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区的文学艺术非常繁盛，音乐、绘画尤其辉煌。这些文学艺术成就是新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又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1.文学作品

　　新疆历史上有很多优秀文学作品，《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玛纳斯》、《江格尔》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

　　《福乐智慧》是喀喇汗朝的著名长诗，由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于伊斯兰历462年（1069年）撰成，曾献给喀什噶尔的统治者桃花石·布格拉汗。全书共85正章3附篇、13 290行，采用阿理孜格律写成。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福乐智慧》以日出王、大臣月圆、贤明、隐士觉醒四个艺术形象分别代表公正、幸福、智慧和知足四种概念，通过他们的对话和故事情节的展开，阐述作者的哲学伦理思想。作者认为，作为人尤其是统治者，最生要的品德是公正、诚实、行善。作为大臣，最生要的是廉洁奉公，不贪不欲。国王应用法制治国，大臣应用知识辅佐国王。人类的价值在于知识和智慧。书中分几章专门论述如何做好国王、宰相、将领、近侍、秘书官、财务大臣和使臣，论述统治者应如何对待圣裔、学者、医生、诗人、农民、商人、牧民、工匠、穷人，以主人们应该如何为国君服务，等等。书中还对祸福、苦乐、贵贱、贫富、胜败、善恶等矛盾统一体对立转化的辩证关系做了大量论述，体现了作者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作者的道德伦理思想渊源于回鹘古老的文化传统，又吸收了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有关思想，但自成体系，独具一格。

　　《福乐智慧》用清新、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述难懂、抽象、枯燥的哲学概念和伦理思想，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该书散文体序言作者说：“秦国和马秦国的学者和智者都同意这一点：在东方，在整个突厥斯坦（以前）未曾有人用布格拉汗的语言，用突厥人的语言创作出比此书更好的作品。此书在各国因其十分有用而有不同名称。秦人称其为《王君之宝鉴》，马秦人称其为《国家之眼睛》，东方人称其为《统治者的装饰》，伊朗人称其为《突厥王书》，一些人称其为《劝王书》，土兰人称其为《福乐智慧》。”充公说明了《福乐智慧》的影响力。

　　《福乐智慧》原本已铁，现存三个抄本：（1）回鹘文抄本，一作赫拉特本或维也纳本。（2）苏鲁斯体阿拉伯抄本，又作开罗本。（3）纳斯赫体阿拉伯字母抄本，又作纳曼干本或费尔干那本。

　　《突厥语大词典》是喀喇汗朝又一部优秀的文化成果。作者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是一位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学者。在他生活的年代，阿拉伯语言文字在喀喇汗朝得到广泛推广，突厥文化有被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同化的危险。但突厥人在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阿拉伯人迫于政治、经济的需要，不得不学习突厥语。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及时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编纂了这部待适应阿拉伯人学习突厥语的词典，以发扬光大突厥文化。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作为喀喇汗朝的汗室后裔，在喀什噶尔受过很好的教育，后来遭政变逃到西部流浪时，又在当地进行了深入考察，这些都为他日后编写词典创造了条件。这部词典大约于1074年完成，并于次年献给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

