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疆反金暴动及分裂政权产生的背景

　　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各类社会矛盾激化，各地爆发反抗军阀金树仁统治的斗争。甘肃军阀马仲英乘机进军新疆，战乱使新疆社会经济受到剧烈冲击和破坏。1933年1月，焉耆回族首领马占仓联合库车脚夫行头铁木尔在库车起事，2月底占领阿克苏，直逼南疆首府喀什。同期，于田农民和墨玉金矿矿工先后起义，矿工在首领伊斯买尔汗和加的统领下攻占县城，继而向西占据叶城、泽普，围攻重镇莎车。省政府在南疆的统治岌岌可危。

　　南疆各地的起义暴动，虽然是由各族被压迫民众参与的矛头指向黑暗军阀统治的武装斗争，但在斗争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局限或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狭隘的民族立场出发，将实行封建统治的汉族官僚与汉民族群众混淆在一起，将官府的剥削压迫、商人的高利贷盘剥及税收等方面的不公平统统视为汉族人的“罪行”，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对汉族人“仇视”的情绪；二是与以往历史上农民起义借助宗教宣传和组织群众不同，南疆农民起义带有强烈的伊斯兰教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的气息，战场上高呼的口号是“死了当殉教者，活了当英雄”、“一旦战死，我们是殉教者；如果幸存，我们就是征服者”；三是在分裂分子的煽动下，将废除旧制度、摆脱剥削和压迫同分裂国家混为一谈，认为只有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政权，才能废除旧制度，才能摆脱“异教徒”的统治和压迫，将自己解放的命运与建立分裂的“伊斯兰教国”捆绑在了一起。所以，20世纪30年代前南疆各地的起义暴动一开始就具有复杂的背景，并直接影响到斗争的性质。

　　实际上南疆起义暴动一开始，一些“双泛”秘密分裂组织就利用战乱篡夺起义暴动的领导权，将起义导向分裂运动。这些组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30年代初在和田建立的“民族革命委员会”，这个组织取代伊斯买尔汗和加，篡夺了墨玉县起义暴动的领导权。另一个是活动在喀什的“青年喀什噶尔党”，他们控制了库车暴动首领铁木尔，并与哈密暴动首领和加尼亚孜联络，以便进一步控制局势。如果说“青年喀什噶尔党”具严重的分裂倾向，那么和田“民族革命委员会”便是地道的分裂组织。其宗旨是：反共、反东干（指回族）、反汉，在新疆建立伊斯兰教权国家①。为此他们在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的领导下，大肆进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反动宣传说教，鼓吹伊斯兰教对“异教徒的圣战”，煽动分裂。暴动成功后，他们在原分裂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了分裂运动向喀什蔓延，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积极在喀什策划建立分裂政权。

　　2.分裂政权的建立及其危害

　　1933年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喀什宣告成立，随后公布了“政府”《组织纲领》、《施政纲领》及所谓“宪法”和“政府”成员名单。《组织纲领》共30条，其中第二条宣称：“东突厥斯坦为永久民主共和国，请求南京政府或国际联盟予以便利；协助人民，共同努力，以达最终之目的而保永久之独立。”“中央政府”由总统、国务院及所属各部组成。和加尼亚孜（此时已进驻阿克苏）被邀出任“总统”，沙比提大毛拉自任总理，以下各部部长及国务议会秘书长等要职大多由原和田“民族革命委员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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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A.D.W.福布斯：《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1～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剑桥大学，1986年，第41页。

