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突厥”及“突厥斯坦”名称的由来

　　突厥一词本是金山（今新疆阿尔泰山）之南一个游牧部落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公元5世纪中叶。突厥部落曾臣属于中国北方的柔然民族。6世纪初，突厥部落兴起。公元552年，首领土门率部打败柔然，建立突厥汗国，土门自称为“伊利可汗”。汗国主力迁到漠北草原，并在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东部）建立汗廷。此后，突厥汗国发展成为一个“东至辽海以西，西达西海（今里海），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的庞大游牧部落联合体。汗国内部包括许多归附的部族，主要有回纥、铁勒、高车、薛延陀等等。因此，突厥一词有狭义、广义之称，狭义指突厥族或突厥汗国，广义指所有归属于突厥操突厥语的部族。

　　公元583年（隋朝初期），突厥汗国以金山为界分为东、西两个汗国。630年，东突厥汗国归降唐朝。658年，西突厥汗国也归降唐朝。680年，骨咄禄重建东突厥第二汗国（又称北突厥汗国）。744年，东突厥第二汗国灭于回纥骨力裴罗可汗。突厥汗国彻底解体后，突厥民族也随之解体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突厥汗国总共存在了100多年。突厥民族从兴起到解体总共存在了200多年，以后突厥民族不复存在，突厥的称谓也少有提及，即使提及，它的内涵也已发生变化，成为一种语言学概念或地理学概念。原因是突厥民族消亡了，突厥文字也消亡了，但突厥语言还存在，曾经生活在突厥汗国统治下的其他民族和部族，大多讲着与突厥语相近的语言或接受了突厥语言，这些民族和部族以后虽然不断变化，但仍然使用草原上通行的这种语言。而这些操突厥语的民族活动的地域则往往被一些地理学家冠以突厥的名称。

　　8世纪，一些阿拉伯穆斯林历史文献中用“突厥人”称呼中亚北部及周围地区草原上的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这些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最大共性就是通行突厥语。11世纪以后，一些国外史籍还间有使用“突厥”一词的情况，而此时“突厥”或“突厥人”已完全是对各个操突厥语民族的泛称了。

　　按照现代世界语言学的谱系分类法，突厥语族属于阿尔泰语系。经过1 000多年历史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演变，今天列入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各民族语支主要分布在亚洲，包括中国西北部、中亚、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主俄罗斯南部和东欧一些地区。我国属于突厥语族的民族语言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国外属于突厥语族的世界民族语言有土耳其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乌兹别克语、鞑靼语等。这些国内外操突厥语的人已分属不同的民族或国家，“突厥民族”或“突厥人”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突厥斯坦”是地理名称，意为“突厥人的地域”。这是在突厥汗国灭亡后，世界某些地理著作中出现的概念。公元9～11世纪，阿拉伯地理学著作将中亚锡尔河以北及毗连的东部地区称为突厥斯坦。13世纪上半叶，蒙古西征占据中亚后，穆斯林著作将蒙古人所占中亚及毗连的东部地区（东至哈密，西抵塔什干）改称为“蒙兀儿斯坦”。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操突厥语的乌孜别克人越过锡尔河，占据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带，有人称乌孜别克人所占阿富汗北部的地域为“阿富汗突厥斯坦”。以后，中亚近代各民族相继确立，突厥斯坦地理概念基本不再使用。中国境内，17世纪初，蒙古族卫拉特部（后建立准噶尔汗国）占据天山以北，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叶尔羌汗国占据天山以南，形成了以天山为界“南回北准”的格局。1759年，清统一西域，天山南北纳入清王朝直接管理之下，清政府以“故土新归”，称西域为新疆，或合称为“西域新疆”，“突厥斯坦”的概念几乎不为人知。

　　“突厥斯坦”地理名词的重新提出，是缘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列强在中亚地区的殖民扩张。他们用“突厥斯坦”名称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鉴于两地历史、语言、习俗的差异和政治归属的不同，为叙述方便，他又将塔里木盆地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19世纪中期，俄国先后兼并了中亚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国，在中亚河中地区设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于是，西方一些历史地理学家称中亚河中地区为“俄属突厥斯坦”或“西突厥斯坦”，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为“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但这种称谓并没有成为约定俗成的规范用语和统一用法。

　　2.“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缘起

　　“泛伊斯兰主义”又译为“大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开始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其产生的背景是：进入19世纪后，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冲击下，穆斯林世界趋于解体，其中最大的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日益衰落，面临崩溃的危机。1884年，阿富汗人赛义德·阿富汗尼在倡导改革伊斯兰教、加强穆斯林团结、以“圣战”反对殖民侵略的基础上，提出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基本思想，认为伊斯兰是“普世宗教”，不受国界、民族、语言、肤色的限制，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乌玛），哈里发的统一领导下，反对外来的殖民侵略，直到取得独立。“泛伊斯兰主义”的主张得到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支持，也引起当时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伊斯兰政党、组织和穆斯林群众的共鸣与拥护。初期的“泛伊斯兰主义”具有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性质。

