文化的个性化特征突出地表现为法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寻求科技界和企业界之间的广泛合作。从表面上看，法国强化“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建设”的一系列创新合作举措，首先意在通过法国的倡议和带动逐步营造出一种“大欧洲”的创新文化氛围。其实，在其背后，法国希望实现的是第二步，即法国一贯坚持一种默默无闻的“经济爱国主义精神”——通过某些系列化的国际性科学创新开发项目合作使法国成为一只“领头羊”，由此提升法国在国际科学空间的领先地位、领导地位及其影响力。这一点才是法国展开新一轮创新文化建设中的一个最为重要、却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核心理念和文化个性所在。
回顾江苏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特点，“开放经济”营造出了与上述法国方式第一步相似的“大江南”创新文化氛围，但第二步却需要进一步努力，“经济爱国主义精神”是否已经被浓缩在了各地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内？是否能够进一步焕发出创新的激情、产生创新的事业？这些都是新江苏建设以及江苏创新文化建设的新课题。
1“外向经济”是江苏创文化的土壤
“长三角”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其改革开放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近年来聚集了近百个工业产值超过100亿的产业园区和数千家巨型企业，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主要集聚地区之一。其中，江苏一直作为全国FDI项目最集中、投资最大的地区，成为一个“世界大工厂”。至2004年末，江苏省FDI项目累计23071个，其中一共开办了总投资额超3000万美元的外资项目超过1000个，超１亿美元的项目超过200个，合同利用外资总值已经超过1500亿美元，实际投资累计49405亿美元，解决就业10204万人。江苏地区为引办“三资”企业营造了苏州工业园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锡新区、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张家港保税区、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12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良好的投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强劲发展。这就是江苏创新文化的土壤。
目前，江苏已经面临“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力求自主创新这种创新性文化时代要求的巨大压力，从初级层面的对外加工合作向自主创新发展的高级阶段的转向已经迫在眉睫。FDI引入的西方企业管理、市场经营理念以及西方文化概念虽然已经融入了江苏地方文化，但西方先进技术却一直被外商收藏在国外，高耗高污、低端低附加值的半成品却大量流入江苏。因此，面对FDI获得土地、税收、能源等多方面优惠的“非国民待遇”对内资企业的强力挤压，如何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理念发展自主创新、努力摆脱江苏内资企业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并由此造成的博弈机制缺失，将成为江苏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创新的基本方向，这也是江苏地区创新文化将主要依赖政府主导的客观依据。
2江苏“外向经济”的文化根底
地处长江与大运河流域的江苏传统文化具有“交流”的特性，过去体现在江苏轻工业以及民间工艺品的对外流通上，如今外向型经济提升了江苏制造业的规模，开发了江苏“通产”、“通商”、“通利”的崭新渠道。虽然已经出现“劳力南流、人才东流、技术回流、利润外流”的负面景象，江苏传统文化的流动性却迅速增大。由于宁沪线沿江地理经济的串联性，一种“长江经济模式”正在渐渐形成：以往地区性投资相对集中所形成的“高新技术开发园区经济”实际上是缺乏自由交换市场的，加工性及代工性的外单生产已经尽可能地通过“配套服务”方式将周边民营中小企业“归化”，不论这究竟是喜是忧，它们已经渐渐显露出了对江苏自主产业创新发展力的一种压制、限制和腐蚀。尽管外来文化与经营理念的优势曾经是江苏企业发展的外在动力，但在自主创新问题上它们大都起到了负面作用。
