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匈奴统治西域

　　战国至秦汉时期（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或山间盆地生活的定居或半定居的居民已形成相对独立的聚落，大多有城郭，史称“城邦诸国”。这一时期，游牧于河西一带的月氏部族逐渐强盛起来，向西发展到阿尔泰山和天山东端部分地区。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月氏势力又深入到漠北高原，控制了当地匈奴游牧部族，迫使匈奴首领头曼单于（？～前209年）送太子冒顿为人质。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匈奴起兵反抗月氏，冒顿逃归，自立为匈奴单于。匈奴赶走月氏占据北方草原后，又南下与汉朝为敌。前200年（西汉高祖七年），冒顿率兵围汉高祖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迫使汉朝结好和亲。此后，匈奴开始向西北扩展，公元前177年左右，其势力开始进入西域。

　　西汉初年，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围分布的城郭诸国号称“三十六国”，其中东部的楼兰国（位于今罗布泊西北）势力较大。天山以北有塞人、乌孙人、呼揭人，他们以游牧为主，兼作狩猎，其中乌孙国（位于今哈密附近）、呼揭国（位于今阿尔泰山南麓）势力较大。此外，在今叶尼塞河上游有坚昆部，与呼揭和坚昆毗连的有丁零人，他们都是匈奴的部属。从社会发展阶段讲，西域诸国发展很不平衡，但基本上都已进入阶级社会。从国家规模讲，诸国大者数万人，小者千余人，所谓“国”，实际上是以城郭为中心或以部落为中心的聚落人群。西域整体处于“各有君长，众兵分弱，无所统一”的状态①。

　　匈奴军臣单于（公元前161年～前126年）执政时，匈奴进入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东至大兴安岭，西至西域以西之塔拉斯河，北抵漠北，南距河套。匈奴政权机构由单于王廷、左贤王、右贤王三部分组成。王廷居中，左贤王轄东部，右贤王轄西部。匈奴统一西域之初，先以右贤王统轄，后由右贤王下的日逐王专理西域事务。公元前92年（征和元年），日逐王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常驻于焉耆（今焉耆）、危须（今和硕县东南）、尉犁（今焉耆县南紫泥泉一带）三国间，向西域诸国征收赋税和财物。《汉书·西域传》载：西域诸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一种毛毡）、罽（一种毛织品），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可见，匈奴统一西域后，主要是以政治上的统属、经济上的征收实物（同赋税）来体现与西域的统属关系的，并未实行对西域的直接管理，这也是当时游牧民族常用的一种统治方式。匈奴是中国北方草原上兴起的第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虽然它与西域的统属关系比较松散，一些边远地区甚至只是间接控制或名义上归属，但匈奴王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在西域有所作为的政权。

　　匈奴统一西域在中国历史上和西域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开创了西域与内地统一的先河，使西域与内地的关系从文明的交流步入政治的统一；其二，密切了原先分散林立，互不统属的西域诸国之间的关系，促使西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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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汉书·西域传》。

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其三，奠定了中原统一西域的基础，提供了治理西域的经验，虽然匈奴统一西域只是一种局部的统一，但这种局部的统一拓展了西域、北方草原和中原之间文明的交流，确立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为中国历史上范围更广泛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其四，匈奴统一西域后，实际上还控制了西域以西的地方，使东西方交通更加畅通。史称：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今伊朗）“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①，就是这个情况的反映。

　　2.两汉中央王朝统一西域

　　西汉初期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但匈奴经常攻掠沿边地带，成为汉朝的边患。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随着国力的恢复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决定改变政策，以武力对抗匈奴。汉朝政府制定了联络西域、共同打击匈奴的战略方针。西汉联络的对象是大月氏国。月氏被匈奴打败后，被迫迁到西域伊犁河、楚河流域一带，一直敌视匈奴。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西汉派张骞率百余人使团出发，前往联络大月氏。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截留，10年后逃脱。这里大月氏人又被乌孙人赶出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到今中亚阿姆河一带。张骞率众继续追寻大月氏人，首先到达位于今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大宛国王欢迎张骞一行，并派导译送他们经康居国到达大月氏。但这时大月氏已征服大夏，领有了阿姆河两岸，这里水草肥美，气候适宜，远离匈奴，周边安定，大月氏已不愿与汉朝联合远征匈奴。张骞一行在大月氏停留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取道西域南山（今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及阿尔金山北麓）返回。途中又被匈奴扣留，后乘匈奴内讧，于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回到长安。

　　张骞通西域，前后13年，去时百余人，归来仅两人，历尽了千辛万苦，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的使命，但仍有重要的意义。其意义在于：这是自秦汉中原统一以来第一次派往西域的使团，他们以亲身的经历带回了各种有关西域的信息，特别是有关西域政治格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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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史记·大宛列传》。

大国乌孙的信息，对于汉朝制定统一西域的方针大略起了重要的作用。张骞带回有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今中亚一带）的情况，收集到有关奄蔡（今咸海与里海一带）、安息（帕提亚波斯）、条支（塞琉古朝叙利亚）、黎轩（托勒密朝埃及）、身毒（古印度）等国的信息，使中原王朝第一次了解到西域以外的世界各国。直到今天，我们描述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中亚及其周边历史时，还要倚重张骞出使的有关记载。

