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雅尔塔会议所涉及的新疆问题

　　“临时政府”在中线对省城迪化的进攻是军事计划的重点。民族军集中主力于1945年9月初发起精河、乌苏战役。在苏联飞机、装甲车、炮兵的配合下，8日分别攻占精河、乌苏两城，先后歼灭国民党守军6 0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9月上旬，民族军进抵距首府迪化只有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隔河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时国民党在迪化仅有六个营的兵力，不得已而制定了“死守大迪化”（指迪化向东到哈密、向南至焉耆、向西至玛纳斯县的范围）的应急计划。然而此时，苏联对三区革命的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会议，秘密讨论了苏联对日作战和战后世界安排等问题。美方认为，对德作战胜利后，单靠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还需一年半左右才能击败日本；如果苏联放弃，《苏日中立条约》加入对日作战，将会提前击败日本，大大减少美方伤亡。苏联方面提出加入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要维持中国外蒙古“独立”现状，对此，美国予以了支持。在美苏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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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6～1949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书记处材料》，全宗P9401，目录2，卷宗146，第37～65页。

下，蒋介石被迫同意了苏联的这一要求。作为交换，国民党政府的决议认为：前提条件之一是苏联下保证中国对新疆的领土及行政主权，并对“新疆变乱”（指三区革命）不再做任何支援，中国政府才考虑苏联有关外蒙古（独立）的要求。1945年7月9日，中方正式向苏联提出：苏联政府如能在帮助中国平定“新疆变乱”等问题上作出承诺，中国政府可以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让步。斯大林当即表示：无论延安、新疆均须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可以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发表声明，并答应中方关于制止从苏联往新疆“偷运”武器的要求①。此时三区革命的地位已降至苏联要挟国民党政府允许外蒙古独立的同时，两国“顺便解决了新疆问题，而且确认新疆是中国的领土，从而斯大林停止支持东突斯坦共和国的存在”②。8月，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随即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同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苏联在条约附件中声明：“关于新疆最近之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既然苏联曾全力支持三区革命获得成功，一旦形势需要，苏联就有把握和调整三区革命方向的能力，国民党政府深信这一点，甚至在条约签立后着手准备通过苏联的协助，于是年10月间用政治方式“收复”伊犁。9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称：奉苏联政府之命告知民国政府外交部，近有穆斯林数人，自称新疆暴动人民代表，向苏联驻伊宁领事申请，暗示希望苏联出面为中间人，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的冲突，外交部答复：苏联政府愿意协助我政府，甚为感谢，请苏联驻伊宁领事通知“事变分子”派代表到迪化晋谒张治中部长，商洽和平解决之办法。同期，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关于“新疆伊宁事件”的磋商中表示：此事件为暂时现象，不久可平息①。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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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第83、84页。

　　②（俄）尤·米·加列诺维奇：《两大元帅：斯大林与蒋介石》中译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7页。

联对待三区革命的政策由全力支持其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转变为在维护民国政府对新疆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取消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进而促成其与中央政府的谈判。

　　2.统一与分裂的斗争

　　苏联政策的变化只是外部条件，三区内部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崛起及其与分裂势力的坚决和不懈的斗争，是三区革命摒弃独立、清除寄生的分裂毒瘤，进而使三区革命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关键因素。这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成为20世纪新疆历史上第一次由民族领袖带领民族群众反对分裂新疆的重大政治斗争。斗争的实质是拥护和平与中国统一，还是实行反汉排汉、分裂中国。对于三区方面来讲，和平谈判的过程，实际上是承认中国统一，取消分裂的斗争过程。斗争的成与败，关系到三区革命的前例，关系到未来新疆各族人民的命运，更关系到中国西北边疆领土的统一。对三区革命的严重蜕变而言，这场斗争实际上成为了三区革命运动的二次革命。

　　形势的变化和苏联方面政策的改变都来得太突然，苏联的指令在“临时政府”内部引发了十分激烈的反响，也激化了原有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以艾力汗·吐烈等，要继续战斗到底。而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虽克、达列里汉等领导成员在苏联的支持下奋起反对和摒弃独立，积极支持与民国政府谈判的方针。这一时期“临时政府”内部的斗争已不再是什么观点或派系的矛盾，而是在维护三区各族人民权益的前提下，纠正以往的方向性错误，维护中国的统一，与以民族解放为名、坚持分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年9月上旬，民族军进抵玛纳斯河，大有一举攻占首府迪化之势。艾力汗·吐烈等随即利用军事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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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第110～111页。