如今，江苏主要城市的众多的外商投资开发区实际上渐渐变成了与自主创新并没有什么关系的“飞地”，但那里却用高工资、好位子、优条件网罗了江苏地区最优秀的人才，占有了江苏最好的创新资源。这是对江苏创新文化建设向前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究其文化根底，江苏传统文化中值得骄傲的“流动性”却在FDI的激流中形成了一个个奇怪的漩涡：不仅最好的土地、原材料、市场、政策和人才等资源都被吸入其中，而且江苏人的创新意识也被这种“虚浮的安逸”磨灭。这并不是骇人听闻的事件，而是一种江苏与外商在创新资源战场上首战失利的现实，其结果是：留下在政策待遇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民、私企业，通过自主创新的微薄力量与充分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资企业展开竞争，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江苏创新文化建设目前所面临的负面压力要远远大于正面的动力。“外向经济”能够根生于江苏，其文化根底就是苏南“小富即安”的传统文化风尚及其衍生的“拿来主义”。然而，江苏地区越来越多的高级人才“安于外企”，不仅是安错了方位，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从基础层面自毁了江苏自主创新的长城。如今，由于外资回落，加上有识之士的不断自觉以及内资企业股权改制的初步成功，不少原外企高级人才陆续重返内企，以致出现了一种以民营自主高新技术为核心推动力，以制造与服务“双轮驱动”和“房东经济”为主要特色的“新苏南现象”。它的出现，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对粗放式“外向经济”所进行的重点突破，它更为深刻的意义还在于使江苏意识到必须对“小富即安”的传统文化心态也进行突破。
在江苏省政府“强省才能富民”、“全国率先进步”的基本理念引导下，苏北已经发生了农业转向工业、农村转向城市、发展追赶苏南的历史性转变。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金和产业已经向城市集聚，“小富即安”的江南传统文化风尚也已经向开拓创新的现代城市风格转变，与苏南生活方式同步的是：苏南的创新文化也具有一种“趋沪性”。
可见，尽管“外向经济”的文化根底是苏南“小富即安”的传统文化风尚及其衍生的“拿来主义”，但江苏“外向经济”发展毕竟还是政府主导的直接结果，因此，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关口如何深入进行江苏创新文化建设，首先需要政府的主导。
3从业态看江苏创新文化的普遍性特点
江苏省政府对创新文化的基本导向实际上立足于“外向经济”的现代化转变。由于“百流汇成江河”无形之中成为江苏发展的文化理念，江苏基本业态表现为星罗棋布的中小企业紧密地围绕着为高新技术开发区主导产业配套而生存，因此就创新文化来看，一方面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外资企业本身就缺乏创新性，另一方面如果江苏地区的基本业态不能形成如江河一般流畅的自主创新产业链，而是陷入众多的“外企漩涡”，那么结果就是非常可悲的，它起码会因为过高的吸收性、被动性、移植性、附和性相叠加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弱原创性。
基于“境外资本”作为经济基础的企业往往在企业文化上会脱离它的母企业集团，项目化生产的各自独立与分离将造成“母子协同关系”最弱的一种企业结构，外资方极端平面化的厂点管理往往造成江苏不同地区的产业低级重复同构，外商企业使高额利润流向境外，对江苏金融市场、产品市场、人才市场进行瓜分与争夺，对紧张的能源和资源进行低价消耗，“超国民待遇”对民族经济发生冲击与压制，目前江苏这些“外向经济”基本业态中的负面因素都将成为今后江苏创新活动以及创新文化建设中的不可避免的巨大代价。
因为受到“世界工厂”那种针对基本粗放式的消费品所进行的OEM、ODM生产方式影响，江苏大宗产品的结构大有简单化、低附加值、低档次的趋向，因此，江苏创新文化的聚焦点除了激发中小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更应当是如何充分利用江苏“外向经济”的优势、使江苏转变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技术市场。因此，江苏目前的产业状态正处在一个从“传统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中间过程，即“技术市场膨胀区”。
根据江苏的基本业态可以做出这样一种基本判断：由外向经济、转型经济、“诸侯经济”等多重因素所决定，由“园区经济”支撑江苏经济发展对于未来创新文化的建设，依然存在必须突破的那种封闭性与自我保护性的瓶颈。
（二）江苏创新文化的结构特点与不足
1江苏创新文化的内在结构特点
本文所考察的创新文化内在结构主要包括创新文化的逻辑起点、创新目标及创新文化表达式、创新主体排序和创新环境。
如前所说，江苏创新文化的逻辑起点应当是“通过转型实现整体提升”这种基本理念。因此，江苏的创新目标就区别于浙江以上海为目标、上海以香港为目标这种“具象式”，而是一种对旧模式的“突破性转变”，即通过对自我的“否定之否定”去否定外资优势，这就要求江苏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内向性自我完善与内在品质飞跃，同时它需要将以往外向性的视角转变成为内向性视角，在对外联合之后最终实现法国式的“领先”。
