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杨增新偏安自守与弱兵治新

　　1911年（清宣统三年），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湖北武昌起义成功，全国为之震动，各省群起响应，革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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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清德宗实录》卷545。

　　②《新疆图志》卷86。

暴迅速席卷全国。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胜利后，革命党人成立了军政府，发布文告，废除清帝年号，改元中华民国。内地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新疆，首先在省城迪化引起强烈震撼，民心浮动，官僚惶惶。

　　当时新疆伊犁新军和省城迪化已有革命党人的力量，响应武昌首义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中。迪化起义之前出现叛徒，致使起义夭折。继而伊犁革命党人于1912年1月7日在伊犁举行武装起义，兵分五路，向惠远城内各军政要点发动进攻。次日凌晨，控制了惠远城，起义取得成功。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5月18日，北京袁世凯政府任命镇迪道尹兼提法使杨增新为新疆都督，主持与伊犁革命党人的和谈。杨增新利用革命党人的不成熟，在军政全局中处于弱势的情况下，通过和谈迫使革命党人做出妥协。

　　1912年7月和9月，新伊大都督府与省政府先后达成《和议条款十一条》和《新伊组织条件二十条》。根据协议，新、伊双方实行停战，撤退军队；取消新伊大都督府，承认杨增新为主持新疆军政的省都督。至此，辛亥革命在新疆的武装起义宣告结束，夺取政权这一革命的初衷也随之流产。伊犁起义是中国辛亥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革命党人最终在妥协中使杨增新攫取了新疆军政大权，但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伊犁的统治，促成全疆建立共和，粉碎了清帝一度企图西迁、复辟制等阴谋，这些历史功绩是给以充分肯定的。

　　1912～1928年，军阀杨增新主新达17年之久，闭关自守，割据一方。在这一时期，虽外部沙俄强邻觊觎，内部社会矛盾重重，军事财政积贫积弱，但在渡过执政初期的危机之后，新疆呈现出社会逐步安定，经济缓慢发展，内外平和，一隅偏安的局面。期间杨增新的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上实行闭关偏安自守，阻止外界势力介入，尽可能为保全和稳定新疆创造条件。对于杨增新在新疆的割据统治而言，对外既包括国外也包括省外。对于省外，杨增新实行割据自守，嘉峪关外惟我独尊，在新疆门户星星峡设卡，严格稽查，拒绝内地向新疆发遣官员或其他各类人员，封锁关内与新疆的通讯、新闻及文化信息，使新疆与内地几乎处于了隔绝状态。又在星星峡派驻重兵，严防内地军阀插手新疆。对于境外则采取不干涉、不介入政策。境外先有俄属中亚难民越境事件。1916年9月，俄属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地爆发大规模反俄起义。起义失败后，遭受俄军疯狂镇压的当地牧民纷纷越境逃来新疆，一时从塔城、伊犁及喀什、乌什入境的俄属难民计30万人，牲畜两倍于此。当时杨增新政府一方面对境外抱定不干涉主义，同时从人道主义出发暂时接纳俄属难民在沿边地带临时安置，经与俄方多次联系、交涉，终于在1918年底将大部分俄属难民遣送回国，维持了边境地带的秩序和稳定。十月革命爆发后，又有协约国怂恿新疆出兵，加入干涉新生苏维埃政权之列，攻打红军。对此杨增新指令：新疆仍要坚持以往的不干涉主义，以免引火烧身，以致吃亏。自1919年底至1920年10月，先后有旧俄白卫军败兵及难民3万多人在红军打击下窜入新疆伊犁、塔城，而当时新疆本省军队尚不足万人。新疆政府“严守中立”，仍采取不干涉境外事变，对强行窜入境内的白俄实施“解除武装、分散安置”的策略，期间又反复与苏俄红军联络，提出由苏俄政府对白俄败兵宣布特赦，新疆方面负责人员遣返的解决方案。1921年1月，白俄先后在乌鲁木齐奇台和伊犁惠远城暴乱，省军集中优势兵力，平定两地暴乱。对于集中在塔城的万余名携带武器的白俄败兵，与苏俄红军达成过界追剿协议；5月，红军按协议进入新疆，与新疆驻军会合，击溃塔城白俄败兵；8月，又在阿勒泰歼灭白俄败兵主力，白俄残部逃往蒙古。红军也按协议全部退出新疆。1920年5月，新疆与苏俄签订临时局部通商条约，双方对等设立了商务代表机构。1924年10月，经北洋政府批准，新疆又与苏联政府达成在双方沿边地区对等互设五处领事馆的协议，确立了双边的友好合作关系。