　　汉朝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开始了武力反击匈奴。汉朝首先出兵占领河套以南之地，然后向河西推进。公元前120年（元府三年）秋，汉军绕道居延海（今甘肃北之居延海）向天山东端的匈奴势力发起攻击。匈奴昆邪王率4万余众归降汉朝。汉朝在河西设立了酒泉郡（后分置武威、张掖、敦煌三郡，成为有名的河西四郡）。次年，又出征漠北匈奴，大获全胜。自此，“金城（今兰州）并南山（今祁连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汉统一西域的条件成熟了。

　　公元前116年（元鼎元年），张骞奉诏，再次率300人使团，随带价值巨万的金帛出使西域。这次出使以乌孙为主要对象，兼向沿途各国派遣副使。使团到达乌孙时，乌孙王猎骄靡已年老，属下三部各自为政，属官多惧匈奴而不了解汉朝，所以不愿与汉朝结盟反匈奴，而愿派使节随张骞报谢汉朝，实际上是想进一步了解汉朝的实力。乌孙使节数十人到长安，见汉朝人众富厚，归报其国，乌孙王下决心与汉结好。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乌孙王向汉室求婚，汉朝嫁宗女解忧公主与猎骄靡。双方联姻实际上是政治上结盟。张骞所遣副使也先后到达西域其他城郭小国，及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周边国家，这些国家也遣使随汉使前来中原。

　　汉朝频繁出访各国，西域汉使“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①，引起匈奴的强烈不满，匈奴骑兵常袭击汉使，西域诸国也嫌劳扰，楼兰、姑师攻掠汉使尤甚。楼兰、姑师分别为西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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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汉书·西域传》。

二道的起点。汉要控制西域，首先得控制南、北二道；要控制南、北二道，首先得控制楼兰和姑师。因此，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朝出兵，掳楼兰王，破姑师，并将烽燧亭障从河西酒泉延伸到玉门。

　　汉虽暂时控制了南、北二道，但匈奴对西域的影响仍然很大，西域仍“畏匈奴于汉使焉”，一些西域邦国迫于无奈，不得不两面结好。楼兰王对汉武帝陈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①是这种状况的最好反映。为了彻底扬威西域，奠定治理西域的基础，汉朝进行了两场大的战争，一是“两伐大宛”，一是“五争车师”。

　　汉朝对于西域西部之强国大宛本执和好结盟的政策，“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但是大宛国统治者分为两派，一派以贵族昧蔡为首，对待汉朝态度较好，但势力不大；一派以大宛王毋寡为首，主张依附匈奴，拒绝与汉和好。毋寡非但不予宝马，而且下令攻杀汉使，劫掠财物。前104年（太初元年），汉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数万伐大宛，第一次出征失利。越两年，李广利率军再伐大宛，获全胜。大宛王毋寡被属下杀死，汉军立昧蔡为王，大宛献马，双方订立和好盟约。毋寡弟蝉后封为王，仍送王子入质，进献“天马”，维持附属盟邦关系。

　　大宛归附汉朝，对西域诸国产生了极大影响，西域诸国争相与汉结好，进献贡物，送子入质。即使有的当权者愿意依附匈奴，国内也有反对意见。如楼兰王安归仍依附匈奴，其弟尉屠耆不满。公元前77年（元凤四年），汉朝除掉安归，立尉屠耆为王，并下嫁宫女为楼兰王夫人。楼兰更名鄯善国。西域南道自此畅通无阻。

　　但是车师（姑师改名）情况不同。车师距近匈奴，仍直接受匈奴的控制。车师依附匈奴，意味着西域北道交通阻隔，因此，汉朝必须与匈奴争夺车师。这场有名的“五争车师”战争自公元前99年至前60年进行了约40年，最后，以汉朝的胜利告终，汉朝终于控制了西域北道及自车师后王廷西向的道路。西域最后一个大国归附中原，彻底改变了西域的隶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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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汉书·西域传》。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匈奴势力最终退出西域，汉朝取代匈奴，统一了西域。从此，西域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体系。

　　公元前25年，东汉建国。匈奴趁中原改朝换代之机，又开始与东汉争夺西域。东汉国力不如西汉。《后汉书·西域传》称：“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是双方争夺西域的扼要概括。所谓“三绝三通”，实际上是匈奴与中原王朝交替控制西域的过程。东汉“绝”于西域之时，正是匈奴控制西域之日；反之亦然。东汉统一西域的道路虽然比较曲折，但统一仍是大的趋势。

　　从整体上讲，公元前177年后，西域统一于匈奴；公元前60年后，统一于西汉王朝；公元25年后，匈奴、东汉交替控制西域。由此可见，统一是这一时期西域历史发展的主流；此外，西域诸国多为分散的绿洲小国，西域统一后，在一个统一的政体之下各方彼此协调关系，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中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域，西域统一于中央王朝后，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相对加快。如东汉班超任西域都护10余年间（公元91～102年），西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97年（永元九年），班超以朝廷名义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抵条支（今叙利亚），虽因风险未能渡海，但史称：“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①可见统一西域后，中国的影响已达世界主要文明地区。

　　3.汉朝治理西域的措施及制度

　　汉朝统一西域的过程，也是逐步完善治理西域的过程。汉在确立西域统治地位之前，公元前101年（太初四年），已在西域北道中心之地轮台（今轮台）及渠犁（今库尔勒以西）设置使者校尉。使者校尉率士卒屯戍积谷，既守护交通、供应汉使往来，又作为汉朝基本军事力量，必要时统领西域盟国之兵完成军事任务。使者校尉的设立开创了汉在西域设官驻军的先河，而轮台、渠犁则是汉朝在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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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后汉书·西域传》。