根据江苏“两个率先”（小康社会与基本现代化）和“五大江苏”（江苏构建和谐社会的“五大载体”——法治江苏、平安江苏、文化江苏、诚信江苏、绿色江苏）的近期奋斗目标，以及上述“外向经济”的特点，江苏创新文化表达式可描述为：突破性转变＝政府的政策主导与经营城市＋强化民族工业的自主创新＋苏北、苏中、苏南的一体化建设＋以技术服务市场为特点的后工业化经济建设。用大白话说，就是江苏的创新文化其着力点应当放在“练内功”上，这是长期过于强调对外开放所忽略的方面。因此，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对内开放首先就是一个观念上最大的转变、最大的创新。
所以，目前江苏创新事业及其创新文化的发展主要还要依靠政府的主导。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关系，创新主体的作用大小排序则是：各级政府的主导→内资企业的创新→科研院校的扶持→技术市场的交流。因此，江苏地区的创新主体按其在创新链中发挥作用的先后可以排序为：政府院校→企业→科研所→市场实体。所以，客观上看，江苏创新文化首先是以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基础的。
江苏在营造自己的创新环境中存在一个必须解决的矛盾问题，这就是政府主导如何与创新资源相适应，反过来说，就是江苏的高校、人才、外资和投资环境等资源优势如何通过政策机制得到“串活”。应当看到，仅就人才优势而言，尽管目前江苏共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4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86个、普通高校115所、各类人才规模总量达到390多万，超过上海市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5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8个、普通高等院校50所、各类科技人员3817万人、人才资源规模总量135万人，但是，每万人科技活动人员却是上海最多、浙江增长最快，而且一方面高端人才不及上海，另一方面江苏城市众多，各类技术创新人才分散，加之地方性的“诸侯经济”对人才与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在创新文化中这种人才分布的结构特点往往造成分布于不同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外的创新活动“压强不足”。这就是江苏在创新实践中“大而不强”的现实。
2江苏创新文化的主要不足
（1）江南的富裕生活滋生出江苏人“小富、小安、小康、小稳”这种“不求大、不求强”的社会普遍心态，淡化了创新活动的动力，同时提出富裕与创新之间如何实现和谐一致性的课题。
（2）苏北如何与苏南同步进入长三角经济圈？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苏北是否应当走“先富裕后创新”的路子呢？笔者认为，目前苏北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基础尚未达到能够承受巨大的“创新代价”的基本条件，过急、过早、不按条件、全方位地开展苏北地区的创新活动，将不免形成导致腐败、浪费、盲目、内耗甚至对各种资源的恶性竞争等现象的负面环境。承认苏南与苏北之间的发展差距，这是江苏全面协调地建设创新文化、提高创新能力的基本前提。
（3）江苏面临国内比较突出的“改制企业后遗症”，即“百万富翁胡润排行榜第一”与“失业人数全国最大比例”这种悖论性的现实，全社会的创新活动其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恐怕将成为“就业创新”应当回答的基本问题吧。
五结语
上述对“长三角”三地创新文化个性的描述与比较还十分浅显，更为深入的工作需要专门课题支持，也需要创新实践的不断跟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创新共性。其中，风险投资市场化不仅是创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创新实践的客观监理机制，这种积极的机制值得引入“长三角”。而政府政策、产业分布、各级市场、人才交流等诸多方面逐步实现联动也是“长三角”地区共同提升创新水平、共建健康的创新文化的基本要求。围绕“长三角”地区建成“三个中心一个区域”（全国经济中心、国际先进的制造中心和东北亚国际物流枢纽中心，世界城市的密集区和国际宜居地区）这个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今后“长三角”的创新文化建设还必须注意不仅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更要对已经慢慢退化及消失的“江南鱼米之乡”进行恢复性的创新建设。因此，如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营造更为积极的创新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课题。
（江浙沪创新文化的个性比较余日昌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