　　《突厥语大词典》不仅是一部优秀的语言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关于中世纪中亚社会的百科全书。全书用阿拉伯语写成，共收词语（包括词和句子）7　500个，各种题材四行诗242首，格言、谚语200余条。共8卷。词典所收词条内容极为广泛，包括天文、历法、地球、部族、官爵、军事、政治、历史人物、神话人物、宗教、体育、卫生、医药、身体、饮食、衣服、器用、乌兽、家畜、虫豸、金石、娱乐、游戏、等等。它不仅保存了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各族人民相传数千年的基本词语和语法，而且也为后人研究中世纪西域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民族情况、地理地名以及文学艺术、体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突厥语大词典》还附有一张彩色圆形地图。这幅地图描绘出作者当时所了解的世界，也是流传到今天最早而又最完整的中亚舆图①。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的一部英雄史诗，也是我国三大史诗之一（另两部为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史诗的内容一般说来主要是战争，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一般都具有超人的力量、坚强的意志、卓绝的行为、伟大的功业，大敌当前，敢于领导人民英勇斗争，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而代表民族的精神，受到人民的普遍崇拜和热爱。《玛纳斯》也是这样一部英雄史诗。《玛纳斯》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广泛传唱，境内外都有唱本，但传唱水平最高、最有权威的是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老艺人居素甫·玛玛依的8部唱本。这8部唱本是《玛纳斯》、《赛麦台依》、《赛依铁克》、《凯涅尼木》、《赛依特》、《阿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奇格台依》。8部唱本反映玛纳斯英雄家族八代人为保卫民族生存褒义权利而前仆后继的战斗历程，一共20万行，堪称鸿篇巨制。第一部《玛纳斯》5万余行，叙述玛纳斯率领本部落人民建设家园，抵抗外敌侵入，远征胜利的事迹，艺术成就最高。玛纳斯是古代柯尔克孜人理想中的英雄，他深谋远虑，慷慨大度，嫉恶如仇，热爱人民，为自由和幸福而战斗，机智勇敢保卫民族的利益，集中体现了西域民族的英雄观，折射出西域民族精神的共性。这8部唱本还塑造了其他上百个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通过这些艺术形象，展示了西域民族性格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唱本还描述了大大小小数以十计的战争场面。这些战争场面规模宏伟，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总体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高峰。

　　《江格尔》是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最初以口头语言流传于民间，明代时以托忒文书写成文。史诗讲述主人公江格尔率领6　00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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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余太山：《西域文化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第250～251页。

勇士，征战讨伐，征服了70个可汗，战胜了各种各样的邪恶，建立了天堂般的“宝木巴”。“宝木巴”和英雄人物江格尔是史诗颂扬的两大主题。“宝木巴”是史诗描绘的一种理想社会，在那里，人人平等，个个幸福，反对部落频繁战争的一种表现。追求美好的理想社会成为这部落首领的一切优秀品质。他有崇高的理想、坚强的意志、超人的胆识、高强的武艺，他深谋远虑，讲信义，既坚决果敢，又不独断专行。为了抵抗外敌侵略，保卫家乡，随时准备率领部族战斗，甚至献出生命。这种精神实际上也是蒙古族人民强悍的民族精神。《江格尔》的语言非常优美丰富，它使用的是卫拉特民间口语，其中穿插了古代民歌、祝词、赞词、格言、谚语等民间文学形式，具有英雄史诗特有的雄浑气势和强烈的音乐格调。这部史诗还反映了卫拉特蒙古人的生活、武器、服饰、建筑等内容。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语言学作品，而且也是研究卫拉特蒙古族社会、经济、历史、语言、民俗等方面的宝贵资料。目前我国已出版两种版本的汉文译本，并有日、德、俄等多种外文版本。

　　2.音乐舞蹈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音乐舞蹈极盛的地方。《北史》卷97载：“焉耆国，爱音乐，喜歌舞。”《新唐书》卷221载：于阗“人善歌舞”。而龟兹乐舞是西域水平最高的乐舞。玄奘《大唐西域记》称，
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就是对当时情况真实的记录。

　　西汉时，龟兹王绛宾娶汉解忧公主之女第史为妻，第史热爱汉族文化，曾在长安学习音乐。成为龟兹王后之后，又于公元前65年与绛宾一起到长安朝贺，汉宣帝“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十万。留居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龟兹王室在汉文化音乐的接触和交流中，把中原民族的乐舞、乐器和音乐家带到龟兹。在中原乐舞的影响下，龟兹音乐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并成为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龟兹乐舞广泛吸取东西方的文明精华，发扬本地乐舞而成。据研究，“在乐器上，龟兹乐吸收了中原的笙、箫、埃及、西亚的竖箜篌、琵琶，印度、西亚的铜钹等，但从总体上看，仍是以本民族乐器为主，羯鼓被列为八音之领袖。在乐曲上，有反映摩尼教内容的，也有反映佛教内容的，但主要强调了本民族乐曲，把‘疏勒盐’放在压大轴的地位。在乐律上，基本上是接受了先秦的乐学体系，采用五度相生律和纯律。龟兹音乐将中原、印度、西亚三方面的音乐汇聚一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①。