着手在政治上实施巩固和扩大分裂政权的计划。9月初，“临时政府”召开了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与民国政府进行谈判的决议，但提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必须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名义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并要求苏联充当“两国”之间和平谈判的中间人。这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仿效外蒙古独立的模式，要求公开承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并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独立问题国际化，艾力汗·吐烈亲自拜会了苏联驻伊宁总领事，请他向苏联政府转达“临时政府”的决议①。

　　与此同时，艾力汗·吐烈还从组织上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权力。1945年10月22日，“临时政府”通过了114号决议，任命艾力汗·吐烈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规定军事委员会统揽军事领导大权，“今后的所有军事行动和有关事宜，均应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实施”。同时授予他唯一的元帅军衔。不久，又颁布了《各级政府组织条例》，规定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临时政府”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委员会所发布的命令、通知、决议即为法律，民众和各机关必须服从和执行。随后，财政厅、国家银行也划归“临时政府”直辖，“临时政府”有权通过上述机构监督所属各机关的预算和财政支出，财权也被他揽入手中。此外，还大大地增加了维护军队、购置武器装备的预算拨款②。

　　10月2日“临时政府”委员会通过100号决议：“建议国民党政府采取非武装手段，即谈判方式解决‘东突厥斯坦’的独立问题。”③这实际上是偷换了原定双边谈判的原则。随后派出的代表团也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名义，团长是艾力汗·吐烈的追随者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苏联方面十分关注谈判的开局。有关“参加与中国人谈判的‘东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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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俄）B.巴尔明：《1941～1949年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巴尔瑙尔，1999年，第77页。

　　②《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第124～126页，第131～132页。（俄）B.巴尔明：《1941～1949年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巴尔瑙尔，1999年，第83页。

　　③《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第115页。

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安全穿过火线，并受到中国当局代表的接待”的专报迅速递送到了苏联最高当局，然后分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及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主要领导人。谈判的开始使苏联方面松了一口气，然而谈判的成功与否却使苏联方面更为担心，因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拟定的谈判纳的要点是：代表团受命坚持“把新疆全部领土交由该政府管辖；中国承认新疆的国家独立性和确立中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间的平等关系”①。苏方认为，谈判的开始并不意味着谈判的成功，因此，在三区革命内部斗争中必须全力支持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代表的拥护统一与和谈的革命派，逐步扩大他们的力量，以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1945年10月10日，阿合买提江增补为“临时政府”委员。同时苏联开始直接介入谈判的进程，全力协调谈判的成功。和谈开始后，叶格纳洛夫与兰格番格亲自前往伊宁，并于10月24日在精河先于“临时政府”会见了从迪化返回的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等三名谈判代表，“听取了他们关于同中国人谈判结果的报告”。随即于10月29日电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等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了解了伊宁、塔城、阿山三区基层对统一与和谈的态度，当天的另一份电报中指出：“谈判在被解放的几个行政区居民中间引起了‘纷纷议论’和负面反应。”②同期，苏联方面十分仔细地“讨论了进入新的新疆省政府的穆斯林（指三区方面）人选”，直到贝利亚本人首肯，这些人选才定了下来③。

　　是年11月，三区召开民族代表大会，艾力汗·吐烈集团又利用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和平谈判不理解，企图在会议上向苏联和以阿合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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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A.A.哈基姆巴耶夫：《20世纪30～40年代新疆土著居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载《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报》1971年第4期，俄文版，第159页。

　　②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C，（B.M莫洛托夫专箧），目录2，卷宗104，第296～299页。

　　③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贝利亚专箧），目录2，卷宗146，第206～210页。

江和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显示力量。艾力汗·吐烈本人在大会上不断进行分裂和反汉排汉的蛊惑煽动，并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改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①，企图造成既成事实的分裂。大会通过的决议宣称：“要继续为解放整个‘东突厥斯坦’而斗争”，“如果中国政府不给我们自由，我们就自己去争取，把民族革命扩展到‘东突厥斯坦’的整个领土上去”②。艾力汗·吐烈一伙利用人民要求摆脱剥削压迫、获得解放的心情大肆煽动分裂，“临时”两字的取消，暴露了他决心破坏和平谈判，继续推行分裂主义路线的顽固立场。同期，艾力汗·吐烈等指挥在南疆蒲犁、叶城和泽普，和平谈判再次受到威胁。