　　对新疆内部，杨增新以缓和社会和阶级矛盾为主，偏安自守。“改良政治、实行民生政策”是杨增新政策的重点。改良政治实际上又是以整顿吏治为主。主要内容：一是革除陋规，以顺民情。其实包括严禁地方官贩卖乡约和验放阿訇，革除害民、扰民的稽查侦察巡长与各地方官府衙门守卫的门丁；限制地方官对百姓的经济盘剥，免除捐款，严禁官卖蚕种，严禁苛索“鞋脚钱”等杂税。革除斗行重复征收粮食贸易税和税收舞弊行为，禁止官员任意摊派税收等；对于蒙回王公的一些苛民、扰民的陋规也同时予以革除。二是严格官员奖惩制度。奖励廉洁勤政，惩治贪污受贿，并建立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考核制度。三是裁汰冗官，提高官员待遇。这些整顿吏治的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触动旧有的封建官僚体制，初期虽收到了一些成效，但下属官员很快就有了应付的办法，出现了新的盘剥花样。而杨增新本人也在以更隐蔽的手段盘剥牟利，上行下效，腐败依旧。社会阶级矛盾虽可能一时缓和，人民却仍处于压迫与剥削之中，民生政策无以兑现。

　　军事上，杨增新实行的是“分散治军”和“弱兵政策”，这与其军阀割据的统治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主观上杨增新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新疆孤悬塞外，地方武装有限，治安必须从政治入手，非用兵所能维持。一旦有事，新疆军力外不能与英、俄坚甲利兵相比，内不能控制如此广大的区域。此外，作为军阀，杨增新十分清楚尾大不掉、“武人干政”之危险，“假武官以兵权，不得其人，其裁抑也最难”①。所以尽量分散治军，防止出现任何重兵在握、威胁到他统治地位的将领。从客观上讲，民国以来中央协饷断绝，财政拮据，已不能供养太多的军队。在实行“分散治军”和“弱兵政策”中，杨增新采取不设统一编制的做法，将陆军、新军、巡防营三大建制系列的指挥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1924年以后，新疆军队编制名为2万多人，实则不足1万。仅有的军队也老壮不一、衣履破烂、武器陈旧、训练废驰。这种“弱兵”状况贯穿于杨增新执政时期，他公开声称：治理新疆并不需要军队只要他的“一颗脑袋，一枝笔管”就可以了。之所以保留军队，“不过是为了体制的关系，不能不有而已”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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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杨增新：《补过斋日记》，卷9。

　　②广禄：《新疆三十年动乱亲历谈》，载《周末观察》，台湾版，第10期。

　　军事力量积弱，无法用强力控制局势。所以在治理手段上，杨增新主要运用了两种策略，一是相互牵制和制约的策略。在军政上实行回汉相互制约，军队的主力是以回族人为主的新军回营（队），此为杨增新倚重的亲信力量；地方官员则以关内云南、甘肃等地来疆汉族人士为主，多为杨增新的亲朋故吏，由此形成以杨增新为核心的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在军队内部，新军、陆军、巡防营三大不相统属的建制系列也以杨增新为中心，相互牵制和制约。二是对待民族和宗教以实行笼络利用策略为主。杨增新认为，新疆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欲求新疆长安久治，不外利用新疆各民族之人以保新疆，实为万全之策”①。声称要通过笼络政策使新疆各民族“为增新所用，或增新不能利用回疆（指维吾尔族），便不能立足于新疆”②。对各民族的笼络主要是针对上层人物：一是清末遗留的王公贵族等封建上层人物，保留其爵位、待遇和特权，并报请北京政府重新一一予以册封；二是民族大地主、大商人等，将其中一些头面人物推举为北京国会或省议会议员，给予优厚的待遇和特权。通过掌握各民族中的政治、经济上层人物来达到控制和安抚各族百姓。

　　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杨增新看重的是宗教束缚人民思想的一面。他认为：新疆绝大多数百姓笃信宗教，“其愚处在此，其好处亦在此。假使缠回（指维吾尔人）不信宗教，不敬阿洪（訇），便不免无所忌惮，非专持法官所能维持”③。所以杨增新紧紧抓住阿訇等宗教上层人物，给以种种优待和特权，甚至民事诉讼也放手由宗教阿訇去处理，致使一些地方百姓敬畏阿訇“犹甚于官”④。同时又通过阿訇开导信教百姓各安本分，使宗教成为协助他实行统治和控制百姓的工具。当然，杨增新也深知宗教在信教百姓中的煽惑作用，所以又对新疆之主要宗教伊斯兰教作出种种规范限制措施，应该说这些限制和规范伊斯兰教的措施在处理政教分离和防止外界势力插手宗教、借端煽惑及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等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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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补过斋文牍》甲集下。