第一个直接治理的地区，这两方面在西域治理史上都有十分突出的意义。前77年（元凤四年）之后，汉朝又应楼兰王尉屠耆之请，在罗布泊伊循城（今若羌米兰东）设伊循校尉，驻军屯田，镇守西域南道。使者校尉府和伊循都尉府为汉朝统一及治理西域打下了基础。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汉朝统一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于西域中心乌垒城（今轮台县东策大雅），西域都护府成为汉朝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之设立有两个要点：一是将西域定为直属中央的郡（相当于今之省）一级区划。汉之都尉是辅佐郡太守的郡一级的军职；或有不置郡太守而专设都尉者，其权位颇重。西域都护同此。所以，汉统一西域后，虽然没有等同内地设置郡县，但西域的管理级别等同于郡（省）级。二是对西域实行“使护”治理方式。“使”者，差遣特派；“护”者，督统护理。西域都护府为汉朝中央派出的军政合一机构，都护总掌大纲、监督总理要务。

　　汉朝治理西域的措施及制度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设置机构，任命官吏。西域都护府是最高军政合一的机构，下设副校尉、丞、司马、侯、千人等职，军事、行政官兼有。都护的主要职责是颁行朝廷号令，镇抚西域诸国；督察政务，协调地方；指挥军事，讨伐动乱。平时则以驻军屯戍、守护交通为主。《汉书》记载，西域都护一共有18任。现已知姓名的有10任，即：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按汉之定制，边吏三年一转。但西汉末年，朝政废弛，都护任职无定期。如但钦公元1～（元始元年）～13年（始建国五年）任职，任期13年。

　　西域都护府之外，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公元前77年（元凤四年）设置的伊循都尉府，治所在楼兰地区，扼西域南道交通咽喉。汉制，部分边郡设置国都尉，治理所属周边民族。伊循都尉与此大致相当。另一个机构是公元前48年（初元元年）设立的戊已校尉府，治所在车师前部交河城（今吐鲁番交河故城。后移高昌，今吐鲁番高昌故城）。戊已校尉府下设丞、司马各一，侯五，以驻军镇守、屯田守护为主，扼西域北道交通咽喉。两个机构均属中央直辖（或谓属敦煌太守管辖），仅受都护节制。

　　都护、校尉、都尉所在驻地轮台、车师前部（或高昌）、楼兰形成控制西域腹地的三足鼎立之势。

　　汉在西域的治理机构又分为中央派出与地方册封两个系统。上述都护府、校尉府、都尉府是中央派出机构，除直辖治所之地外，主要负责督控地方；地方事务则由汉朝册封的西域各君长国官员具体管理。各君长国均有汉朝政府册封任命的地方官员。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一些大国官员，如乌孙国的大吏、大禄、大监，还颁赐了与内地最高级官员佩带几同的金印紫绶（后改为铜印墨绶，以符定制）。这些地方官员构成了汉在西域的基层管理人员。西域本地人也有任汉官校尉者，如弥国太子赖丹就是汉昭帝任命的校尉。

　　（2）驻军镇守、屯田戍防。汉朝驻军主要集中在乌垒城及周围（包括轮台、渠犁）、伊循城和车师前部交河城（后移至高昌）三处。其中乌垒城及轮台、渠犁驻军最多，约在2　000人上下；其余两城驻军数百至千余人。公元前53年（甘露元年），汉又于乌孙赤谷城屯戍。另外，敦煌也设校尉统兵，以为西域后援。西域驻军屯田所获，除军队自养外，还供应汉朝往来的官员使者。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治边措施，为历代所采纳。汉朝在西域的屯戍驻军虽然有限，但各地驻军互成犄角，形成系统的镇防布局，对于汉朝统治西域作用显著。

　　（3）绘制舆图，统计户口。疆域舆图、户籍人口是国家统治权力的象征，也是治理的重要手段。周秦以来，中国历代皆十分重视，一般均由重臣掌管。汉朝统一西域后也十分重视此项治理措施。汉朝已有西域舆图，只是未能流传。史载：桑弘羊在论证轮台屯戍时利用了当时的西域舆图，“置佼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①。都护府设立后，即查明并掌握了西域各地方的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及西域疆域四至。《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了西域都护所辖49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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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汉书·西域传》。

情况，另有罽宾、乌戈山离、乌戈、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等国，虽也有详略不等的记载，但均注明“不属都护”字样，以示区别都护所辖西域疆域范围。

　　（4）镇抚地方、督察境外。汉在西域治理政策以抚为主，镇抚并用。凡内外有事，“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由中央派往西域任职的官仅数十人，驻军仅数千人，不得不以“抚”字为主。联姻、遗赠厚币、倚重册封的地方官员是“抚”字的重要内容。“镇”者，是镇定而非镇压，主在安定社会。凡遇争议，特别是人口、地界划分等事，统由汉朝官吏进行协调；迁址等易引起动荡之事，亦由汉朝官吏协调实施。如公元前62年（元康四年），经使者校尉协调，将车师国迁往渠犁安置，以匈奴的攻掠。公元前53年（甘露元年），西域都护为乌孙大小昆莫划分地界和人口，等等。至于无法安抚协调的诸事，如攻掠、入侵，则由都护调集诸国兵力予以平安。宣帝年间，乌孙内乱，兵困解忧公主及汉使，都护郑吉调遣诸国兵马予以平息，即是其例。

　　（5）遣子入质、贡献方物。周秦以来，中原王朝一直有遣子入质的制度。即令藩属送王子入朝为人质，作为政治信誉的抵押和归属的象征。汉朝将此制引入西域。实施这一制度的另一个意义是，中央政府通过对质子的影响，进一步密切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因此在长安给以了诸国质子良好的教育和优裕的生活。此制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王莽篡政时，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各国纷纷反抗，“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究其原因，盖因延曾入质长安，“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故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