　　3.三区革命汇入中国革命洪流

　　1946年4月上旬开始，和谈进入了最后关键阶段。经过苏联方面的多次协调，双方于5月22日，三区政府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授权三区代表签署该协议。6月6日，附文（二）正式签字，《和平条款》确立，和平谈判胜利完成。《和平条款》的全面签立，标志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已失去存在的意义，自动解体，三区政权重新回归中国新疆省的一个区域性地方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也相应失去了合法地位。艾力汗·吐烈本人在《和平条款》签立后自动离开了政治活动，以示对和平谈判和《和平条款》签订的抗议。1946年6月17日，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将“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萨比尔霍加耶夫召回苏联”。6月27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召开最后一次政府委员会议，会上宣布：按照和平协议，政府放弃自己的全权，而共和国本身将不再存在③。以“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企图借助人民起义分裂新疆的阴谋彻底破产了。政府委员会通过的324号决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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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第134页。

　　②《东突厥斯坦自由报》1945年12月18日。

　　③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P——9491C/Y，目录2，卷宗137，第208～211页。收于N.B.斯大林专箧。

　　（1）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委员会改组为“东突厥斯坦”伊犁专区参议会，成员为32人，由阿克木伯克·霍加任参议长，阿不都海依尔·吐烈任副参议长。

　　（2）原厅、局机关改为伊犁专署局级机关。

　　（3）塔城、阿山专署自6月28日起由新组织的省政府酌情合理调整。

　　（4）三区政府机关报《解放的东突厥斯坦报》改为伊犁专署机关报①。

　　在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斗争下，在三区乃至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协调下，经过复杂而艰难的斗争，三区革命运动终于从艾力汗·吐烈集团的分裂和反汉排汉的方向性错误中解脱出来，实现了自身的又一次革命，重新回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压迫斗争的正确路线上。只是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三区革命重新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洪流中，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进而与中国共产党携手，为争取新疆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继续奋斗。

　　然而，前述三区政府的324号决议还是留下了一条“小尾巴”，即决议中仍坚持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而不用新疆省的统一称谓；称伊犁为“东突厥斯坦”伊犁专区。由此可以看出分裂势力的顽固性和新疆反分裂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1946年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省政府委员在迪化西大楼宣誓就职。按照协议，以阿合买提江·卡斯木为首的8位三区革命领导成员任职省联合政府委员，占委员总数（17人）的47％。阿合买提江等8人联名发表的《告新疆各族人民书》声明：“我们宣布在伊、塔、阿专区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三个专区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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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

直接归属于省联合政府。按照所签订的《和平条款》，全省人民得到了在我省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权利。全省范围内，在实现解放、平等、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了统一与和平。”

　　省联合政府成立之时，双方都对统一与和平抱有真诚的希望，并为此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在政治方面，三区宣布解散“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三区归于省政府统一领导。在随后通过的《新疆省政府施政纲领》中，又明确提出“保障全省和平，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的施政宗旨。在军事上，实行全面停火，继而三区根据《和平条款》对民族军进行整编。在经济上，三区金融代表与省商业银行举行会议，协商三区与七区金融统一方案。此外双方在交通与邮政方面也开始了统一管理的磋商。在省联合政府座谈会上，阿合买提江公开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声讨，他指出：“‘东突厥斯坦，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不能作为政治活动的理论。如果有人拿来做政治活动的理论，就是省政府的敌人，也就是全省人民的敌人。”他表示：“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区是新疆的组成部分。伊犁是我呱呱落地的地方，是埋葬我们祖先的地方，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是我们的家乡。我们所要求的是解放、自由和平等。”①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方面同意在七区任命由阿合买提议的人员担任喀什、阿克苏专员及吐鲁番县长等重要职务，以表示对和平与统一的诚意。

