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突厥斯坦历史》的流毒

　　参与制造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政权的穆罕默德·伊敏外逃后，于20世纪40年代初在境外出版了一部名为《东突劂斯坦历史》的书。这位出身宗教世家、曾担任过“教师”的作者站在“泛伊斯兰义义”、“泛突厥主义”的立场上，通过杜撰和篡改历史的手法，竭力从理论上和新疆历史的发展中为分裂主义寻找所谓的“依据”，编造“东突厥斯坦独立论”的分裂思想体系。

　　首先，《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从“泛突厥主义”立场出发，把历史上生活在中国北方、西域地方的所有民族，包括操突厥语言和非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都纳入“突厥族”。把历史上这些民族的文化都说成是“突厥文化”，把历史上这些民族建立的政权都称之为“突厥国家”。其次是任意抬高和夸大历史上“突厥民族”的地位，声称突厥人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把于公元552年建国、744年灭亡的东突厥第二汗国和只存在了200多年的突厥民族联合体杜撰为距今1.1万年的民族（比古代埃及还要“早5 000年”），在9 000年前就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第三是编造“东突厥斯坦自古即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名、文化最早发展的一个国家”的谎言，认为早在匈奴帝国兴起以前，“东突厥斯坦”就存在着“维吾尔国家”。第四是否认自汉以来新疆就纳入中国中原王朝管辖的历史事实，声称汉代“中国皇帝任张骞为东突厥斯坦总督，……占领东突厥斯坦的年限为49年”。第五是否认连续民族历史的主流，把历史上中原与连续民族的关系描绘成汉族和边疆民族相互仇视和征战不休的历史。声称“中国原是东突厥斯坦民族三千年的敌国”，清政府在新疆的治理是“中国人实行同化政策，务使整个突厥斯坦灭种于世界，是并吞‘东突厥斯坦’为中国之一省的阴谋、企图与毒辣手段。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中国民族仇视‘东突厥斯坦’人民心理”。最后是蛊惑民族搞分裂，要“抱定决心，抗战到底，视死如归，光荣牺牲”。

　　所以，《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实际上是一部在新疆鼓吹和移植“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代表作，汇集了历史上分裂主义的政治观、民族观、宗教观之大成，并将其笨理化、理论化和系统化。由此形成分裂主义的思想体系，成为分裂势力的“思想和精神支柱”。

　　就是这样一册任意歪曲、篡改和编造新疆历史的书籍，1940年在境外出版后，四下流传。1949年新疆解放后，《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仍在暗中流传。1987年，在安卡拉又出版了增补本。境外分裂组织刊物《东突厥斯坦之声》又对该书进行了连篇转载，并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新疆。

　　2.《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政治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分裂势力在频繁地制造政治骚乱的同时，也力图从意识形态方面打开缺口。他们或公开利用学校、讲坛、各种出版物和期刊报纸，或暗中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和音像制品，传播曙蛊惑分裂思想意识。1986年10月至1989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干部吐尔贡·阿勒玛斯公开出版了《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史》三本书（以下简称“三本书记”）。与20世纪40年代初在境外出版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一样，“三本书”站在“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立场上，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以否曲、杜撰和篡改历史的手法，散布了诸多破坏祖国统一、损害民族团结的错误观点，搞乱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尤其使一些对历史情况知之甚少、涉世不深的青年人深受其害，他们争相传阅“三本书”，四处扩散书中的错误观点。境外一些组织机构也着手翻译“三本书”，并以此作为煽动和宣传分裂主义思潮的又一“典范读本”。综观“三本书”的基本内容，与《东突厥斯坦历史》大致趋同，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的翻版。

　　与《东突厥斯坦历史》一样，“三本书”的要害是宣扬分裂主义。作者否认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事实，称历史上维吾尔族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民族；古代维吾尔族和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建立的政权，都是于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为了进一步制造混乱，作者从匈奴等于突厥、突厥的等于维吾尔的所谓民族溯源出发，将古代欧洲历史上的阿提拉匈奴帝国（公元4世纪至5世纪中期）、古代中亚历史上的（本字无法显示：“口”＋“厌”）帝国（公元5世纪初至6世纪70年代，又称“白匈奴帝国”）、古代南亚和西亚一带的伽色尼王朝（公元962～1186年）、位于今阿富汗及周围地区、古代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王朝（公元1081～1302年）、古代中亚花剌子模王国（公元1194～1220年）等这些与古代维吾尔人并没有什么关系的帝国或王国，与回纥汗国、喀喇汗朝混在一起，凭空杜撰说这些都是维吾尔人历史上建立的一系列“伟大的、强有力的、富有的、文明的国家”，并以此作为维吾尔自古以来就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依据”。

　　其次，如同《东突厥斯坦历史》一样，“三本书”无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日益接近、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主流，将中国的民族关系史歪曲成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战争史，特别是竭力渲染历史上边疆民族与中原王朝汉族之间的敌视、仇杀和吞并的现象，借以挑拨和制造今天新疆地区民族关系的矛盾和对立。例如，历史上东汉时期的西域都护班超在西域活动了30多年，为治理连续和稳定西域地方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在“三本书”中的结论却是：“班超利用塔里木盆地诸维吾尔汗国相互之间的矛盾，挑动双方互斗，使他们互相争战，导致多次流血。”然而，对于历史上有明确记载：公元10世纪时，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世俗封建统治者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利用伊斯兰教“圣战”发动残酷的百年战争，清除和消灭异已的史实，有意篡改为：“维吾尔人领悟到伊斯兰教比起佛教来具有振奋战斗力的作用。”于是维吾尔人“自愿地加入伊斯兰教”。