　　“泛突厥主义”曾一度又称为“奥斯曼主义”，也是19世纪后半叶开始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其产生的背景是：沙俄政府推行“泛斯拉夫主义”的扩张政策，压迫其他民族的人民，俄国进内的鞑靼民族知识层试图利用文化认同意识，激发民族主义的聚合力，通过教育和语言改革，逐渐使操突厥语的各民族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突厥民族”，以抵制沙俄政府的这种政策。沙俄鞑靼人伊斯玛依尔·伽思普林斯基于1883年明确提出：俄罗斯的穆斯林应该“在语言思想上和行动上联合起来”。其继承人尤素福阿克楚拉进一步提出，马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联盟”。1917年十月革命，“泛突厥主义”在俄国失去市场，伽思普林斯基等流亡土耳其。于是，“泛突厥主义”被一些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接手，改变成恢复奥斯曼帝国昔日强大辉煌的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支柱，并向世界传播。

　　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以下简称“双泛”）已完全被奥斯曼帝国封建宗教上层掌握，成为一种具有偏激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的社会思潮。这种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的极端宗教观和民族观，背离了原有的反抗殖民统治压迫、寻求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初衷，成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

　　3.“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想渗透新疆

　　清末，奥斯曼帝国已与新疆有联系。据新疆省政府统计，当时居住在伊犁的土耳其人达42户，计男61人、女28人①。20世纪初，以奥斯曼帝国为中心的“双泛”思潮开始渗透新疆。当时中国正处于清朝末年的社会变革中。从新疆内部讲：“双泛”思想进入新疆后之所以能传播和蔓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受封建剥削压迫，反抗压迫剥削、要求解放的政治意识不断增强。二是自1884年新疆建省后，有30多年相对稳定的发展，民族意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发展。三是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的宗教意识容易形成共鸣。

　　初期，境外“双泛”思潮向新疆传播主要通过两类人，一类是商人，一类是出境留学或朝觐的人员。商人在从事境外商业贸易或考察游历中，首先接触到“双泛”思潮，他们将“双泛”思想引入到新疆。例如20世纪初新疆的百万富翁、阿图什商人玉山巴依（又译为胡赛音·拜·巴合察；1908年以前其活动中心在阿图什，后迁往伊犁），他在从事对外经商的同时遍游欧洲，多次在奥斯曼帝国的道教伊斯布尔停留，“双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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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疆图志·交涉六》。

思潮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言行影响以了周围的人。1913年底，一些喀什噶尔的富商阿吉，包括玉山巴依的家族成员奥布尔·哈桑到达伊斯坦布尔，拜访了奥斯曼帝国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中央首脑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塔拉特当时领导的一个秘密组织任务正是向世界传播“双泛”思想①，对于来访的中国新疆人士十分重视，临别时，塔拉特同意向新疆派出专门“教师”。另一类前往境外留学或朝觐的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国外学习知识、接触新事物的同时，也接受了“双泛”思想或受到“双泛”思潮的影响。

　　应该承认，这些最先走出国门的各类新疆民族人士在当地社会都有较高的名望，也做过不少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如玉山巴依参与和支持新疆爆发的辛亥革命，向革命军提供资助，帮助组建军队；发展民族工商业；发展民族教育等等，但是面对世界范围的具有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偏激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双泛”思潮，这些刚刚睁眼看世界的新疆人士也良莠不分地伸出了欢迎的双臂。

　　除了新疆人士主动引进“双泛”思想外，奥斯曼帝国也积极向新疆输出“双泛”思想。由于新疆省政府严禁外国人特别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介入宗教，所以最初进入新疆传播“双泛”思想的土耳其人是以“办教育”名义出现的。1914年2月，由奥斯曼帝国“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派出的阿合买提·凯马尔（又译艾哈买德·喀麻力）等一行7人，经俄境（玉山巴依等在俄国敖德萨迎接并陪同）前往新疆，3月14日抵达阿图什。他们最初拟在喀什办学校，但地方当局管理甚严，不得已改在阿图什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此外还开办了一个慈善机构。学校由玉山巴依主持，而凯马尔等7名土耳其人承担了班主任及课程讲授等工作②。他们在办教育的同时，大肆传播“双泛”思想，反复教导学生要以土耳其奥斯曼苏丹为领袖，经常组织学生学唱土耳其进行曲。学校还附设了一个从伊斯坦布尔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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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J.M.兰道：《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英文版，伦敦，1981年，第49页。