　　龟兹乐的发展对中原乐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派大将吕光率兵7万远征龟兹，吕光为龟兹瑰丽的文化艺术所倾倒，384年灭龟兹后，以两万峰骆驼驮着龟兹乐舞艺人和珍宝东归。闻知前秦亡后，在武威建立后凉，并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歌舞队，为龟兹乐的东传和后来西凉乐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北魏439年灭北凉统一中原后，龟兹乐第二次大规模东传。北魏统治者非常喜爱龟兹乐，据《通典》卷142载：“宣武帝已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屈茨（龟兹）琵琶、五弦、箜篌、胡　、胡鼓、铜钹、打沙罗、胡舞铿锵镗鎝，洪心骇耳。”此后的北齐帝王也对龟兹乐“皆所爱好”，以至“耽爱无已”。北周时，568年武帝宇文邕向突厥可汗求婚，作为陪嫁，突厥阿史那公主带来一支由龟兹、疏勒、安国、康国等地300人组成的庞大西域乐舞队，再一次把西域优秀的乐舞艺术输入到中原。突厥公主带来的不少艺术家后来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来自龟兹的音乐理论家苏祗婆。他把龟兹乐律“五旦七声”的理论传授给汉族音乐家。“五旦七声”理论的确立和运用，促进了中华民族乐律体系的完善，不仅为音乐确立了规范，而且对隋唐燕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隋文帝定“七部乐”，其中三部为西域乐。炀帝增为“九部乐”，西域音乐发展到五部。唐太宗定“十部乐”：“龟兹、疏勒、安国、康国、高丽、西凉、高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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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2页。

　　②杜亚雄、周吉：《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4页。

宴乐、清乐、天竺凡十部”，西域乐占了六部，如果把“变龟兹声为之”的《西凉乐》也包括在内，则有七部①。而《龟兹乐》被称为“胡部之首”，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加上西域东渐的于阗乐、焉耆乐、突厥乐、悦般乐、默戛斯乐、米国乐、史国乐、伊州乐等等，西域音乐占有绝对的优势。

　　新疆乐舞最值得称道的还有《十二木卡姆》。《十二木卡姆》是集音乐、舞蹈、诗歌三位一体的古典文艺，是在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等新疆古代乐曲长期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了阿拉伯、波斯等伊斯兰教国家的乐器、乐曲，逐步演变成的一种大型民间套曲。共有12套大曲，每套组曲均由“琼拉克曼”、“达斯坦”、“麦西来甫”三部分组成，歌词多为名诗、歌谣或民间故事诗。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木卡姆》曾有两次大的系统整理。一次是在叶尔羌汗国时期，拉失德汗（1533～1560年在位）与王妃阿曼尼莎罕亲自组织国内乐师、歌手和诗人，对唐宋就流传在民间的《木卡姆》进行收集和整理。但他们整理的《十二木卡姆》只有“凉拉克曼”一部。一次是在1879年，由喀什艺人艾里·赛里木和莎车艺人赛提瓦尔地所主持，增加了当地民间流行的“达斯坦”、“麦西来甫”两部，形成一种更大规模的音乐、诗歌、舞蹈套曲。《十二木卡姆》一直由艺人师徒口传心授，未曾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两次派专家进行收集、录音，并于1960年正式出版，为《十二木卡姆》的广泛流传和传世创造了条件。2002年又完成了《十二木卡姆》三套音像资料。