　　第三，如同《东突厥斯坦历史》一样，“三本书”在宣扬“泛突厥主义”的同时，信口开河地任意杜撰维吾尔族的历史，夸大维吾尔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者毫无根据地声称：在距今8 000年前，维吾尔人即起源于“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黑海、北起阿尔泰山，南至喜马拉雅山”的广义中亚地区。与此同时，还妄言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民族在距今7 000年前已有了农业经济，出现了畜牧业与农业经济的并存局面；距今4 000年前已创造了文字，“开始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妄称维吾尔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源，给世界文化以“不可估量”的影响，是“世界文明最古老、最著名的黄金摇篮之一”。通过这种毫无根据的杜撰，任意抬高历史上维吾尔人的地位和作用。

　　3.对“三本书”的讨论与批判

　　“三本书”相继公开出版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各族干部群众对其中违背历史事实的编造和种种宣扬分裂主义的政治性错误表示了强烈的义愤。1990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根据社会上的反映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审读。自治区党委于是年5月12月先后两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了“三本书”中存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和专家的审读意见。专家学者们认为：“三本书”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篡改以至杜撰史料，编造历史，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历史观。在维护边疆稳定统一还是分裂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还是破坏民族团结、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宣扬“泛突厥主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有着严重的政治错误，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分裂主义思潮日趋蔓延，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形势日益严峻的突出表现。专家学者们还指出，“三本书”中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观点的分歧，而是有目的的歪曲历史、编造历史和抄袭穆罕默德·伊敏《东突厥斯坦历史》，是有意识地在宣传某种政治观点，对其中的分裂性政治错误必须予以严肃的批判。

　　1991年2月，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了“《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到会的30多位各地各民族的专家对“三本书”中的分裂性政治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并从正面对新疆的历史、文化、古代的居民的变迁及维吾尔族形成与发展等做出了实事求是、科学的阐述。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范围出发，对“三本书”所反映出的严重政治错误进行了有史实、有依据、有理论、有目的的讨论和批判，澄清了史实，辩明了谬误，指出了要害，提出了思考。

　　根据专家们的意见，自治区领导对“三本书”的性质和今后的工作做出归纳和进一步的说明。时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铁木尔·达瓦买提指出：“三本书”的要害，是否认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鼓吹独立、煽动分裂，为民族分裂主义炮制历史依据。“三本书”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与“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代表作《东突厥斯坦历史》一脉相承，在许多问题的表述上，“三本书”就是《东突厥斯坦历史》的翻版，完全抄袭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三本书”的出笼，是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斗争，要彻底肃清他们的社会影响。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协主席的贾那布尔指出：“‘三本书’所表述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及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是通过学术的形式在史学界和文学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因而有它的复杂性和更大的蒙骗性。作者承袭和鼓吹的错误观点，代表的是一股‘泛突厥主义’的社会思潮，不应把它仅仅看作是个人的问题。对《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所散布的错误观点，必须认真清理。要针对自治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特点，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4.关于“三本书”的思考

　　在1991年2月“《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上，与会的专家们在批驳其分裂性政治错误的同时，也对近期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认为《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在1986～1989年由新疆两家出版社先后公开出版发行，其错误观点在短时间内蔓延会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三本书”的问题集中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严峻性。它再一次说明，虽然新疆已解放了40年，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实行和贯彻了40年，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民族区域自治也已实行了30多年，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分裂主义后患并没有很好地解决。40年来新疆稳定与发展的历史表明，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尽管各个时期分裂活动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侧重点也有所区别，但20世纪以来一切分裂活动都是以“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其精神支柱，以分裂中国、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目标的这一共同的特点始终不变。所以，“三本书”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传播和蔓延的产物；“三本书”的出现不仅有其国际和国内背景，而且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与思想理论来源；而“三本书”在今天能堂而皇之地公开出版和发行，则突出地反映了当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结合一个世纪以来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史，结合对与“三本书”一脉相承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分裂主义思想体系的批驳，深入剖析“三本书”分裂性政治错误观点，肃清其影响与流毒，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分裂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二，对“三本书”的剖析和批判是新疆解放以来各族干部与分裂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又一次深层次思想较量。它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中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用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和历史观占领意识形态斗争阵地，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理论教育各族干部和，才能抓住反分裂斗争的要害，逐步解决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逐步清除分裂义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基础”。对于一些涉及民族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关于民族形成问题、关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概念和含义问题、关于历史上国家的统一与割据以及民族间的战争问题、关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和“叛徒”问题、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与非主流问题，等等，要本着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问题研究得更深一些，把“三本书”搞乱的理论是非重新纠正过来。

　　第三，“三本书”的问题还表明，提高各族群众和各族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反分裂意识是十分重要的。这三本带有严重分裂主义思想的书的出版，各族干部和群众思想上都应引起警惕和认真对待。新疆解放后，虽然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过一些反对“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比如，20世纪50年代末开展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及其分裂思想的清理等。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或末提到一定高度来认识，或限于很有限的范围，始终没有机会对以《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为代表的分裂主义思潮进行公开的批驳。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仍有糊涂认训，“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和历史观仍程度不同地有一定的市场。

　　要肃清“三本书”的影响，必须加强正面教育。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和青年，特别是学生进行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分裂主义的正面教育；加强对新疆地方历史及各民族历史的研究和宣传，使新疆各族人民正确地了解新疆地方和本民族发展的历史；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新疆历史以及民族历史基本知识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