　　②阿合买提·凯马尔·伊勒库尔：《突厥斯坦和中国的难忘记忆》，伊斯坦布尔，1955年，第52页。

印刷厂，公开印行《伟大宗教》杂志，宣传“双泛”思想。同类的“新式学校”很快在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和田、库车等地开办。1915年夏，土耳其人在阿图什私办学校被人告发。8月，凯马尔等受到喀什噶尔道尹讯问；月，省政府下令禁止凯马尔等教学，并严禁各地穆斯林聘任土耳其人为教师。随后喀什地方政府封闭了这所“师范学校”，并通令各地学校不得聘用这所“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凯马尔虽然在喀什噶尔被限制自由行动，但暗地里仍与各学校保持联系。当时这些土耳其人在新疆的活动受德国代管，1917年3月，中德断交，这伙人失去保护，继而被新疆省政府监禁。1919年，凯马尔与德国战俘一道被遣返出境。

　　一些接受了“双泛”思想的新疆人士在土耳其的协助下，也参与了利用办教育传播“双泛”思想的活动。如玉山巴依的小弟弟巴哈·艾丁的儿子麦斯武德·沙比尔，1911年前往伊斯坦布尔留学，1915年返回喀什噶尔后一人开办了数所小学，以兴办教育为名向青少年传播“双泛”思想。1924年被省政府查获，给以监禁10个月的处罚。

　　奥斯曼帝国向中国新疆进行“双泛”渗透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境外或中国内地直接向新疆各地广泛邮寄“双泛”思想宣传品。由于省政府对“双泛”的渗透予以抵制，对境外邮寄宣传品稽查甚严，大量“双泛”思想印刷品便通过中国内地转寄新疆。1917年9月，新疆省长杨增新呈报中央：“近日查有土耳其人，由汉口及内地各处发寄信函，暨土文印刷品，分寄新疆缠回（指维吾尔族）及阿洪（訇）头目暨各军队，屡经查获，不一而足。”①北洋政府对此甚为重视，当即令交通部通电邮政总局及各省政府，转令检查员“认真检查”此类邮件信函②。

　　“双泛”思想的渗透和传播引起了新疆省政府的重视和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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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民国6年9月6日《收新疆省长（杨增新）函，转引自《中俄关系史料·新疆边防》，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3年，第6页。

　　②民国6年10月9日《收交通部函》，转引自《中俄关系史料·新疆边防》，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3年，第6页。

省长杨增新明确指出，“大一回教主义”（即“泛伊斯兰主义”）鼓吹建设大同盟国是“别有用意”的。认为其中宣扬的“大一统”的伊斯兰国家和联合欧亚伊斯兰教“建设大一同盟国”的主张，对地方社会稳定和新疆统一威胁甚大。而对于境外安集延地方“双泛”分子联络喀什噶尔穆斯林试图筹建“回教共和国”的行径，省政府更是采取了坚决的防范和抵制措施①。为了防止“双泛”思想进一步渗透和蔓延，省政府加强了对相关事项的管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禁止入境宣传“双泛”思想。省政府颁令，严禁土耳其等外国人以讲经或其他名义在新疆“传播大一回教之事”，如有“在地方煽惑回民举动者”，地方官员一经查证，“立予驱逐出境”②。同时加强了对各地清真寺的管理，明令严禁聘请土耳其等外国人充当教习或阿訇。对于违反禁令“私聘外国人充当阿洪（訇）”或请外国人入寺讲经者，予以严惩。二是对内限制外出朝觐。历史上新疆穆斯林大多习惯于就近朝拜圣人麻扎的宗教习俗。随着“双泛”思想的渗透和传播，外出至麦加朝觐的人员日益增多。至1917年前后，新疆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的“岁不下数万人”。如此众多的人员出境，为境外“双泛”思想的宣传蛊惑提供了便利。为了防止“双泛”思想在新疆的蔓延，省政府对每年出境前往麦加朝觐的人数做了限制。1917年月，又以保证安全为由，关闭了出境朝觐。省政府通令：“嗣后遇有中国回、缠（指回族和维吾尔族）赴麦加地方朝汗，应一律停发护照，不准出境，免于危险。”③这一禁令实施了10年，至1927年虽然开禁允许出境朝觐，但仍做出了诸多限制。1923年，新疆方面还拒绝了一支来自土耳其的传教团。

　　尽管新疆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抵制境外“双泛”的渗透和传播，但“双泛”思想仍在新疆部分地区呈现蔓延趋势。“双泛”思想鼓吹的所谓“保护民族、反对落后因素”的诱人谎言和民族独立、建立伊斯兰王国的主张在新疆仍然有市场。由此构成了20世纪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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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三编》卷2。

　　②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八。

　　③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八。

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形成了以麦斯武德·沙比尔、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少数以“双泛”为旗帜的分裂势力。他们比照“双泛”思潮中反对欧洲殖民者、争取国家独立的言词，把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统治视为殖民统治，声称要反对中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妄图把新疆从祖国怀抱里分裂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