　　贡献方物也是地方臣服的一种象征。初为诸侯向天子缴纳贡赋。赋者，上之求于下，即国家征收的钱物；贡者，下之纳于上，即诸侯奉献的钱物。汉在西域实行以贡代赋的制度，要求地方贡献方物、缴纳土产，作为中央王朝与属国关系的一种表示（境外非属国而贡献者另当别论）。凡诸国前来贡献，汉朝必有赏赐馈赠，其价值大大超过贡物，目的是厚贿以达安抚。而诸国也多有以贡献获取回赠，作为与中原经济交流的方式。

　　西域为东西交通的孔道，汉朝使者往来不断，沿途地方负有接待供应之责，也是一种变相的赋役方式。惟各国地理位置不同，苦乐不均。

　　（6）维护治权、引渡逃人。引渡逃人是国家主权的又一象征。有关这类事例史籍虽然记载不多，但有一条很能说明问题。王莽篡政后，任意改变西域治理政策，引发地方混乱，车师后王姑句、若羌去胡来王唐兜因此先后降匈奴。中央政府遣中郎将王昌等前往匈奴交涉，申明西域属于汉朝，匈奴不得接受叛臣。“单于谢罪，执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恶都奴界上逢受”①。

　　（7）修筑城垒烽燧、扼守交通道路。西域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由于特定的绿洲地理条件，往来交通大多只能沿山前绿洲而行，因此护道十分重要。汉在通西域过程中十分重视控制道路。掳楼兰王、设伊循都尉，是为了控制南道的起点；争车师、设戉已校尉，是为了控制北道的起点；轮台屯田、设使者校尉，是为了控制北道的中间位置；而都护名称的本意，也是“都护南北二道”。为了保障交通，汉朝除了设官建制、驻兵屯守外，还将亭候、烽燧沿敦煌西一直修筑到罗布泊。《汉书·西域传》称：“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即此之谓。及至统一西域，驻防屯守已成声势，交通保障已有体系。城垒犄角，驻屯相间。连城而西，烽燧列亭。一些重要地段还设卡稽查。构成治理西域的基础保障。

　　（8）正史列传、制度传承。汉朝统一西域后，西域便载入中国历朝官修的正史中，而且，各朝正史多将西域列为专传。《汉书·西域传》首开其例，并确定“西域”之名。《汉书·西域传》系统记载了西域归属关系的变化、汉朝政府统一西域的过程、汉朝治理西域的措施制度。正史列传既是西域统一于内地的佐证，又是西域各项制度传承的保证，本身也可视为统治西域的一种制度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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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后汉书·西域传》。

　　4.中原王朝、北方民族及河西政权争夺西域

　　公元220年（黄初元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灭亡，中原进入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曹魏政权统一北方后，平定东汉末年割据河西的地方势力，并开始控制西域。曹魏政权主要精力用于与蜀汉、吴国争夺天下，所以，对西域的经营不甚得力，西域主要由凉州剌史或敦煌太守掌理。由于治理力度不如前朝，《三国志·魏书》未列西域专传，有关西域的记载也较《汉书》简略得多。但从有限的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曹魏仍维持了对西域的管理。

　　东汉后期，北方草原已发生重大变化。东汉桓帝时（公元147～167年）鲜卑族取代匈奴占据了漠北草原。首领檀石槐统一鲜卑东西部，在弹汗山（今山西阳高县北）建廷立制，分属部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统领。鲜卑的势力范围“南抄汉地，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①。但181年（光和四年），檀石槐去世，鲜卑瓦解，各部多先后依附于东汉和曹魏政权。西晋统一中原，接手统治西域。此时西部鲜卑势力有所增强，并与西晋争夺西域。271年（秦始七年），鲜卑秃发部犯金城、凉州；279年（咸宁五年），攻陷凉州，切断中原与西域的主要交通线。同期，另一支鲜卑深入西域高昌，多次向戊己校尉发动进攻。280年（咸宁六年）初，西晋收复凉州，加强了对西域的治理。数年间，西域大国车师前部，鄯善、龟兹、焉耆等先后遣子入侍。

　　西晋末年，凉州剌史红轨利用中原战乱割据西北，建立河西前凉政权。张骏在位时间（324～345年），前凉控制的范围“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暨居延②。此时，西域的西晋命官亦不受朝廷控制，西域长史李柏归顺前凉，戊己校尉赵贞拥兵割据高昌。327年（咸和二年），张骏亲征高昌，大获全胜，随后在高昌设置郡县是为西域设郡之始。从史籍记载和出土文书看，高昌郡下设田地等县，县以下设乡、里，各设督邮、啬夫等职，基本上同于汉晋中原地方行政体制。前凉还保留了前朝西域官职，西域长史（或称西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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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后汉书·鲜卑传》。

