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革开放后新疆面临新的严峻形势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制定的新时期民族工作任务的重点在两方面：一是团结各族人民，充分调动各民族群众的积极性，为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二是大力帮助各民族发展经济、文化，进一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围绕这个总任务，解放思想，打破民族工作禁区，开展了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纠正冤假错案等项工作。自治区人民政府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认真落实各项民族政策，坚持把民族团结工作放在首位。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民族政策，集中解决了一批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通过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除了信教群众的思想束缚。通过开展对民族聚居区重点扶贫的工作，提高了当地人民生活的水平。通过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共同自治的权利。上述各项拨乱反正的工作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部分民族群众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出现了较大的差距；而政治环境的宽松，使得宗教不断“升温”；而实行对外开放，又使那些长期寄居国外的分裂势力找到了进行渗透的机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些基层组织陷入瘫痪或疏于管理；加之苏联解体前夕，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偏激与宗教复兴思潮对新疆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些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得这一时期新疆社会稳定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另一方面，新疆仍然残存着分裂主义思想。尽管20世纪50年代平息新疆伊犁和南疆局部地区分裂暴乱，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后对里通外国分子的清理，使新疆分裂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此后新疆得以保持大约10年没有大的分裂活动出现，但限于20世纪50～70年代特定的历史大环境，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分裂思潮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错位认识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特别是没有对部分民族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中存在的一些“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进行认真的清理，也没有在群众中公开进行反分裂斗争的教育，在这种背景下，一度蛰伏的分裂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又沉渣泛起，得以复燃和蔓延，进而借端煽动民族偏激情绪和宗教狂热，组织分裂政党，制造分裂事件。

　　2.破获分裂政党与平息分裂暴乱

　　1981年3月26日，伽师县回乡知识青年艾山·司马义等9人抱经宣誓，成立“东突厥斯坦燎原党”，下设“民族人民解放阵线”、“经济事务委员会”、“组织事务委员会”、“经委检查委员会”等机构。会议通过的该党的纲领是“建立‘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规定该党的当前任务是：“组织武装力量，用伊斯兰的武装力量向‘卡甫尔’（指导教徒）、帝国主义宣战。”该党还制定了党的纪律，设计了党旗、印章等。该党成立仅两个月，便召开了6次“常委会”，发展党员139人。在其148名党员中，中小学生58人，回乡知识青年和青年农民60人；15～20岁之间的占85％，年龄最大的29岁。就是这样一个分裂政党，策划了20世纪80年代新疆第一起也是唯一一起分裂暴乱。

　　1981年5月26日晚，经过精心策划，“东突厥斯坦燎原党”头目艾山·司马义、达吾提·沙吾提纠集党徒150多人，分三路窜向伽师县武装部民兵武器库，共抢走各类枪支152枝及各类弹药、手榴弹等。县武器库保管员阿木提江的妻子凯麦古丽获悉暴徒抢劫武器要攻打县城的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赤脚奔跑7公里，向县武装部做了报告。当这伙暴徒回头要攻打伽师县城时，发现城内已有准备，便聚集在城外3公里处的一片树林中，公然打出了“东突厥斯坦燎原党”和“民族人民解放军阵线”旗号，自称为“圣战者队伍”。当地公安和驻军迅速包围了武装暴徒，并展开了强大的攻心瓦解工作，暴乱队伍中的青年人纷纷放下武器自首，最终暴乱分子全部缴投降。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查获“东突厥斯坦燎原党”。经核实犯罪事实，依法惩处13人。

　　3.南疆局部地区的分裂性骚乱事件

　　20世纪70年代末，南疆局部地区社会出现了民族情绪趋于偏激、宗教氛围呈现狂热的不正常现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在分裂势力的蛊惑下，一些地区相继发生了分裂性的政治骚乱，较大的事件有3起。

　　从上表可见20世纪80年代初南疆地区发生的3起分裂骚乱有以下特点：

　　（1）三起骚乱虽均有诱发因素，但每起事件都爆发得快、被裹肋和蒙蔽的参与者多、打出的分裂旗帜鲜明、持续的时间较长，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造成恶劣的影响。

　　（2）三起骚乱所提出的主要政治口号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及五六十年代分裂分子的口号一脉相承，仍然是“赶走汉人”，建立“伊斯兰国”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可见骚乱的背后隐藏着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分裂主义“黑线”。