导成员或制造、支持分裂的封建上层人物担任。穆罕默德·伊敏仍牢牢把持“民族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并与两个弟弟分别控制和田、莎车、英吉沙三处要地，时人称他是“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上最富有、最有影响的人物。其“宪法”规定：以伊斯兰教法取代中华民国法律制度，以蓝底白色星月旗为“国旗”。“政府”派人前往英印、阿富汗、伊朗等地开展“外交活动”，谋求外交承认，并通过驻喀什英国领事馆和来访的土耳其军政人士向两国求援。在喀什与和田发行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银行钞票，还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周报》、《独立》月刊、《自由杂志》、《生存周报》等各种刊物，大肆宣扬分裂，鼓吹对异教徒的“圣战”。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30年代前半叶新疆军阀混战，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的特定时期偶发的一次分裂运动的产物。虽然只存在了很短时间，但作为新疆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分裂政权，危害甚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完成了分裂主义从思想意识向实践活动的过渡，开创了建立分裂政权的先例。从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分裂主义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渗透新疆，至1933年11月建立分裂政权，这一过渡在历时20年。其二，在“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潮下，开创了煽动和利用宗教狂热达到分裂目的的先例。分裂主义分子以宗教为外衣，而成千上万的信教民众在宗教狂热的蒙蔽和驱使下，将“圣战”、推翻异教徒（汉人）统治、建立伊斯兰王国当作宗教义务和对真主的奉献，呼喊着殉教口号，充当了分裂势力的炮灰。其三，在“泛突厥主义”思潮下，将一个民族的解放、复兴和发展建立在对另一个民族的排斥和打击之上，宣扬民族独立和建立分裂政权是民族解放和复兴的必由之路，煽动民族间的战争和民族仇杀，开创了将反抗民族压迫误导为分裂运动的先例。其四，利用当时政治反动、社会腐败、经济贫穷落后而民众要求改变生存现状的强烈愿望，开创了将民众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误导为分裂运动的先例，叫嚣独立和建立分裂政权是推翻旧制度、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其五，产生了分裂主义“领袖人物”。喀什与和田分裂政权的建立，将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之流的分裂首恶，推上了“领袖人物”的宝座。其六，第一次将“东突厥斯坦”这一不规范的地理名词政治化，使之成为分裂主义的代名词。此后，大凡制造新疆分裂和独立的人都沿用了“东突厥斯坦”这一名称。

　　在上述背景下，在这一混乱动荡的特定时期，成千上万社会底层饱受压迫和剥削的朴实民众，被一小撮披着民族和宗教外衣的分裂首恶所蒙蔽、利用或裹胁，满怀宗教的狂热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浑浑噩噩、随波逐流，使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剥削压迫的农民暴动蜕变成一场分裂运动，并最终酿成中国西北边疆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短命的分裂政权，这不能不是一幕充满教训的悲剧，于国家、于民族、于边疆地方、于边疆民众贻害甚大。

　　分裂政权崩溃和销声之后，在军阀统治下的各族民众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声称忠于和代表中央南京政府统治和田的军阀马虎山，向其所属且末县每户居民强征90个银元的掠夺性税收，迫使三分之一的居民弃家外逃。这种暗无天日的反动统治为分裂势力的种种误导提供了口实，广大民众很容易以为建立分裂政权真的是推翻黑暗统治的必由之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分裂意识在20世纪初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之后，在广大各族民众饱受欺压和宰割的旧中国，分裂运动和分裂政权的出现又有着复杂的社会根源，以致形成一旦发生事端，多有倡言独立的怪谲现象，这不能不又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悲剧。1937年，盛世才任命驻防喀什的麻木提师长迫于压力外逃，其部下阿布都尼牙孜等又以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为旗帜，以“为保卫伊斯兰而战”为口号，肩缠“为真主而战”的“圣战”标志，再次发动短命的分裂叛乱就是一个例证。

　　3.境外势力对待分裂政权的态度

　　分裂分子深知，其分裂行径必须取得境外势力的支持和援助方能立足。“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率先向英国势力求助。一方面，通过刚刚抵任的英驻喀什总领事汤姆森·格洛费上校进行联系，这位新任总领事给英印政府的报告中建议：“可以向这个新成立的并正在进行着斗争的共和国表示实际的同情和提供援助。”另一方面，向英印派出正式“使团”请求各项支持。1934年2月使团抵达新德里时，英国方面已认真研究了驻喀什总领事的报告。当时日本已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美英等国为维护在华利益，施行了“不承认满洲事变（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所造成的事实的任何合法性”的“不承认主义政策”。维持和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英国远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分裂，承认“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势必损害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此外，出于近代以来英、俄争夺中亚和新疆政策的考虑，英印政府对和加尼亚孜与苏联人员秘密接触的传闻十分警惕。因此，英印政府拟定的政策是：在现阶段只承认中国南京政府对新疆主权。这一政策被及时转告了英驻喀什总领事。英印政府同时拒绝了来访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使团”，并告诫他们应“妥善地解决他们与新疆当局的各种冲突”①，“使团”出使以失败告终。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出笼后，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敢于公开承认这个分裂政权。只有在动乱中刚刚上台的阿富汗政府首脑查希尔·沙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表示公开的同情和支持。这位才执政数天的国王向喀什分裂政权发去了一封贺电，进而在接待其使团时应允“有偿地提供一批武器，并向喀什派驻一名政治代表”，但是也以“承认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时过早”为由，拒绝了使团试图赢得正式承认的要求。“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境外乞求支持的图谋四处碰壁，倒是法西斯纳粹势力在暗中积极与南疆分裂政权相勾结。访问喀布尔的分裂使团溜进纳粹德国阿富汗使馆进行密谈；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则主动与南疆分裂政权进行秘密接触。然而勾结尚未得逞，短命的南疆分裂政权已面临夭折的命运。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南疆的猖狂分裂行径及其与国际法西斯势力的勾结引起苏联方面的警惕。从战略上考虑，苏方认为未来德国和日本将对其领土的西部和东部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并将构成某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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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A.D.W.福布斯：《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1～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剑桥大学，1986年，第58页。