　　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护）、戊己校尉、伊吾都尉与高昌郡同属前凉沙州剌史统辖。329年，羯族人石勒统一中原北部，建立后赵政权。张骏遣使中原，俯首称臣，惟仍保持前凉国号。此时，西域至少在名义上又统一于中原北部。张骏力图扭转西域强国称霸的局面，加强对西域的控制。335年（咸康元年），遣军渡流沙征服鄯善、龟兹，迫使焉耆、于阗、车师前部等国恢复朝贡。345年（永和元年）末，张骏又伐焉耆，一路攻城占地，直入尉犁，焉耆王被迫投降。至此，前凉基本上恢复了前朝统治西域的范围。张骏去世后，前涼对西域的统治有所松弛，但仍维持了西域遣使朝贡的关系。376年（太元元年），氐族建立的前秦灭前凉，西域随之归前秦统治。前秦采取不同于前凉征讨为主的政策，代之以宣抚为主的方针。381年（太元六年），西域与东夷等62国遣使朝拜，贡献方物。鄯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王弥亲赴长安，“请依汉置都护故事”，并愿为王师引导，前往西域①。383年（建元十九年），前秦以骁骑将军吕光统兵西征，恢复中原对西域的统治。吕光返回时，前秦因淝水之战败于东晋，中原动荡。吕光在姑臧（今武威）建立后凉政权。吕光派儿子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以西军事、西域大都护，镇守高昌。后凉政权维持的时间不长，403年（元兴二年）亡于后秦政权。后秦势力限于秦、陇及山西部分地区。

　　5世纪初，北方草原又兴起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柔然。柔然本是鲜卑的一个部落，402年（元兴元年），社仑称可汗，统一各部组成联盟，称霸草原。柔然势力向西发展，开始控制西域焉耆以北的地区。其后，又不断扩大势力，西域“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焉耆、鄯善、龟兹、姑墨等大国，也受其役使②。乌孙不堪柔然侵扰，甚至西迁葱岭。原来称霸草原的鲜卑族，此时已向南发展，成为中原强大的政权——北魏王朝。北魏统一中原后，作为中原王朝的正统，势必要传承接统西域。柔然则挟制河西北凉政权，阻挠北魏进入西域。北魏统一西域的战争首先从扫除北凉开始。439年（永和七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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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资治通鉴·晋纪》。

　　②《魏书·蠕蠕传》；《宋书·芮芮传》。

魏太武帝下诏公布北凉割据称王、勾结柔然和吐谷浑、阻碍北魏与西域交往、重税西域胡商等十二大罪状，出兵西征。随即攻克凉州，灭了北凉政权。越两年，又攻占酒泉。北凉残余势力西渡流沙，于442年（太平真君三年）占据鄯善。北凉残余势力在柔然的支持下，胁迫鄯善王真达与北魏为敌，西域交通受阻达数年。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北魏发凉州兵西征鄯善，真达自缚出降。鉴于鄯善所处地位的重要，北魏决定在鄯善设立军镇，派员直接治理。448年（太平真君九年），太武帝以朝臣交趾公韩拔为西戎都尉、鄯善王，统带官兵，镇守鄯善，“赋役其人，比之郡县”①。时车师前部王车伊洛已归附北魏，与鄯善联络声势，然而高昌却仍由北凉的残余势力控制。是年，北魏太武帝率大军亲征柔然，大胜，柔然退往漠北草原。同期，北魏又向西域柔然势力发起进攻，破焉耆、龟兹等国，极大地增强了北魏在西域的势力。史称：“诸胡威服，西域复平。”北魏又于焉耆设置军镇。鄯善、焉耆军镇是军政合一的机构，两军镇的设置标志着中原军政制度已推行到西域腹地。

　　6世纪上半叶，阿尔泰山以南的游牧部落突厥兴起。突厥原臣属于柔然。柔然内部分裂后，国势大衰。552年（废帝元年），突厥灭柔然，建立突厥汗国，一支新生力量加入了西域的角逐。突厥在兴起过程中，逐步占有了天山东部伊吾以西、焉耆以北，及准噶尔盆地东部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南的地区。突厥汗国有东、西两个重心。西面可汗室点密先攻高昌，迫其臣属。后又统兵10万往征西域他国，占据乌孙故地。至558年，汗国领地已东至辽海，西达西海（今里海），南自漠北，北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西南达中亚阿姆河流域。强盛的突厥汗国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控制的范围。583年，以金山为界，突厥分为东、西两大汗国。西突厥汗国领地东起伊吾，西至里海，南达疏勒、于阗，北到阿尔泰山以北，西域包括在西突厥的势力范围之中。

　　纵观魏晋以来300多年中原王朝，北方民族及河西政权对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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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魏书·鄯善传》。

的治理，可以看出几个发展趋势。

　　首先，虽然中原割据削弱了统一西域的能力，但西域与内地统一的进程仍在继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朝廷设置职官，从魏晋的西域长史、戊己校尉至北魏的西戎校尉，沿革不断。二是西域遣子入待、贡献方物300多年间虽有间断，但已成定制。三是朝廷在西域直接治理的地区扩大，程度加深，前凉已开始设高昌郡，北魏又设鄯善镇、焉耆镇。四是历朝正史皆载西域，疆域舆图绘制更趋完善，从《魏略·西戎传》到《魏书·西域传》、《北史·西域传》，各有传篇。五是经过300多年的交往，西域与中原社会发展的差距缩小，社会体制、风俗民情不断趋同。如高昌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略同于内地。王国设令尹1人，由世子担任，相当于中原的丞相。“其大事决之于王，小事则世子及两公随状决断”；政务由吏部、祠部、库部、仓部、主客、礼部、民部、兵部8长史执掌，8司马为之副；境内设郡县，等等，皆略同于中原。所谓“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即此之谓。