　　（3）骚乱成员的低龄化。骚乱的组织者、骨干及参与者绝大多数是青年人，其中不少是私办经文学校培养出来的“塔里甫”，他们多在骚乱中充当打头阵的角色。这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观和爱国主义教育及有关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薄弱，其负面影响已经在部分青年人中显现出来。

　　（4）带偏激的宗教狂热情绪。叶城“1·13”骚乱中，少数暴徒煽动：“为了宗教，一切按胡大（即圣人穆罕默德）的指示办，把伊斯兰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四处散发《告穆斯林同胞书》，狂呼：“上街游行就是圣战。为宗教而死是英雄，是殉教者，最光荣，死后就会上天国！穆斯林同胞跟我们去县委，不去的人就不是穆斯林。”喀什“10·30”事件中，组织者也狂呼：“10月份是圣战月，死为殉教者，生为英雄。”竭力煽动宗教狂热。

　　在审理喀什“10·30”分裂骚乱中，清查出分裂组织“中亚细亚维吾尔斯坦青年星火党”。该党于1981年9月26日在喀什市正式建立，并选举了主席、副主席，进行了宣誓。其宗旨是推翻现政府，为建立维吾尔族“独立、自主”的国家而奋斗。该党甫经建立，即遇到“10·30”事件。其领导人很快接手，实行组织、宣传、四处张贴蛊惑分裂的传单，竭力扩大事态，成为事件的主谋。该党利用青年知识尔缺和易于冲动的弱点，在骚乱中大搞打砸抢，甚至在骚乱中夺取枪支，企图使骚乱转向武装暴乱。经查“中亚细亚维吾尔斯坦青年星火党”共由15人组成，全部为19岁以下的青少年，再次印证了十年动乱中在青少年教育方面的失误。

　　4.乌鲁木齐的分裂性骚乱事件

　　乌鲁木齐市为新疆首府，历史上和新疆解放以来政治形势一直比较稳定。改革开放后，蛰伏的分裂分子利用宽松的政治环境蠢蠢欲动，但他们采取了暗中操纵的手段，利用部分民族学生在前台“表演”。20世纪80年代后期乌鲁木齐发生的3起分裂性政治骚乱，除1989年“5·19”骚乱与内地闹事有关，主要是社会闲散人员和部分伊斯兰经学院学生参与外，其余两起均是有组织的民族大学生非法游行闹事。这种利用学生，采取相对“合法手段”的分裂活动有别于南疆地区的打砸抢骚乱，对群众的欺骗、蒙蔽及潜在的危害也大于南疆。闹事的学生进行了串联，甚至到人民解放军乌鲁木齐陆军学校的民族学生中蛊惑闹事。在骚乱中，学生们除了呼喊分裂口号外，还大肆攻击国家的基本国策和大政方针。这两起发生在首府的骚乱事件对这一时期维持新疆稳定的全局工作带来冲击，阿图什、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连续出现鼓吹分裂、声援乌鲁木齐的传单和标语。1989年的“5·19”骚乱事件与前两起有所区别，这是以街头无业游民等社会闲散人员为主发动的一起打砸抢骚乱，是自新中成立国以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新疆首府发生的骚乱。数百暴徒冲进自治区党委机关大打出手，虽然事态很快平息，但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

　　然而，新疆毕竟已解放30多年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在各民族群众中已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当80年代分裂思潮沉渣泛起，敌对分子利用武装暴乱、政治骚乱公开实行分裂破坏活动时，引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愤慨和坚决反对。南疆的民族老百姓说：“现在党放宽了农村政策，搞了多种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我们刚开始过上好日子，就要富起了，这帮坏人一闹，影响了生产，我们坚决反对。”宗教界人士讲：“现在党落实了民族宗教政策，我们很满意，这帮家伙闹事，不但影响社会安定，而且给我们宗教界造成不好的影响。”各民族干部和群众自觉地同暴徒和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暴乱、骚乱，反对打砸抢犯罪，反对反汉排汉和所谓的“圣战”，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他们当面对参与骚乱的大学生说：“新疆这些年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和进步，哪一点能离开国家的支持，哪一点能离开汉族同志的帮助？新疆的干部，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党的干部，新疆是社会主义祖国的新疆，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新疆，为什么老是这样分这个民族那个民族的。你们这样闹对不起党和国这有的培养教育，也对不起苦口婆心教育你们的汉族老师。”所以，20世纪80年代尽管新疆面临复杂的反分裂斗争形势，尽管发生了分裂暴乱和多起分裂骚乱，但并未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局，新疆的社会经济仍然在稳步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