　　②《补过斋文牍》甲集上。

　　③《补过斋文牍》，卷14。

　　④《补过斋文牍》甲集下。

　　2.金树仁强行扩军与局势失控

　　1928年4月，国民党南京国政府成立，国内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动随即波及到新疆。虽然杨增新仍采取“认庙不认神”的策略。6月即通电宣布服从南京民国政府，奉行三民主义，悬挂青天白日旗帜，以归统一，但这种“独裁如故”的统治很快招致公开的反对。7月7日，杨增新遇刺身亡。省政务厅厅长金树仁组织平息政变有功，在甘肃同乡军阀势力的拥戴下，就任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兼总司令。

　　金树仁上台后，公开宣布“主省务，宜师杨之策”，实际也确实继承了前任杨增新的治新政策和制度。但金树仁资历浅薄，才干平庸，官至政务厅厅长主要靠杨增新的赏识与提携。如今作为新一任军阀接统新疆，首先要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上台后的一系列治新政策，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目的进行的。金树仁也实行了整顿吏治，但却在其中大力扩张和培植以河州同乡为核心的亲信势力。在军事上，一反杨增新的“弱兵政策”。他上台伊始，立即以“国民革命军编制”和“巩固国防”为名大力实行扩充军队。全疆军队编制由原有的3个师增加到8个师，兵力由不足1万扩充到5万人左右；同时利用整编之名裁汰了部分“回队”，增加了甘肃和本地人兵源，主要将领均由金树仁的亲朋同乡担任。通过整编大大扩充了军事实力。金树仁除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又在国外大量购置军火枪械。1932年新疆军费开支达3 974.45万元，是1927年（931.42万元）的4.3倍。军队整编后，军费开支占全省财政的74％。此外，通过设立军事学校培养人才，军队的战斗力有所提高。

　　金树仁虽然通过整顿吏治和整编军队将政权、军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进而强化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新疆社会矛盾却日益激化。帮派军政，官员腐败；扩军增税，人民不堪重负；金融危机，滥发纸币，引发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正值危机四伏之时，金树仁又在哈密实行改土归流，废除王制，不但进一步激化了各类社会矛盾，而且使民族矛盾凸显。终于在1931年2月以强娶维吾尔民女的小堡事件为导火线，引发了哈密农民反对金树仁统治的暴动。

　　哈密反金暴动一开始即带有民族反抗的成分。暴动者的一部分仇恨指向了在改土归流中得到政府分配而占有了维吾尔农民土地的甘肃汉族灾民。在土葫芦、淖毛湖一带，暴动的维吾尔农民杀死了百余户甘肃灾民的成年男子，驱逐了妇女老弱。及至哈密回王府反金势力控制暴动局面，又提出了“恢复王制”的口号。他们利用农民对金树仁统治的不满，将迫使省政府放弃改土归流、恢复哈密回王权力与农民对金氏政权的仇恨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又挑起民族事端，散布政府要将维吾尔农民的土地全部拨给汉族人耕种，维吾尔妇女要嫁汉族等流言，藉以扩大事态，胁迫省政府恢复王府制度，将暴动引向歧途。而前往镇压暴动的是以汉族为主的省军，于是暴动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民族对抗，反金斗争变成了民族仇杀。当地的汉族居民被任意屠杀，甚至早年游牧至哈密的蒙古牧民也遭到驱杀①。

　　哈密改土归流，取消王公封号后，回王聂孜尔被委以省府高级顾问，留在省城迪化，他派人与举兵反金的回王府副卫队长和加尼亚孜联络协商，共同策划，最终达成默契，聂孜尔以金钱和大量物资支持和加尼亚孜的反金武装，共同为恢复王府制度而斗争。于是王府封建公势力也站在了反金暴动一边。维吾尔农民、回王府卫队及回王几种反金的民族势力结合在一起，更增加了斗争的民族色彩。在这种形势下，以省政府委员刘文龙为代表的部分上层人士提出了和议安抚方案，主张由中央选派大员，通过和议安抚，解除哈密反金暴动的武装。剿办失利后，这种意见在省政府内渐占上风。金树仁遂委任省政府委员、前哈密回王府侍卫长尧乐博斯为哈密警备旅长，协同驻军刘希曾“安抚维民，敕平事变”②；又派出哈密县长及维吾尔宗教人士入山与暴动者谈判，希图议和，招抚暴动者。不意尧乐博斯一面与反金武装接触，一面又暗中站在反金势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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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尧乐博斯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第8页。