　　其次，通过300多年间的交往和交流，西域与内地统一已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提倡的观念，一旦条件成熟，中原统治者往往将收复西域作为“垂芳千载、不亦美哉”①的宏大事业。如北魏帝拓跋焘自诩：“自古帝王虽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联今手把而有之，如何！”②西域虽孤悬塞外，对统一的向往也与内地一致。如鄯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王弥入献前秦：“请依汉置都护故事。”民间也向往统一，胡商要求统一更为迫切。史载西域商人闻隋（581年）统一中原，“密送诚款，引领翘首”，盼望隋朝尽快统一西域。③

　　第三，在策略和方式上，各朝政权收复西域更多地采取了安抚赏赐为主的和平方式。魏晋以来在西域有所作为的朝代，无不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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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晋书·苻坚载记》。

　　②《魏书·焉耆传》。

　　③《隋书·裴矩传》。

使结好，安抚赏赐，而且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前秦苻坚所谓“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①是这种策略思想的代表。前秦灭前凉后，即令凉州剌史遣使携大量丝绢往西域宣抚安辑。数年间，西域数十国先后遣使朝贡，鄯善、焉耆两王还亲赴长安。北魏拓跋焘经营西域，也先遣董琬、高明携金银、丝绸赴西域，引西域数十国相继来朝。

　　第四，中原与西域的统一历来受北方草原游牧势力的牵制和争夺，魏晋以来300多年间，中原割据，力量削弱，这种牵制和争夺更为激烈。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一些中原王朝采取了互相制衡的策略。如北魏政权长期与柔然争夺西域，但高车势力兴起后，又转而扶持柔然，对抗高车。这种制衡策略虽然最终目的是为了统一西域，但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加剧了西域的战乱，影响了西域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5.隋中央王朝统一西域

　　581年（开皇元年）隋朝建立。数年后灭南陈，结束了中原长达数百年的割据局面。隋朝建立之初，文帝为了抵御北方东突厥的进犯，曾遣使西域，与西突厥联络结盟。炀帝时，开始积极经营西域，并将统一西域的突破口选在伊吾。伊吾地处西域东部，不仅是西域的交通要冲和战略要地，而且是商胡杂居、货物云集的经济重镇。炀帝先派待御史韦节等出使西域，又令内史侍郎裴矩往张掖，掌西域商胡贸易之市，以此联络商胡，了解形势。608年（大业四年），隋以右翊将军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军，进取伊吾。大军至，伊吾守军降。610年，隋在伊吾旧城东筑新城，设伊吾镇，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统兵驻防。又设伊吾郡，除驻军外，另设司马一人，总理军政事务。609年（大业五年），隋平定吐谷浑后，乘势又在塔木里盆地东南部设鄯善郡和且末郡。鄯善郡治所鄯善城（古楼兰城），下辖显武、济远两县；且末郡治所古且末城，下辖肃宁、伏戎两县。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隋朝政府“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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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晋书·苻坚载记》。

诸郡运粮以给之”①。裴矩所著《西域图记》称：“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②鄯善、伊吾已设郡县，西域门户隋朝已经三居其二。

　　高昌国素与内地关系密切，隋朝建立后，又与隋朝交通。609年（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至河西焉支山（今甘肃永昌县西、山庙县东南），高昌王及西域大小数十国前来朝贺。612年（大业八年），高昌王麴伯雅朝隋娶华容公主。回国后诏改服色：“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袵。”③归顺隋朝之心跃然于上。西域门户尽握隋手。

　　西域其他地方，“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④。时东突厥降隋入朝，西突厥射匮可汗也接受隋的册封，中国已处于大统一的前夜。然而，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却贸然东向用兵，611～614年，倾全国之力，三征高句丽。调兵征粮，举国骚动，猾吏侵渔，民不聊生。618年（大业十四年），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摧毁了隋王朝，西域的经营筹划也随之中止。

　　618年（武德元年），唐朝建立。唐朝统一了中原，隋后平定割据陇右的薛氏和凉州的李轨，统一了河西。630年（贞观四年），唐削平东突厥汗国，统一了漠北草原。西域为之震动。臣属于西突厥的伊吾七城自动归降，唐在伊吾设西伊州，后改称伊州。

　　此后唐朝经营西域步伐加快。640年（贞观十四），唐调集各路兵马号称15万出兵高昌，以所属左领军大将军契苾何力率铁勒及突厥兵数万随军出征；同时，又遣使焉耆，请为声援（焉耆曾遭高昌攻掠）。由此可见，唐出兵统一西域，是以汉族、草原民族及西域同盟多方协力进行的。唐军出伊吾，取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县北），南下进围高昌，麴文泰暴卒，子麴智盛开城出降。唐于高昌置西州，于可汗图城置庭州。又在西州设安西都护府，统领西域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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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隋书·食货志》。

　　②《隋书·裴矩传》。

　　③《隋书·高昌传》。

　　④《隋书·西域传》。

政。这是唐朝在西域设置的最高军政机构。

　　624年，唐册封泥孰可汗之孙乙毗射匮为西突厥可汗，以控制西域北部和西部。但乙毗射匮却计策将唐限制于西域东部。乙毗射匮通过部下娶焉耆王女的方式控制了焉耆。进而阻碍交通，骚拢西州。唐军于644年（贞观十八年）攻下焉耆，但未能有效占领。648年，唐军再次出兵。此次仍为蕃汉联军，并以蕃兵为主，统帅也由突厥降人右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担任。铁勒兵13部、突厥兵10余万骑，加上关内、伊州、西州汉军，唐军浩浩荡荡，先取焉耆，后攻龟兹。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屈利啜先后归降。唐军出师南下，于阗王亦降。唐又以新归顺的昆山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泥伏钵罗叶护，继续招讨。于是，西突厥纷纷归顺，西征获全胜，统一西域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