　　3.岩画壁画

　　新疆古代绘画、雕塑艺术非常辉煌，曾经对东西文明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比如隋唐时期的于阗尉迟跋质那和迟乙僧曾在长安为质子，二人均善画，乙僧画佛像等“用笔紧尽，如屈铁盘丝”，“气正迹高”，被列于神品。他们的画法属凹凸派，立体感非常强，对中原的画法产生了极大影响。又如，新疆有大像窟，其中大型立佛比山西大同大型立佛均早一个世纪，比阿富汗巴米扬大佛或早一世纪，即使同时，数量也远多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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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西域为广义，包括葱岭以西中亚、印度。

。学者认为：“新疆大佛给予葱岭以西和新疆以东的影响，当比其他类型的石窟形制和壁画的影响理为重要。”①

　　由于篇幅关系，本节仅以岩画和石窟壁画作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代表，略作叙述。

　　新疆地区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岩画。这些岩画大约自新石器时代（或说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这些岩画镌刻着古代猎牧民族上万年的生活，内容非常丰富，既有生殖崇拜、射猎、放牧、战争等等大型生产、生活场面的刻画，又有动物、植物、手足、日月等等具体形象的刻画。这些构图极其简单的岩画，往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记录了西域原始人的成长，寄托着猎牧人的美好愿望，表现出他们的意识世界，展示出他们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它们是早期草原民族文明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存。

　　新疆生殖崇拜岩画有女性生殖崇拜岩画、男性生殖崇拜岩画、生命图腾崇拜岩画三个发展阶段，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母系社会、父系社会、氏族社会三个阶段相一致。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大型生殖崇拜岩画可视为生殖崇拜岩画的代表。在促使原始艺术发生的众多因素中，原始人的生命活力是最根本的动因。人类生命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生存和繁衍，生殖崇拜岩画是这种生命活动的直接反映。

　　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艺术。天山石壁上有大量舞蹈岩画，生动逼真地表现了原始先民在劳动（主要为猎物）过程中手舞足蹈的场景，体现了舞蹈起源于劳动的道理。

　　新石器时代父系制确立，男子作为艺术形象逐渐出现在岩画中。岩画中有男子弓射图，形体高度简化与抽象，射弓的形态与强有力的手臂、粗壮微曲的双腿，表现出生命的力量。新疆手掌岩画也非常特出。富蕴县唐巴勒洞窟岩壁上、阿勒泰县夹西哈产海洞窟内都有手掌形岩画。手创造了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战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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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宿白：《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龟兹佛教文化论集》，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第91页。

威胁人类生存的敌人，手是自身力量的符号，又是人与自然作斗争的支柱，因此成为原始人崇拜和歌颂的对象。

　　动物与原始西域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动物是西域岩画的主体形象。动物岩刻包含着古游牧民族对动物的敬仰、崇拜和依赖心理，又蕴涵着游牧民族对它们威胁人类生存的痛恨和诅咒心理。动物岩画中，羊岩画最多。羊是西域先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蒙边界的北塔山库甫沟岩壁上刻有大量羊岩画，山羊、大盘角羊、小岩羊、羚羊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表现了游牧民族对羊的喜爱。马也是动物岩画中主要的形象之一。马在古代社会的作用非常大，交通、狩猎、战争都离不开马，而且马肉可食，因此是古西域人的第二生命。呼图壁康家石门子一块石头上凿刻着九匹奔驰的骏马，表现了游牧民族对马的深厚感情。

　　新疆日月岩画特别多。西域民族自塞种起，历匈奴、乌孙、车师、柔然、突厥等部落，莫不以太阳崇拜为其原始宗教观念的特征。新疆日月岩画的突出特点是把太阳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库鲁克山的兴地岩画在岩画顶端刻有一个太阳神，头形轮廓的头顶布满毫毛状物，既拟人化，又拟神化，高高在上，成为万物之神。