胁，所以不能容忍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染指苏联的“软腹部”中亚及周边地区。针对南疆的分裂局势，苏联方面直言不讳地告诫中国政府：“倘若中国管理新疆，我们不去过问，但如果你产听任其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话，那我们必定采取行动，保护自己。”①同期的塔什干苏联报纸则公开指出：如果日本控制新疆得逞的话，巴库的油田就会置于日本轰炸机的航程之内。这也正是后来苏联决定出兵支援新疆省政府消除南疆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4.分裂政权的崩溃

　　少数分裂分子把持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封建上层的天堂，各族劳动人民除了听取“推翻旧制度、争取民族独立、改善人民生活”等空头许诺外，什么也没有得到。战乱使南疆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分裂政权为了维持其统治和军费开支，变本加厉地向老百姓进行更为疯狂的搜括和掠夺。各族人民被迫摊派钱粮、牲畜和苛捐杂税，提供各种无尝劳役。田地荒芜，巿廛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法，设立宗教法庭，滥施肉刑，残害人民。清真寺的墙上钉着被砍下的手、脚，街头不按教规戴面纱的妇女遭到枪杀。残酷的压力和剥削迫使人民对分裂政权重新思考和认识，厌战情绪日盛一日，逃离和反抗事件不断发生。众叛亲离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处于摇摇欲坠之中。

　　1934年初，苏联支持盛世才统一新疆的行动在南疆展开，矛头直指分裂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然而，受省政府和苏联红军联合追击的马仲英部却捷足先登，自阿克苏退往喀什的马福元先头部队与坚守疏勒的马占仓、马绍武部会合。沙比提大毛拉等分裂首恶与退败喀什的和加尼亚孜等仓皇出逃，喀什回城内一片混乱狼藉。倒行逆施、内外交困的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土崩瓦解。2月6日，马福元等兵不血刃占领了回城，彻底捣毁了分裂政权的大本营。据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汤姆森·格洛费报称，马仲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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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A.D.W.福布斯：《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1～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剑桥大学，1986年，第61页。　

进军喀什，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大约800外东干（回族）士兵和1 200名新兵（指马福元部）就迫使1万人的叛军逃离喀什”。一星期后，马福元宣布：“喀什前道尹马绍武应马占仓和马福元之请，代表中国当局负最高军事和民政监督之职。”①此语虽有向南京政府表白忠诚的成分，但确有平定分裂、维护新疆统一之意义。

　　建立在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只存在了不足三个月即垮台了，分裂政权如此短命，可见分裂不得人心。建立分裂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并非是新疆暴动者的初衷，更违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意愿。以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少数分裂分子的倒行逆施，受到了多数暴动群众的抵制或反对；而暴动首领则大多没有或很少参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分裂活动。分裂政权出笼前夕，喀什有四派势力：库车起义的铁木尔部，占据疏勒的马占仓、马绍武部，喀什兵变的乌斯曼艾力部及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和田暴力势力。分裂分子沙比提大毛拉所能蒙蔽和利用的只有自己所属的部众，其余各派势力大多程度不同地对其分裂行径采取了保留或抵制态度。铁木尔对沙比提大毛拉提出的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政权”及相关政策持反对意见，并于1933年7月下令拘捕软禁了沙比提大毛拉等，进而向“和田伊斯兰政府”发动了进攻；乌斯曼艾力与沙比提大毛拉建立的“东突厥斯坦独立会”意见相左，在部下被分化时，带领300多名官兵出走克孜勒苏；马占仓则对喀什分裂组织“青年喀什噶尔党”采取了限制和打击，一度逮捕了该组织头目、狂热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阿布都热依木巴依·巴合察，并与马绍武伺机向沙比提大毛拉分裂势力出击。铁木尔的部将阿布都吾甫尔·夏甫都里还公开指责分裂势力，“他们凭什么成立共和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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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A.D.W.福布斯：《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1～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剑桥大学，1986年，第63页。　