　　唐乘胜在西域设立疏勒、龟兹、于阗、焉耆（679～719年改为碎叶）四军镇，统由安西都护节制，史称“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及安西四镇的设立，是唐朝统治西域的重要步骤。从这些机构的设置来看，唐朝对西域的治理，既有继承前朝的政略，又有新增的措施。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在治理体制上，仍实行军政合一的方式。自汉代创立军政合一的都护制以来，历朝相沿继承，收效甚佳，可见这种治理体制与当时西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是基本适应的。其二，在治理方式上，仍实行唐初以来镇抚结合的策略。军镇主管驻兵防守，都护府主掌安辑宣抚。其三，在治理力量配置上，实行蕃汉结合。四镇守军蕃汉杂处，统兵将官亦汉蕃搭配。其四，在治理力量布局上，重视西域西部和南部的沿边要地。自汉代以来，历朝治理西域，鼎盛时期，多以西域中部焉耆、龟兹为重心；势力较弱时，则以西域东部伊吾、高昌、鄯善等地为重点。唐安西四镇皆为西域西、南部沿边要地，特别是在碎叶镇深入西部，震慑中亚。所以，四镇的建立大大扩展了唐王朝直接控制的范围。总之，唐设安西都护府及安西四镇，标志着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治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唐统一西域后，在治理体制上做了重大变革，标志是设立羁縻府州。最早设立羁縻府州是在征讨阿史那贺鲁时，654年（永徽五年），于西突厥处月部故地设置金满、沙陀两羁縻府州，各设都督节制①。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后，羁縻府州在西突厥故地全面铺开。658年（显庆三年），设昆陵、濛池二羁縻都护府，以西突厥部落为基础，下设羁縻府27个（史书记载不全，此为今所知者）。唐册立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统辖原西突厥左厢五咄陆部落。册立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统辖原西突厥右厢五弩失毕部落。又派光禄卿赴西域，与弥射、步真代表朝廷册立各部落首领，“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节级授（羁縻府州）剌史以下官”②。同年，安西都护府升为安西大都护府，迁往龟兹，居中统辖西域。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设立四镇都督府，即龟兹都督府、焉耆都督府、疏勒都督府、毗沙都督府，下设34羁縻州。葱岭以西原西突厥的属地范围内也建立了羁縻府州，有专使前往册封。时葱岭西（吐火罗地区）及粟特地区（今中亚河中地区）城郭小国林立，都督府基本上以国别来划分。据《新唐书》记载：“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督府。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此外，《资治通鉴》卷200记载：“显庆四年（659年）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挹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

　　702年（长安二年）唐于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709年（景龙三年）升为北庭大都护府，与龟兹安西大都护府分治西域南北。天山以北，北庭掌之；天山以南，安西统之。由是西域羁縻府州制趋于完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为唐王朝直接派往的治理机构。大都护府设大都护或都护1人，从二品或正三品、与朝廷尚书或左、右仆射同级，可见地位显赫。下设副大都护或副都护2人，长史、司马各1人。大都护府内政务、军事、司法、财政各有专署分理，设有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参军等官署及录事官职，多与朝廷各部对应。大都护的职责范围是：“掌所统诸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判府事。”大都护“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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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唐书·沙陀传》。

　　②《唐会要》卷73。

　
之重莫此焉”①。

　　西突厥两厢昆陵、濛池两都护府归大都护统辖，但对下属所实行的羁縻管理方式，使之在机构的设置上，与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有较大的区别。在职官名称上，两者分别称为兴昔亡可汗兼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其中既有可汗封号，又有朝廷的官职，汗号、官职并用。而且，各都护府及下属都督府，只有首领接受朝廷的可汗、啜、俟斤等封号，及都护、都督、剌史等官职，基层仍按原西突厥内部旧制。各都护府、都督府一般设有参将，大多主办汉文文书。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围都督府及葱岭以西诸都督府，一般是王号与都督、剌史官职并称。

　　在西域东部伊州（今哈密地区）、西州（今吐鲁番地区）、庭州（今昌吉和乌鲁木齐地区），唐王朝实行了与内地等同的州县管理体制。州设剌史，总管全州，下设别驾、长史、司马副职，分掌政务、军务。州职能机构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各设参军主持。县设县令总掌政务，县丞、主薄、县尉佐之，分管各部事务。县以下设乡、里。乡设耆老（或父老）；里设里正。经济上实行与内地等同的“均田制”土地制度、“租、庸、调”赋税制度。军事上的“府兵制”实行得更为广泛。不仅西域东部州县实行此制，而且葱岭以东的西域西部地区也普遍实行“府兵制”，甚至葱岭以西的部分地区也设立了军府。

　　从以上唐对西域的治理可以看出，唐政府在当地实行的是边疆羁縻制度与内地州县制度并存的治理方式；此外，羁縻府州本身又具有羁縻制度与州县制度的双重性质。这种“并存”的治理方式，反映出唐王朝在西域的治理体制正在从羁縻制度向州县制度过渡，由此使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更趋直接，管理更趋强化，进而使边疆与内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向一体化过渡。惟“汉蕃分治”仍是“过渡时期”的重要内容，但采取了“上合而下分”的具体管理方式。即安西与北庭两大都护府分掌西域全境，实行“汉蕃合治”的管理，其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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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通典》卷32。

别设立州、县或羁縻制的都护府、都督府，实行“汉蕃分治”的管理。甚至在同一地区，两种管理体制也并存。如庭州下有金满县和轮台县，又有金满州羁縻都督府和轮台羁縻都督府，以管理当地的游牧部族。