　　新疆岩画还有行猎的场面。这些岩画展示了古代西域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为我们断定岩画时代提供了线索。如温宿县以石球为武器行猎的岩画，使我们断定这是新石器晚期的岩画；而尼勒克县红十月乡岩画中狩猎工具是弓箭，其形状颇似现代的弓箭模样，则就是铁器时代的岩画。从岩画中可见，古代西域人狩猎的方式既有单人狩猎，又有双人狩猎，还有集体围猎。兴地峡谷中的围猎野牛图是原始行猎岩画中的上乘之作。

　　新疆巴里坤兰州湾子有四幅车辆岩画，巴里坤李家湾子有一处车辆岩画，这些车辆有两个车轮、四条车辐，车前有牛。专家认为，这种车辆形制很可能是匈奴形式，说明匈奴文化在新疆岩画中有遗存。而伊吾县及裕民县的车辆岩画中的车型则可能是丁零人的“高车”。这些都说明车在古西域民族的游牧生产中使用相当普遍。

　　新疆岩画还有反映争夺草场资源的战争岩。如哈密巿东北沁城区的折腰沟岩石上，凿刻着一个骑马拿长矛刺向一个徒步端弓射箭的人，反映的就是争夺草场的战斗。西域民族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成长壮大，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战争中进行，西域民族精神中尚武崇勇的品质也在血与火的战争中锤炼形成。

　　新疆岩画中的形象具有原始、质朴、自然的风格特征。早期岩刻人物像逼真、精致，如康家石门子岩画，着意脸部细部雕刻，大眼高鼻、大嘴宽下巴，肩宽胯小，塞种人的基本特征表现得十分准确。动物岩刻均以侧身剪影为特征，尤重视头、角的刻画。兴地岩画中的鹿角线刻都是上乘作品。雕刻的技法纯熟、线条流畅、造型优美、意味深刻①。

　　新疆保留了许多石窟。这些石窟开凿了4～10世纪或11世纪，是1 000多年来佛教艺术的遗存。这些石窟中龟兹石窟最负盛名。龟兹石窟包括克孜尔、库木吐拉、森木塞姆和克孜尔尕哈千佛洞，地点在今库车、拜城一带。佛教石窟一般包括建筑、雕刻和壁画三部分，龟兹石窟雕塑破坏严重几乎无存；建筑有多种形制的洞窟：有供礼佛的大像窟和中心柱窟，有供高僧讲经说法的精舍，有供僧尼起居的僧房，还有供禅僧坐禅的禅窟等等。而艺术价值最高、保存相对完好的是壁画。

　　龟兹石窟壁画的题材主要有佛、菩萨、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因缘故事、护法像、僧尼、供养人、伎乐人、禽兽动物、图案文饰等等。佛传故事记述的是释迦牟尼从隆生到涅槃一生的事迹，本生故事说的是释迦牟尼成正觉之前的事迹。这两种故事在壁画中占有大量篇幅，有的佛传故事甚至形成长达60幅的连环画。这种强调积累业行寻求自我解脱（成佛）的内容，是早期佛教和小乘教的特点。克孜尔石窟是早期佛教和小乘教艺术的典型代表。小乘佛教注重禅修，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直接反映禅修的内容。如47窟绘有禅定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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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冬季、蔡宇知：《西域文化论稿》，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版。

118窟、92窟、77窟绘有僧人坐禅，背景为山峦、水池、树木、动物和伎乐等，画面上充斥着静与动的对比，衬托出坐禅的“心注一境”的境界。小乘教“云无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克孜尔石窟壁画虽然题材内容、表现形式和绘画风格丰富多彩，但观念上比较单一，就是宣扬一佛一菩萨，着重塑造释迦牟尼的前世累行、现世业力和未来授记，也就是“唯礼释迦”。