　　三区革命运动的转折在新疆历史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这一转折以思想路线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为主，其中可能没有战火硝烟，也不曾出现轰轰烈烈的场面，但却将100多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引向了光明。三区革命转折的标志是实现了两个结合：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同反对分裂、维护祖国边疆统一的斗争结合起来。这两个结合的实现，标志着自20世纪以来新疆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终于摆脱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误导和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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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第178、185页。

此外，三区革命运动的转折是在革命内部民族领袖人物的带领下，通过新疆各族人民自身的努力奋斗实现的。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一批民族领袖人物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在中国同一国度内生活的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祖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进而能超脱狭隘的民族和宗教偏见，顺应历史潮流，带领各族人民将这一理论付诸革命斗争的实践。

　　从全国范围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讲，三区革命运动是新疆现代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反抗军阀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三区革命的胜利和三区解放区的建立，大大地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军事力量，配合和促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三区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深受封建剥削压迫的新疆各族人民反抗黑暗统治的觉悟，鼓舞了他们的斗争勇气。而三区革命所建立的解放区及革命政权对当地的管理，在使三区人民获得解放和新生的同时，也培养和锻炼出了一大批本地民族干部，组织起一支正规的民族军队，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的形式，建立起了团结新疆各族爱国进步人士的统一战线政党。所有这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①。

　　此后，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级三区领导人多次在各种场合反复地阐述和宣传这些观点，宣传的范围由伊宁、迪化扩大到塔城、阿山等全疆各地。是年7月，阿合买提江在给塔城专区负责人的一封信中，针对当地民、汉关系一度紧张的局面，强调了纠正以往错误、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信中指出：“要改变我们在革命初期对汉族人民的片面认识……占人口多数的民族特别要注意听取少数民族的希望和要求，要对他们表示出朋友式的友好态度和爱护诚意。要改变我们过去的片面认识。我们的人民过去所受的压迫不能怪罪于汉族人民，那是汉族专制统治者们的罪过。我们的人民如果分清汉族人民和汉族专制统治者们的区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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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3～215页。

会改变对汉族人民的看法。汉族人民决不希望同化我们，决不希望用警察制度来统治我们，决不希望用军事力量来镇压我们。有那种想法的人是我们多大程度的敌人，也是汉族人民多大程度的敌人。因此，我希望你们应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工作。”　①

　　1948年8月，三区与区的进步人士联合成立了公开的政治组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新盟”）。阿合买提江担任了“新盟”中央委员会主席。“新盟”是一个联合新疆各民族、各阶级的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具有政党的作用。在“新盟”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该组织的纲领性文件《告全省人民书》，其中列出“新盟”的总纲领是：各民族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回、汉、乌孜别克和其他民族团结起来，为永远消灭贫穷、落后和无权的奴隶地位，把新疆建成一个和平、友爱、正义、真理、自由的社会而斗争②。这一总纲领已大致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相符合了。多民族、多阶级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和总纲领的提出，标志着三区革命运动已超越了错位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走上了反抗封建剥削压迫，追求人民解放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尽管此后三区革命运动中仍不时地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言词，但其实际的含义已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解放”。此外，在“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之前冠以“新疆”这一统一通用的名称，也是三区革命运动公开与“东突厥斯坦”分裂势力划清界线，进而与之进行不懈斗争的重要方式。正如阿合买提江后来在《国际形势与新疆》一文中所强调的：“虽然按言论自由的精神，我省的地理名称可以随意称呼，但在政治上、程序上称之为新疆，这是新盟组建会议上已作的专门规定。这样，人民在新盟成立会议上接受了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这一名称。”③此前，阿山专署发布1947年第80号命令，要求所属各部门、各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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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3～244页。

　　②《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第194页。

　　③《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7页。

牌匾、公章、文号、名称一律取消“东突厥斯坦”字样。1949年初，阿合买提江在一次群众集会的演讲中，又对将自由、解放与独立划等号的错误公开进行了谴责。他说：“自由和平条款签订后，我们的革命目标和方向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我们的青少年、甚至相当多的教师也一直不理解这个问题。总是把‘自由’、‘解放’的词句与‘独立’这个词联系起来，认为有独立的地方才有自由，没有独立的地方就没有自由。”这是不正确的，“应根除这种思想，把我省人民的斗争统一起来” ①。