　　734年（唐开元二十二年）唐册封的突骑施忠顺可汗苏禄以北庭都护擅斩突骑施首领为由，举兵反唐。唐先后调集6万大兵西征，在突骑施属下大首领莫贺干达及拔汗那、石国、史国等的配合下，于739年（唐开元二十七年）平定苏禄之乱。西突厥诸部纷纷上表，请唐王朝“将部落于安西管内安置，永作边犴，长为臣子”①。唐对西域的治理进一步强化。苏禄反唐之时，吐蕃势力乘机响应。吐蕃于663年（唐龙朔三年）灭吐谷浑后占据青海，进而进入塔里木盆地，曾于680年前后陷龟兹、疏勒。苏禄反唐时，吐蕃出兵配合突骑施向唐安西各军镇发动进攻，又与唐争夺帕米尔之大小勃律。虽然唐军最终在对吐蕃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至753年（天宝十二年）收复了大小勃律，完全控制了帕米尔，但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却有所削弱，境外大食乘机向西域西部伸展势力。

　　750年（唐天宝九年），定西节度使高仙芝以石国王“蕃礼有亏”，出兵征讨，破其国。石国王子遂引大食兵入犯唐境。大食即阿拉伯帝国。7世纪初兴起后，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向东方扩展势力，占据波斯，后又侵入唐王朝统辖的西域西部中亚两河地区。各属国多次告急求援，唐王朝都没有发兵，致使大食势力侵占中亚的河中地区。此次既有石国王子为内应，大食乘机大举入侵西域西部。高仙芝闻讯，率安西四镇唐军并调发西域各羁縻府州兵计6万余人前往迎敌，进抵怛逻斯地方（今塔拉斯河流域）与大食军遭遇，两军对垒。史载：双方“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②。及至撤回安西，四镇精兵损失大半，大食乘势占据石国，是为西域历史上著名的“怛逻斯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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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册府元龟》卷977。

　　②《资治通鉴》卷216。

　　唐军虽然失利，但仍牢固地控制着西域的局面。各属国藩部册封、朝贡依旧，753年还收复了大小勃律，在十姓故地册封了突骑施可汗。战后唐与大食的关系也很快恢复正常，752～753年间（唐天宝十一年至十二年）大食使者前来唐长安朝贡达4次之多。

　　755年（唐天宝十四年）中原发生“安史之乱”。次年唐肃宗李亨在灵武（今属宁夏）继位，调集各地兵马勤王。西域安西四镇驻军主力也调往内地参加平乱；另有西域属国拔汗那、于阗等奉调随安西四镇官军勤王，其中于阗王率精兵5　000入关。758年（唐乾元元年），又有吐火罗叶护乌那多等西域9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被派赴朔方行营效力。境外大
食国也派兵相助。一时“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成为平乱主力，但唐在西域的统治和城防却大大削弱了。

　　吐蕃乘“安史之乱”进占河西，切断了东西往来的交通，随后向孤立无援的西域不断发起攻击。朝廷命官、留守军卒并地方军民武装合力奋战，历经艰辛，抗击吐蕃，保全西域免遭分割。768年（唐大历三年）前后，西域偶与中央王朝恢复联系，唐政府始知孤军坚守，西域尚存，上下无不对西域军民“忘身报国”的事迹而感动。唐代宗诏令褒奖：“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怀，张我右腋。”①781年（唐建中二年）又分别任命坚守西域的曹令忠、郭昕为北庭大都护和安西大都护，加封宁塞郡王和武威郡王，西域在中央王朝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783年（唐建中四年），长安发生泾原兵变，唐德宗遣使吐蕃求援，吐蕃乘机提出割让河西东部泾、灵等4州及西域安西、北庭的交换条件，实际上是要占有唐自泾、灵4州以西的西北全境。当时吐蕃已控制了河西且深入关陇，西域已被吐蕃阻断，孤悬塞外20多年，唐在西域的守军已失去拱卫作用。朝廷遂与吐蕃签约，应允出让安西、北庭；又专发《慰问四镇、北庭将士敕书》，拟派专员前往西域办理交割。由于道路遥远、交通阻塞，朝廷意旨并未到达西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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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唐大诏令集》卷116。

789年，唐军仍坚守安西、北庭及葱岭以东各地。时回纥汗国兴起，已占有漠北蒙古草原，并进入西域东部。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的葛逻禄部则取代突骑施部，领有西突厥十姓故地。是年，吐蕃联合葛逻禄部进犯北庭。北庭驻军与回鹘（788年自请由回纥改称回鹘）相联合。在遭遇战中，唐、回联军失利，回鹘被迫回漠北，北庭为吐蕃攻陷，唐军官兵2　000余众撤往西州（今吐鲁番）。790年（唐贞元六年），唐、回联军出兵反攻北庭失利，葛逻禄占据了浮图川（今吉木萨尔一带），吐蕃则乘势攻占了西州，进而围攻龟兹。时安西四镇唐军已空，当地各族军民奋起抵抗吐蕃。次年，回鹘第三次出兵西域，终于击败吐蕃，收复北庭、西州、解龟兹之围。至此，西域已分别为回鹘、吐蕃控制。其中回鹘领有北庭、西州及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焉耆、龟兹、温宿、拨换（今阿克苏）和疏勒以东一带；吐蕃则占有塔里木盆地南缘，于阗是吐蕃统治西域的中心。葱岭以西中亚河中地区则被境外大食占据，唐王朝势力基本退出了西域。