　　龟兹石窟也有大乘佛教的题材，主要体现在库木吐拉的汉风洞窟中。库木吐拉石窟开凿年代晚于克孜尔石窟，但延续时间长于克孜尔石窟，大约到10～11世纪。专家们研究，库木吐拉石窟渭干河北部的窟群区80个洞窟中，汉风洞窟有32个，约占五分之二，壁画全毁无法判断的占五分之二，龟兹风洞窟占五分之一。所谓汉风洞窟，主要指壁画的题材内容、布局构图、人物造型、装饰纹样、绘画技法诸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原地区的汉族佛教艺术风格，或受到中原佛教艺术强烈影响的洞窟。比如经变画是唐代以来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一种宗教绘画的表现形式，汉风洞窟不仅有经变画，经变画构图形式、人物形象、建筑、装饰等与中原同类壁画几乎完全一样，而且旁边多有汉文榜题。又如尊像图形象也完全是汉族式样，像旁也有汉文榜题。再如汉式千佛与龟兹风格千佛不同，装饰纹样的运用，出现团花、卷草、茶花边饰及云朵等汉式图案，与龟兹几何纹、各种变形忍冬纹迥然有别。另外还有汉式供养人像出现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汉式风格。而经变画、千佛本身都是大乘教的表现形式①。

　　汉风洞窟的出现，与唐朝在龟兹设立安西都护府、大量汉兵屯戌、汉僧移居有着密切关系，唐前未有汉风洞窟。8世纪末唐势力退出西域，9世纪上半吐吐蕃控制时期及其后回鹘统治时期，汉风洞窟仍在继续开凿。79窟是回鹘人开凿的，供养人像上方有汉、回鹘、龟兹三种文字合壁书写的榜题，说明汉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龟兹石窟壁画不仅反映了新疆古代佛教思想及其发展变化，而且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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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马世长：《库木吐拉的汉风洞窟》，载《龟兹佛教文化论集》，第287～330页。

孜尔175窟中有两人挥动坎土曼刨地，一人驱赶二牛抬杠犁地的画面；123窟有烧陶的画面。值得一提的是，石窟壁画还突出地反映了古龟兹乐舞的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在克孜尔、库木吐拉、森木塞姆等石窟壁画中出现的乐器有24种之多，至于舞蹈形象，地下天上，俯仰即是。龟兹石窟壁画既体现了宗教艺术，又富于世俗生活的气息。

　　克孜尔为代表的龟兹石窟壁画的形象的表现手法，主要是“屈铁盘丝”般的线条与凹凸晕染法相结合，与中原画法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它的线条之紧劲而流动、笔墨之淋漓而豪放，又与葱岭以西各国的画法大异其趣，形成了独立的艺术风格，成为“所有中亚艺术中的一个顶峰”①。龟兹石窟壁画又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据专家研究，“从衣褶稠密重叠看出它对犍陀罗艺术的吸收，从柔润圆转的线条和凹晕染看出它对印度马土腊艺术和阿旃陀艺术的吸收，从人体健美、比例均衡看出它对希腊、罗马艺术的吸收，从构图严整、刻画膑骨的手法和宝冠绶带看出它对古代西亚和萨珊朝波斯艺术的吸收，而线条之紧劲连绵、明快流动，墨色和水分运用之活泼酣畅，形象之富于传神和动势，以及某些图案纹样，可以看出中原绘画艺术传统特征和气质。龟兹石窟壁画具有东西方艺术的某些特征，但绝不是模仿和搀和，而是经过创造性的熔铸，是真正的吸收，是东西方古文明和艺术的荟萃，创造出自己的艺术性格来”②。

　　新疆文化艺术的内容很丰富，如文学作品还有《真理的入门》，音乐艺术还有达斯坦，石窟还有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绘画还有出土的伏羲女娲图，等等。本节所举只是撮其要而已。但仅仅是撮其要已能看出新疆文化艺术与中原文化的内在关系，已能反映新疆文化艺术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已能说明新疆文化艺术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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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谭树桐：《丹青斑驳尚存金碧——龟兹石窟壁画欣赏》，载《龟兹佛教文化论集》，第124页。

　　②谭树桐：《丹青斑驳尚存金碧——龟兹石窟壁画欣赏》，载《龟兹佛教文化论集》，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