　　②《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142页。

边，向暴动者提供枪支弹药，甚至表示“他们攻打哈密城时，里应外合，予以协助”①。议和最终失败，尧乐博斯出走南京，代表维吾尔人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省政府内主张武力清剿的意见又占了上风。金树仁以朱瑞墀替换刘希增，增兵进剿数月，屡战屡败，和加尼亚孜等乘胜围攻哈密城，驻军严防死守，最终在城外形成对峙。正当哈密各方相持之时，前往南京请愿的尧乐博斯等在肃州（今酒泉）说动甘肃军阀马仲英出兵新疆。马仲英遂以“解救伊斯兰教弟兄”为名，实则是向新疆扩张地盘，将内地军阀混战引入新疆。

　　1931年5月，马仲英率3个纵队400余众进军哈密，初战夺哈密新、老两城失利，但却在外围瞭墩战役中以少胜多，在败省军。此役马仲英负重伤，暂撤回河西走廊一带休养。次年8月，马仲英遣部下分兵两部二次入新。南路由马世明率领，联合和加尼亚孜、尧乐博斯等一路攻占鄯善，杀害300多户无辜汉族平民。继而举起宗教旗帜，号召开展伊斯兰“圣战”。省军驰援，收复鄯善城，又以谋乱罪名滥行捕杀维吾尔族平民，由此引发万余人的反抗示威。省军驱散之，复而又聚，遂遭血腥镇压。旅长熊发有下令屠战三日，局势愈发激化，吐鲁番各地都在暗中酝酿着暴动。是年底，在马世明的策动下，农民麻木提等率先在三堡发难，暴动者劫掠并杀死了当地经商的汉族人，随后联合周围3　000多民众围攻吐鲁番老城。守将回族团长马福明久欲思变，举城而降，被委以吐鲁番城防司令。金树仁遣省军4　000余众自迪化增援，于1933年2月夺回鄯善、吐鲁番，和加尼亚孜、麻木提、马世明等退往焉耆，将战火引向南疆，一路攻占焉耆、库车、轮台、拜城、阿克苏。和田、莎车、喀什各地闻风响应，相继暴动。

　　东路由马全禄缩统领过哈密，直逼省城，1933年初包围了迪化，随后在城郊与省军展开拉锯战。在此关键之时，马仲英亲率主力3　000余人杀入新疆，先攻占哈密，然后与尧乐博斯联合，兵分两路进军迪化，省城危在旦夕。正当此时，迪化发生了“4·12政变”。省政府官员陶明樾、陈中、李笑天等在归化军支持下发动政变，随后组成省政府临时委员会。在经历了几番挣扎之后，金树仁被迫致电南京政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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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海威尔·铁木耳：《对和加尼亚孜阿吉的片断回忆》，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5页。

职。短命的金树仁政权只存在了五年，其间基本是在巩固和维持统治中度过的。治新之策拘泥于前任，没有什么新举措；社会经济却每况愈下，各类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在危机中倒台。

　　3.盛世才标榜亲苏攫取军政大权

　　盛世才是1930年进入新疆的，最初并未受到重用。及至马仲英二次入新，军情紧急，才被委以“东路剿匪总司令”，掌握了兵权。“4·12政变”时，他正拥兵迪化城郊，静观时局。其后，在政变者的鼓动和让步下，盛世才凭借手中的军事实力，出任新疆边防临时督办要职，窃取了政变的果实。

　　自民国以来，新疆长期割据，此次政变也再次给国民党南京政府控制新疆的一个机会。国民党在执政前，已在新疆有所活动，但受军阀杨增新阻挠，无法顺利发展组织。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次年新疆发生了“七·七”政变。金树仁上台执政后，国民党利用这一机会，采取先党后政的方针向新疆伸展势力，逐步控制新疆。军阀金树仁却以新疆地方民族情况复杂为由，拒不接受国民党中央向新疆派遣的党务指导人员，南京政府控制新疆的企图受挫。1933年“4·12政变”前后，倒金势力曾多次与国民党新疆省党部联络，并聘任国民党中央派来省党部工作的宫碧澄为政变后临时政府的高级顾问，国民党又一次面临控制新疆的机遇，但盛世才却以标榜亲苏，依靠外力，攫取了新疆军政大权。

　　盛世才出任边防督办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以标榜亲苏进步和信仰马列主义为手段，多方与苏联接触，希望得到军事援助。1933年7月，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副委员L.R.索科利尼夫的主持下，召开了苏联政府相关部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新疆局势并通过了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1933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国防委员会主席）K.E.伏罗希洛夫为首的专门“研究苏联在新疆的政策”的委员会；8月3日，根据该委员会的提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下达了“对新疆工作的指标”，其内容几乎全部重复了联席会议的建议。