　　三区革命运动反对“双泛”和分裂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公开反对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双泛”分子出任新疆联合省政府领导职务。这些人是20世纪初“双泛”传入新疆后形成的企图以民族独立的名义分裂新疆的代表人物，但在政治上投靠了国民党。七区方面，也有一些人将他们视为民族领袖人物。为了对付三区革命，在和平谈判和后来成立的新疆联合省政府中，这些人都被起用和委以职务。1947年5月，民国政府发布第2830号令，任命麦斯武德接替张治中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艾沙为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这一伙“双泛”分子的上台，有可能再次出现社会局势的动荡和分裂主义抬头。对此，三区方面给以坚决的回击。消息一经公布，三区方面当即表示强烈反对。阿合买提江向张治中提出撤消任命的要求，三区方面全体省政府委员拒绝参加5月28日麦斯武德的就职宣誓典礼。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上台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公开进行“双泛”思想的宣传，以“高度自治”为名，鼓吹新疆独立；及至新疆和平起义前又积极筹划与甘青军阀马步芳联络，企图联手在西北组织一个以新疆为主的回教“独立国”。

　　在当时的条件下，三区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分裂斗争是十分不易的。正如阿合买提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

　　“民族解放革命和独立旗帜在当地人民中有着特别深刻的影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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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同盟》杂志，1949年第4期。转引自《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

们只有遵守和服从这一口号，才能动员最大多数的人民来和国民党作斗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反攻后，我们才开始纠正这一做法，但工作不理想。因为强大的敌人仍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过分紧张内部的关系。如和内部封建势力进行政治斗争，美英和国民党就会利用这个矛盾，分化新疆境内少数民族的团结。

　　“造成上述问题的存在是与当时新疆的两个基本特点分不开的，即：（1）半个世纪以来，当地的民族运动都在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目的是想达到把所有的突厥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2）当地少数民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有着把天下伊斯兰教徒组成一个国家的意愿，很容易把非伊斯兰教徒看成敌人，对压迫民族则更易产生仇恨。”①

　　《和平条款》签订后，国民党方面开始从政治和军事上强化对新疆的控制。一是乘停战之机，向新疆增兵，给三区带来军事压力。二是搬出投靠其羽翼下的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少数思想反动、带有强烈“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意识的所谓民族知名人士，强加在新疆各族人民头上，企图在政治上对抗三区革命力量。从苏联方面讲，由于美国支持国民党势力向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内战，引发了苏联对新疆政策的重新审视，继而逐步恢复加强对三区革命的支持，重新向三区派驻苏联顾问团。甚至公开宣称：“支持他们光复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的祖国，帮助他们的人民重新获得失去的权利，帮助他们取得自己所拥有的东西。”②在三区内部，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破坏和平与统一的分裂势力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他们的分裂主张在部分群众中仍有一定市场。以阿山专员乌斯曼为首的部分三区军事力量投靠了国民党。然而此时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已成为三区革命的主流，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对各种分裂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给予了坚决的回击。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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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3页。

　　②《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第202页。

利，苏联对三区革命的政策又有所调整。1948年10月，苏驻迪化总领事公开声明：“我绝不同情现在的大突厥主义者脱离中国的运动，任何国家的少数民族绝不能离开其祖国而获得光明的出路，此种脱离祖国的运动对少数民族只有害处，但国家对少数民族应采取合理的政策，使其与国家联为不可分离的一体。现在新疆内部的各项问题，实亟待解决，事不宜迟，否则将有第三者乘机进行挑拨，使问题的解决愈益困难。” ①次年1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秘密出访西柏坡，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会谈中，米高扬表示：“我明确地宣布，我们不赞同新疆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对于新疆的领土更没有野心。我认为新疆已经是，而且应该纳入中国版图。”②8月上旬，苏联从伊宁撤回了代号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第二办公室”的顾问团③此时，距新疆和平解放仅两月余。

　　国民党扶持和起用以麦斯武德为首的主张新疆独立的老牌“双泛”分子、苏联政策的反复有利于三区内部的少数坚持闹独立的势力伺机发展，这两方面都给新中国建立后新疆的稳定和统一留下了严重的隐患。从另一方面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可能真正消除民族压迫和实现民族平等，也不具备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和清除分裂主义的条件。因此，解决民族问题和清除分裂主义只能由后继的新中国来完成，这也是新中国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