　　②《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34、23、20页；（英）A.D.W.福布斯：《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1～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剑桥大学，1986年，第40页。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那个混乱动荡的特定时期，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甚嚣尘上、宗教狂热四处蔓延之时，这些最初的暴动领袖或统兵首领能把握自持，很少或基本不参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分裂行径，是十分不易之事。他们与沙比提大毛拉之间确实存在激烈的派别斗争；他们也喊过“圣战”的口号，也有对其他民族的屠杀掳掠行为；他们抵制或反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时可能并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甚至他们自己也有过有损于中国主权的言行，如铁木尔曾经受“青年喀什噶尔党”的影响，并以伊斯兰年号替代中华民国年号；乌斯曼艾力也曾一度与“独立会”接触，声称“我们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伊斯兰政府”，甚至投书英驻喀什领事馆乞求支持，等等，但他们最终没有参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中国新疆的活动，没有与分裂首恶分子同流合污。分裂不得人心，分裂必将众叛亲离、短命夭折，这就是历史的规律。

　　分裂政府的残余人员在沙比提大毛拉的带领下向西逃往英吉沙。而“总统”和加尼亚孜则向东逃往中苏边界的伊尔克什坦，并与苏方代表举行了谈判。在苏方的协调下，和加尼亚孜同意解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率部归服新疆地方政府，并出任新疆省副省长。与此同时，和加尼亚孜致函沙比提大毛拉，通知“总统”解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决定。3月2日，沙比提大毛拉在英吉沙召开所谓“内阁特别会议”，会后宣称拒绝“总统”下达的解散令，并宣布和加尼亚孜为叛徒。沙比提大毛拉则前往莎车，与“和田伊斯兰政府”头目穆罕默德·伊敏磋商对策，企图负隅顽抗，做最后的挣扎。4月中旬，和加尼亚孜统兵抢在马福元之前进占莎车，逮捕了沙比提大毛拉及部分“内阁部长”，加戴刑具，经麦盖提押往阿克苏，将这一伙分裂首恶交付省政府当局。7月，沙比提大毛拉等在阿克苏被处以绞刑（另有一说解往省城迪化死于狱中）。此前，穆罕默德·伊敏侥幸逃脱逮捕，从莎车逃回和田。后又妄图利用马仲英与盛世才矛盾，主动提议与马议和，共同维持分裂的“和田伊斯兰政府”，遭到严厉拒绝。6月马仲英部上马虎山统兵进军和田，一小撮分裂骨干闻风出逃，分裂的“和田伊斯兰政府”崩溃瓦解。6月12日，在和田专员木合买提·尼亚孜·艾来木带领毛拉和地方长老列队欢迎下，马虎山进驻和田。至此，南疆分裂政权被彻底铲除。穆罕默德·伊敏等分裂分子带着几驮黄金，挟持3 000余民众，出逃英印克什米尔，并在此成立所谓“同乡会”，收罗新疆外流难民，继续从事分裂活动。

　　穆罕默德·伊敏在境外隐姓埋名，从列城转移到喀布尔，先是投靠阿富汗国王，获取了每月定额500元（约合125印度卢比）的资助，进而又卖身日本，通过日本驻喀布尔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由东京提供军火和经费，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详尽计划”。又提议日本选择直接出兵新疆的方案，并保证随着日本进入新疆，当地穆斯林居民发起的武装暴动会“骚扰后方，从而援助日本军队的推进”。一旦在日本的支持下实现了新疆独立，“独立的新疆”将给日本以特别的经济和政治权益。这实际上是要使新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西方人称之为“中亚伪满洲国”）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