　　盛世才执政初期面临三方面的问题：首先以军事手段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其次，省政府必须尽快稳定社会经济，消除不满的直接原因；最后，改善政治以应付各民族间的紧张状态。而这三方面的问题的解决都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完成的。军事上，当时马仲英在达坂城击溃盛世才部，进而与东路马全禄合围省城迪化；伊犁张培元通电反盛，出兵迪化，已进至乌苏，大有马、张合围盛世才之势；而此时南疆局势失控，已在酝酿建立分裂政权。盛世才对此一筹莫展，多次向苏联求助。1933年11月由苏联红军不同兵种组成的所谓“塔尔巴哈台志愿军”（因在塔尔巴哈台流亡的前俄国白卫军组成的一支分队也归这支红军部队指挥，故名）被派往新疆。红军从伊犁霍尔果斯入境，直捣张培元在惠远的大本营。时张培元正随军在迪化以西与盛世才对峙，“塔尔巴哈台军”在10架飞机和数十辆装甲车的配合下，向张的留守部队发动进攻，占领惠远城。张培元后路被抄，兵败自杀。苏军随后将伊犁交付盛世才省军，仍由霍尔果斯退回苏境。1934年1月，另一支苏联红军部队约3 500人从塔城巴克图卡入境，更换中国军装，对外称“阿尔泰军”，乘汽车向省城进军；2月3日主力抵迪化，向马仲英部发动攻击；2月8日，马仲英部向达坂城撤退，省城解围。3月初，“阿尔泰军”又配合省军攻击占达坂城，随后红军停止军事行动，撤回苏境。苏军在新境内的军事补给由苏方负责。苏联两次出兵新疆挽救了盛世才，同时也为盛在新疆建立新的军阀割据统治铺平了道路。1937年9月，苏联再次出兵南疆，歼灭了马仲英余部马虎山的势力，次年在哈密部署了一个红军骑兵加强团和一支空军支队，对外称“新疆归化军骑兵第八团”，惟当地群众看出是苏联红军部队，称之为“红八团”。至此，基本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从军事止稳定了盛世才政权。

　　其二是稳定社会经济，消除各民众的不满，这实际上是要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巩固盛世才的统治地位。对此，苏联主要是以派遣人员协助盛世才决策和施政的方式来实现的。1935年以后，成批的苏联人员被派往，分别在省政府、军队、保安、宣传、财政、交通等部门及农牧业等经济部门担任顾问或技术指导。在政治上帮助省政府制定和实施“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在经济上帮助省政府制定和实施“三年经济计划”，提供货款、整顿财政、恢复农牧业生产，发展工业和加工业生产；在军事及保安上协助新疆整编军队，建立公安和边务机构、提供各种军事装备。苏联提供的帮助使新疆迅速摆脱战争的创伤，政治面貌开始发生变化，社会经济迅速恢复。

　　其三是改善政治以应付新疆各民族间的紧张关系。1931～1933年的战乱，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民族关系紧张和民族冲突加剧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有鉴于此，在苏联的协助下，盛世才制定了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和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政策。在1934年4月12日省政府发表的宣言书中，其施政方略（即“八大宣言”）的第一条就公开提出了实行民族平等。随后召开了新疆第一次民众大会，这次大会的首要目的是缓和民族关系，实行民族平等政策。1936年新疆省政府确实的施政纲领——六大政策中各民族平等也是其中之一。对各民族首领、知名人士和实力派人物采取了和解和笼络策略。在省政府委员中，第一次有了少数民族人士，其中维吾尔族的和加尼亚孜被任命为省政府副主席。厅、县两级官员中，少数民族占了相当的比例；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也采取了扶持的政策。民族平等和民族和解政策的实施，使新疆民族关系出现了较大的改观，各地民族和睦的气氛不断增强。

　　为改善政治，新疆省政府于1934年冬成立了行政监察委员会，负责监察各级官员和行政人员，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污吏。次年5月颁布惩治贪污条例12条，并依据条例处决了一批贪官污吏，由此贪污现象大为减少，政府在各族人民中的形象有所改善。

　　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在1938年达到了顶峰。是年8月，盛世才秘密访问了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三次接见，并被破格接收为苏联共（布）党员，组织关系归属于苏联政治局，党证号为1859118①。与此同时，盛世才开始谋求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合作。他多次提出或通过苏联转达延安，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前来新疆参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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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方文：《天山风雪》，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3页。

会经济建设。在苏联的支持援助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新疆社会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经济财政和文化教育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1936～1941年两个“三年计划”其间，满目疮痍的社会经济改观，呈现出朝气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